女传教士们知道我要来。她们派了个身材高大的爱尔兰人，划着一尾小小的独木舟前来迎接。我所乘坐的汽轮抵达尤克卢利特码头的时候，天刚蒙蒙亮。那时我只是个十五岁的女学生，周围的一切看上去庞大、阴冷而陌生。码头上只有我孤零零的一个，爱尔兰人毫不费力就把我认了出来。
当时正值退潮，所以我需要爬过一条长长的梯子才能下到独木舟里。梯子上每一格都是黏糊糊的，令人恶心。比梯子更吓人的，是摇曳不定的小船和那男人的大笑声。他粗壮有力的胳膊划动双桨，小船在风浪中迅疾前行。
我们来到“托克西斯”，这是印第安人对传教所的叫法。它伫立在岸边比涨潮线只高一点的地方，面朝大海，背靠森林。
传教所是一座木制建筑，没有涂漆。窗户上也没有挂帘子或百叶窗，从水上看过去里面黑黢黢的。我们朝它划过去，独木舟陷在岸边的淤泥之中。那个大个爱尔兰人用胳膊把我一把抱了起来，走到门口才放下。
修女们已经在门口等着了，烹鱼的香味从她们身后传来。鱼类是尤克卢利特人的主要食物。
两位修女仪态端庄，院长嬷嬷尤显高贵威严。她们高高的鼻子上架着眼镜，嘴唇薄薄的，眼神温柔，身穿深色直身修女袍，纽扣一直扣到颏下。
厨房里所有的器具都只有一式两份，所以我只好在一个箱子上坐下来，用大碗喝水，用一个锡制的馅饼烤盘吃饭。
早餐之后，我们跪下来，开始念长长的主祷文。从厨房的窗户向外看去，离森林边缘几英尺开外长着一棵巨大的香脂松树。树干笔直，高耸入云。
“请宽恕我们的罪孽”，这句祷文将我的思绪从松树上拉了回来，正好来得及说“阿门”。我们站起身来，才发现屋子里已经站满了印第安人。他们都是来看我的。
站在印第安人和两位庄严尊贵的修女面前，我感到自己如此年幼而无知！酋长老西比被奉为能看面相的人。他蹲坐在修女嬷嬷的药箱之上，棕褐色的双手像铁钳般抓在箱子边缘，手肘紧绷，双肩前倾。破旧的鞋子从箱子边上松松地悬垂下来，似乎里面空无一物，只是吊在绳子上。他搜寻的眼睛紧盯着我，仿佛能穿透我的灵魂。忽然，他结束了对我的审视，眼睛从我身上移向窗外。他嘴里蹦出几句简短的奇努克语，从药箱上跳下来，大步朝村里走回去。
我几乎不敢开口，但还是向修女们问道：“他说什么了？”
“没说太多。只是说你无所畏惧，不自高自大，是个知道怎么笑的人。”
托克西斯地处的海滩平缓而狭长，印第安村则位于海岸线上向内陆凹进来的一段短短的海滩上，两侧是嶙峋的礁石，向大海延伸过去。
托克西斯和印地安村相距一英里，学校位于两地正中。和前两者一样，它也夹在大海和森林之间。
每到礼拜日，学校就摇身一变成为“礼拜堂”。它有个尖尖的房顶，两边各有两扇窗户，正面是大门，后面连着一个柴棚。
学校的设施包括一张世界地图、一块黑板、一个炉子，以及一些做工粗糙的课桌和长椅。在门背后的一个箱子上还放着一桶饮用水和舀水的锡勺。
小修女嬷嬷会先去学校，把火生好。如果碰到涨潮，她就得从森林边的那条小路绕过去。海水侵蚀了大树的树根，弄得小路上坑坑洼洼的。有时，巨大的树根翻起，翘在空中，人只好绕道从沙龙白珠树坚硬的叶子中，或者臭菘湿地里穿过。地面上长满了野生植物，让人无从下脚，小修女嬷嬷恨透了这样摸索着前行。每次当她从幽暗的林中出来，看到那未经粉刷的学校小屋，她都是满怀欣喜。院长嬷嬷则毫无畏惧，总是沉着地大步向前。她从小径走出来以后，会用一个牛角吹号。她的气息悠长，吹出来的号角声令人震惊。但这号角声从来也没能成功地把孩子们召集到学校里来。对于这些印第安孩子们来说，还从未有人向他们提到过时间或者责任这一类的概念。于是院长嬷嬷接下来就会到村里去，把她的那些学生一个个地从茅屋里揪出来。
我刚到尤克卢利特的那天早上学校里座无虚席。因为在这里，有人从外面来是件不寻常的事情。念完主祷文之后，两位修女唱起了赞美诗，而孩子们则一直盯着我看。
修女们在黑板上写起A、B、C的时候，孩子们开始从自己的座位上扭身下来，啪塔啪塔地朝水桶跑去。喝完水后，孩子们会把勺子扔回去，发出咣当的声音。
教室的门吱扭吱扭地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开门和关门中间只相隔一秒的时间。这是孩子们到门外去吐口水，因为在室内直接往地上吐痰是不被允许的。他们也还没有学会在口袋里带一块手帕，所以你可以一直听到他们吸鼻涕的声音。
看来课堂教学进展顺利，于是我悄悄地从教室里溜出来，想去村子里看看。
一秒钟之后，以为我出门吐痰的孩子们发现我没有及时回转，便开始从自己的课桌里扭身出来去找我，先到水桶边，再到吐痰的台阶上。到了门外以后，他们的小光脚丫更是停也不停，直到最后把我追上。
从那之后我就被“严加看管”起来。直到学校开课之后很久我才会得到允许离开托克西斯到村里去。路过学校的时候，我总是小心翼翼地伏低了身子从窗下轻轻掩过。
在海湾的两头，各有一组低矮的房屋聚在一起——房子大而平，用厚厚的手工制作的雪松木板材搭制而成。房子正面平整方正，侧墙用的是海上漂流过来的原木。房顶用树皮和木片铺制，上面压着巨石以防被风刮走。房子和房子之间并不相连，冷风从房子之间狭窄的空隙中呼啸而过。
这里的人和房子给人一种相似的感觉——它们沐浴在同一片阳光下，同样被风雨、森林和海塑造着。
一开始我有点害怕这些印第安人。当我敲门听不到回答，怯生生地走进房里，却总是受到屋里人的热情欢迎以后，我才知道印第安人并没有敲门后再进屋的习惯。通常，你会发现某个老妪蹲在土地上，用雪松篾片或者碎布条编织挂毯。编条的一端固定在一个简单的木架上，编条的另一端在她干枯而弯曲的手指中上下翻飞。在她身边，印第安小孩们在地上翻滚玩耍。她担负着织毯和看护孩子的双重任务。
每个大房子里都住着好几家人。他们共用大门和排烟孔，但是每家都有自己的火堆，周围放着各自的物品，这就是他们自己的家了。
大房子里面很暗，满是烟雾，熏着人的眼睛和喉咙。泥土的地面脏兮兮的。
印第安人们饶有兴味地看着我打开折凳。我的素描袋也让他们大感新奇。当小船、大树、房子在画纸上一件件显现出来的时候，他们围拢过来，指指点点咕噜个不停，但我听不懂他们都说了些什么。有一天，我通过手势和笑容的沟通，得到允许为一个织毯老妇画像。她对我点点头，于是我开始画画。忽然，一只猫从排烟孔里跳进来，从椽子上一跃而起，落到一堆散落的盒子上。喧嚣将息，忽然间又有一声野兽般的咆哮响起，一堆毯子、被子飞向空中，一个男人的脑袋从里面冒了出来。他冲着我大声喊叫，黑眼睛锋利地朝我射来。老妇人的微笑倏地从脸上消失了。
她冲我叫道：“卡拉塔瓦！”（奇努卡语里“走”的意思）。我赶快跑了出来。
后来，那个老妇人从海湾对面叫我，我却没有理会。
修女嬷嬷问我：“老瓦努科夫人叫你，你怎么不理她呢？”
“她刚才发火了，还把我从家里赶了出来。”
“可我听见她说：‘克里瓦克，回来，回来！’”
“克里瓦克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
这时传教所的屋门吱扭一声打开了，乍一看上去，好像一团破布滚了进来，发出了一阵呻吟声。
“天啊，瓦努克夫人！”修女嬷嬷惊叫出来。“我还以为你不能走路呢！”
那累得半死的老妇人探身向前，拉起我的裙摆用手抚摸起来。
“瓦努克夫人，克里瓦克是什么意思呀？”修女嬷嬷问道。
瓦努克夫人用大拇指把两边的嘴角向上拉，又指了指我。然后她和修女嬷嬷用低沉粗噶的奇努卡语咕哝了半天。最后，修女嬷嬷告诉我：“克里瓦克是印第安人给你起的名字，意思是‘爱笑的人’”。
老妇人试图对修女嬷嬷解释说，她丈夫以为是我弄翻了那些盒子，结果把他吵醒了，他不知道其实那是猫干的好事。修女嬷嬷听出来她没有说实话，让她实话实说。于是瓦努克夫人告诉我们，老派的印第安人们相信，如果你把一个人画在画上，他的灵魂就会被禁锢在里面，即使他死了以后，他也只能陷在画中，永远不能出来。
我说：“请转告她，我以后不会再给老人们画像了。”对于这些印第安人来说，从小到大一直相信的信念遭到践踏和剥夺，一定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自己最为珍视的东西。大森林怀抱的珍宝是它的寂静；大海和天空的珍宝是海鸟们四散的叫声；在密密的大森林里，鸟雀无声，即使野兽也不会发出任何声音，它怀抱的珍宝只有无比的寂静。
夜幕在尤克卢利特降临，印第安人们回到自己的大房子里，栖息安眠。
传教所里仍然闪着烛火。我们吃完了以鱼为主的晚餐，大声祷告之后，修女们便各自手持锡制烛台走上楼去，光秃秃的楼板在她们脚下吱嘎作响。我也迅速地爬上自己的简易床。卧室里没有窗帘，也没有地毯，即使是夏日的天气，仍然让人觉得有些阴冷。
屋里一片死寂。屋外，同样寂静的黑森林却仿佛充满了无声的生命之颤动。从床上，我能看到那株香脂松树更高一层的地方。因为它离我很近，其他的松树都好像屈居于它之下。它尖尖的树梢直插九霄。
对于印第安人来说，一个星期的常日和礼拜日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在托克西斯，每星期只有第七天才是礼拜日。这一天，学校变成了教堂，牛角声变成了礼拜开始的信号。修女们会在这一天带着大家做礼拜。
印第安女人们头上包着手帕，肩上披着格子披肩，不紧不慢地朝着教堂逛过来，宽大的裙子在她们腿边晃来晃去。孩子们的课桌对她们来说实在太小了，很难把整个身子挤进座位里去。她们一个人要占两个孩子的座位，即便这样，恐怕还是挤得挺难受的。
女人们坐在教堂的一边。另一边坐着寥寥无几的几个男人。修女们要求来教堂的男人必须穿长裤，上衣的下摆也必须掖进裤子里，因而那些印第安男人都避而远之。
对宽恕“我们罪孽”的祈求结束之后，我们开始唱赞美诗。起调经常不是起高了就是起低了。好不容易，我们终于找到了调子，这时大门却被猛地撞开，差点把门后的饮水桶碰倒。大门开处，老坦努克站在阳光之下，衣服的下摆飞扬，双腿裸露。他进了门，大步向屋子正中走去，坐到了第一排。
在场的女人们都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院长嬷嬷沉着地保持住了她唱歌的音调，小修女嬷嬷的歌声则不由自主地往上滑了八度。
坐在后排的一个女人解下了披肩，一双双手把它从课桌下往前传，穿过过道，递到老坦努克的侄子吉米·约翰的手里。吉米从座位上艰难地转过身来将披肩盖在了坐在他身旁的老坦努克裸露的膝盖上。
台上，修女嬷嬷用磕磕绊绊的奇努克语讲道，屋子后面，一个温柔的声音用纯正的印第安语对坦努克小声说明他应该注意的事情。忽然，老坦努克猛地站起身来，挑衅地甩了一下蓬乱的长发，将披肩缠在腰上，沿着过道大踏步向外走去。路过饮水桶时，他停下来喝了口水，弄出很大的声响，又把水勺咣当一声丢了回去，然后才大步走出了门。
布道结束，大家纷纷离开了。教室后面，一个身穿粉色印花衣服的妇女仍然坐在座位上，把头深深藏在胸前。她在等着所有人都离开，自己再偷偷溜回家。对于印第安人来说，女人不戴披肩是比男人不穿长裤更为不雅的事情。这女人的英勇行为为丈夫在修女面前挽回了尊严，却害得自己在族人面前蒙羞。
院长嬷嬷走到她身边，拍着她的肩膀，对她微笑着鼓励说：“你是个勇敢的人！”
一天，我路过一段狭长的光秃秃的土地。
这地方常常被海水淹没，土地的盐碱度太高，树根无法存活，因而森林不能在此繁衍。
在这片海陆之间的土地上，我遇到了一个老人。他身上简单地披着一件短衣，正在锯一棵倒下的大树。隆隆的锯木声不时被海潮声盖过。锯木声悄悄向森林漫去，又被厚厚的森林挡回，再次传向大海。大海和森林总是这样将尘世的喧嚣推来挡去，对这个游戏乐此不疲。
那棵树横卧在这片寸草不生的土地上，拦住了我的去路。我在印第安锯木老人身边坐下，用手势和他攀谈了起来，一会儿指指太阳，一会儿指指大海，还有空中的鹰、和沙滩上的老鸦。就这样，我坐着，他锯着，我们彼此点着头，笑着。老人的动作不紧不慢，仿佛他有的是无穷无尽的时间，仿佛所有过去的日子都是一样的闲适，而将来的日子也会如此。他的牙齿已经严重磨损，披落在肩头的缕缕长发也已灰白。但是他的脊背和身躯却仍然充满了力量。时间让老人的生命丰满成熟。他就像是收获季节里的最后一批草莓，汁液饱满而甜美。
我留下最后一个大大的笑容，站起身来，拍拍他的胳膊：“再见啦！”他也拍拍我的手作为告别。当看到我想从森林里穿过去，好绕过那棵倒下的大树，他忙跑过来追上我，把我从林边拽回来，一边摇着头，用责备的口吻说我。
“斯娃娃！亥以斯娃娃！”斯娃娃是豹子的意思，山林里到处都是这些大型猫科动物。印第安人不许他们的孩子走进大森林，哪怕只在森林边上走也不行。在他们眼里，我还是个孩子，对他们了解甚深的野生动物一无所知。在这件事上，印第安人可比白人权威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