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家咖啡馆有两道门，她总是从最窄的那扇门进出，那扇门人称黑暗之门。咖啡厅很小，她总是在小厅最里端的同一张桌子旁落座。初来乍到的那段时光，她从不跟任何人搭讪，日子一长，她认识了孔岱咖啡馆里的那些常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跟我们年纪相仿，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都在十九到二十五岁之间。有时候，她会坐到他们中间去，但大部分时间里，她还是喜欢坐她自己的那个专座，也就是说坐最里端的那个位子。
她来咖啡馆的时间也不固定。有时，你会发现，她早晨一大早就坐在那里了。要么，到午夜时分，她才出现，然后在那里一直待到咖啡馆打烊。在这个街区，这家咖啡馆还有布盖和拉贝格拉是关门最晚的，但孔岱却云集了最千奇百怪的顾客。岁月流逝，我常常不由自主地问自己，是否仅仅因了她的存在，才使得那家咖啡馆和那里的人都显得那么异乎寻常和与众不同，仿佛她用自己的芬芳把他们都浸透了。
我们来做个假设，假设有人用一块布条蒙住你的眼睛，把你带到那里，让你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下，然后揭掉蒙眼布，给你几分钟时间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现在是在巴黎的哪一个街区？这时候，你可能只要观察一下周围的邻座，听一听他们的谈话内容，随即便能猜出：是在奥黛翁交叉路口的附近地区，在我的想象中，这个地区下雨天总是灰蒙蒙的一片。
有一天，一名摄影师走进了孔岱。从外表上看，他跟店里的顾客没有任何分别。同样的年龄，同样的不修边幅。他穿着一件对他来说太长的上衣，一条平纹布裤子和一双肥大的军用皮靴。他拍摄了大量经常光顾孔岱的那些客人的照片，然后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常客，如此一来，在其他人看来，他拍的好像是全家福。后来，这些照片登在一本以巴黎为主题的摄影画册里出版，照片下面的说明文字很简单，只列有这些顾客的名字或者外号。她在好几幅照片中都出现过。就像电影中常说的那样，她比其他人都上镜。在照片上的所有的人当中，读者最先注意的是她。在摄影画册页脚的说明文字中，她的名字是“露姬”。“从左到右分别是：扎夏里亚，露姬，塔尔赞，让-米歇尔，弗雷德和阿里·谢里夫……”“近景，坐在吧台边的是：露姬。在她身后是：安妮特，堂·卡洛斯，米海依，阿达莫夫和瓦拉医生。”她站得直挺挺的，但其他人的姿势却很随意，比方说，那个名叫弗雷德的人甚至把头靠在那张仿皮漆布长椅上呼呼睡着了，很显然，他已经好几天没刮胡子。有一点必须明确：露姬的名字是在她开始频繁光顾孔岱的时候，别人给起的。有一天晚上，临近午夜时分，她走了进来，当时我也在场，店里只剩下塔尔赞、弗雷德、扎夏里亚和米海依，他们都坐在同一张桌子边。塔尔赞大叫起来：“哎呀，露姬来了……”起初，她显得有些惶恐，但没过多久她的脸上便绽出了微笑。扎夏里亚站了起来，装出一副很庄严的口气说道：“今天晚上，我为你命名。从今往后，你名叫露姬。”久而久之，他们当中所有的人都叫她露姬，我现在想来，她有了这个新的名字之后，反倒觉得放松了。是的，是放松了。实际上，我越往深里想，越能找到我最初的印象：她到孔岱这里，是来避难的，仿佛她想躲避什么东西，想从一个危险中逃脱。见她坐在最里头，坐在那个谁也不会注意到她的位置时，我就有了这种想法。当她混杂在其他人中间时，并不引人注目。她总是一言不发，谨小慎微，甘当他们的听众。我甚至觉得，为了更加安全起见，她喜欢呆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宁愿和那些“大嘴巴”混在一起，否则的话，她不可能几乎总是坐在扎夏里亚、让-米歇尔、弗雷德、塔尔赞和拉欧巴那一桌……和他们在一起，她便融入到整个布景当中，只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无名的哑角，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物，在照片的说明文字会这么标注：“名字不详”，或者简明扼要地写上“某某”两个字。是的，她刚开始在孔岱出现的时候，我从未见过她与什么人有亲密的关系。从那以后，其中的一个大嘴巴在后台叫她露姬便没有任何妨碍，因为这不是她的真实名字。
不过，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她在一些细节方面跟其他人截然不同。她的衣着非常讲究，跟孔岱的其他客人形成鲜明的反差。一天晚上，她坐在塔尔赞、阿里·谢里夫和拉欧巴的那张桌子，点了一支烟，她那修长的手指让我心头为之一震。尤其让我吃惊的是，她的指甲熠熠闪亮。指甲上涂着无色指甲油，这个细节也许显得微不足道。那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为此，我们必须具体介绍一下孔岱里的常客。他们那时的年龄在十九到二十五岁之间，只有个别的客人，像芭比雷、阿达莫夫和瓦拉医生差不多五十岁了，但是大家忘记了他们的年龄。芭比雷、阿达莫夫和瓦拉医生都忠贞不贰地坚守着自己的青春，坚守着人们或许称之为“浪子”的这个陈旧过时但悦耳动听的雅号。我在词典里查阅“浪子”的含义：指四处漂泊、居无定所、放荡不羁、无忧无虑的人。这个释义倒是很适合这些经常出入孔岱的男女。他们中的一些人，譬如塔尔赞、让-米歇尔和弗雷德，都声称自己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屡屡和警察打交道，而拉欧巴十六岁的时候就从善心巴斯德少年犯教养所里逃了出来。但是，大家都在左岸，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在文学和艺术的庇护之下。我呢，我在那里上学。我不敢把我上学的事情告诉他们，我并没有正儿八经地融入到他们的那个圈子里面。
我确实感觉到了她和其他人不一样。在别人给她起那个名字之前，她在哪里？她是从哪里来的？那些经常光顾孔岱的客人手上总会拿着一本书，他们会把书随手丢在一张桌子上，封面上沾满了酒渍。《马尔多罗之歌》[2]、《灵光集》[3]、《神秘的街垒》[4]。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她总是空着一双手。后来，她可能想仿效别人，有一天，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在孔岱看见她独自一人在那里阅读。从那以后，她就手不离卷了。她和阿达莫夫等其他人在一起的时候，爱把书放在桌子上很显眼的位置，仿佛这本书就是她的通行证或者居留证，可以使她合法地留在他们身边。但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阿达莫夫、芭比雷、塔尔赞和拉欧巴，他们谁也没留意。那是一本口袋书，封面已经很脏了，是那种从塞纳河边的旧书摊上淘来的书，封面上用大号红色字母印着《消失的地平线》[5]几个字。在那个时候，这本书没有让我产生任何联想。我本该问她这本书写的是什么主题，但是我当时愚不可及地对自己说，《消失的地平线》对她来说只是一个装门面的东西，她装模作样地阅读这本书，其目的就是要和孔岱的顾客步调一致，融入到他们中间。对于这帮客人，一个偷偷从外面瞟一眼甚至趴在玻璃窗上往里面瞅一眼的行人会把他们当成普普通通的大学生顾客。但是，一旦看见这些人在塔尔赞、米海依、弗雷德和拉欧巴的那张桌子边豪饮，他马上就会改变看法。在拉丁区那些静悄悄的咖啡馆里，客人们可能永远都不会这么酗酒。当然，在下午的那些休闲时刻，孔岱可能会使人产生错觉。但是，随着夜幕降临，那里就变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哲学家称之为“韶华不再的年轻一代”的相会之地。为什么选定这家咖啡馆，而不是另外一家？这里有老板娘的因素，老板娘夏德利太太好像对什么事都见怪不怪的，对她的客人甚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宽宏大量。许多年之后，这个街区的街道上只能看见那些豪华商店的玻璃橱窗了，孔岱咖啡馆的地盘给一家皮件商店占据了，有一天，我在塞纳河的另一边，在布朗西街的坡道上遇见了夏德利太太。她并没有一眼就认出我来。我们一起肩并肩地走了好一阵子，边走边聊着孔岱。她的丈夫是阿尔及利亚人，战后购置了地产。她还记得我们所有的人的名字。她心里常常惦记，不知道我们都过得怎么样了，但她不抱什么幻想。打一开始，她就知道，我们的境况会非常糟糕。就像街头的一些流浪狗，她对我说道。我们在布朗西广场的那家药店前面分手的时候，她直视着我的眼睛，直言不讳地对我说：“我嘛，那个时候我最喜欢的人，是露姬。”
当她走到塔尔赞、弗雷德和拉欧巴的桌前时，她也跟他们一样开怀畅饮，还是假装喝酒，免得惹他们不高兴？无论如何，她把上身挺得笔直，动作慢条斯理，很是优雅，嘴角上挂着一丝几乎察觉不出来的微笑，她的酒量很大，可不是一般的会喝酒。在吧台那里，做手脚会更容易一些。你的那伙朋友已经醉醺醺的了，你可以趁他们不注意的当儿，把杯子里的酒倒进洗涤槽里。但是，在孔岱咖啡馆的任何一张桌子边，想作弊就难了。纵酒作乐的聚会上，他们会逼你一起喝。这个时候，倘若你不遵照他们所说的、奉陪他们“畅游到底”，他们就会疑神疑鬼，就会觉得你没有资格留在他们的圈子里面。至于其他的有毒物质，我虽然不是很确定，但还是感觉到露姬一直在和圈子里的一些人一起吸食。然而，从她的目光和神态中看不出她在“参观人造天堂”，看不出服用毒品给她带来的快感。
我经常琢磨，她第一次走进孔岱之前，是不是听什么熟人跟她说起过这家咖啡馆。或者，是不是有人跟她约过在这家咖啡馆里见面却又爽约了。于是，她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苦守在那张桌子旁，指望在这个地方再见到他，因为这里是她和那个陌生人之间惟一的方位标。没有任何其他联络方式。没有地址。没有电话号码。只有一个名字。但是，她也可能像我一样，只是偶然地、无意识地走进这家咖啡馆的。她到了这个街区，想找个地方避雨。我素来相信，某些地方就像磁铁一样，假如你在附近行走，就会被吸引过去。这种吸引的方式你不会察觉，甚至都没有料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只需要一个上坡的街道，一条洒满阳光的人行道或者一条隐没在阴影中的人行道，就足够了。或者一场瓢泼大雨突如其来。这些因素都能把你带到那里，带到那个你必然会不知不觉停下来的明确的地点。在我看来，孔岱因为所处的地理位置特殊，便有了这种磁力，假如有人计算有多大的概率，算出来的结果肯定能够证实这一点：在一个相当宽阔的区域里，人们免不了会偏离原来的方向，身不由己地朝它走去。这方面的事情我还是略懂一些的。
这个圈子里有一个人名叫保龄，但我们都叫他“船长”，他铤而走险地做着一件其他成员都赞同的大事。他记下了快三年以来光顾孔岱咖啡馆的那些客人，他们每一次进来的日期和确切的时刻。他还派了两个朋友到布盖和拉贝格拉执行同样的任务，那两家咖啡馆通宵达旦地对顾客开放。可惜的是，两家咖啡馆里的顾客并不是个个愿意把自己的姓名都说出来。说到底，保龄是想把在某些时刻围着一盏灯转悠的那些飞蛾铭记下来，以免被人遗忘。他说，他梦想拥有一本巨大的花名册，可以记下一百年来巴黎所有咖啡馆里的顾客的名字，并标明他们相继到来和离开的时间。这些被他称为“固定点”的东西时时纠缠着他。
女人、男人、孩子和狗组成的人潮像汹涌的波涛，他们熙来攘往，川流不息，最后在长长的大街上销声匿迹，在这些人潮之中，我们时不时地希望记住一副面孔。是的，在保龄看来，必须在大都市的漩涡中心寻找一些固定点。后来，他去了国外，出国之前，他把那个本子交到我手上，本子里整整三年一天不落地记录了孔岱咖啡馆里的顾客名字。她在本子上的名字只是外号露姬，某年的一月二十三日她第一次被提到。那年冬天格外的天寒地冻，我们中间的一些人整天都猫在里面御寒。船长把我们的地址也记了下来，如此一来，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每个人来孔岱的常规行程。对保龄来说，这又是建立固定点的一种方式。她本人的地址并没有被他立即记录下来。直到三月十八日，我们才读到这些文字：“十四点钟。露姬，十四区，费尔马街16号。”但是，同一年的九月五日，她变更了地址：“二十三点四十分。露姬，十四区，塞尔街8号。”我猜想，保龄一直在一张大幅的巴黎地图上画着我们前往孔岱的路线，为此，这位船长使用的是不同墨水的圆珠笔。也许，他想知道在我们在抵达这个目的地之前，彼此是否有机会在路途中相遇。
的确有机会相遇的，我还记得有一回我就在一个街区碰到露姬，我到那里拜访我父母亲的一个远房表弟，但我并不熟悉那个地方。从他家走出来之后，我朝马约门地铁站走去，然后我和她在大军林荫大道的尽头不期而遇。我盯着她看了好一阵子，她也忐忑不安地注视着我，仿佛她在做坏事时被我突然撞见一样。我向她伸出手，说道：“我们在孔岱见过。”才说完，我猛然觉得这家咖啡馆在世界的另一头。她局促地笑了笑：“的确没错……在孔岱……”那是在她第一次去孔岱之后不久就发生的事情。她还没与其他人混熟，扎夏里亚还没有给她起“露姬”那个名字。“孔岱，好奇怪的咖啡馆，不是吗？”她点了点头，同意我的说法。我们一起走了一段路程，她告诉我她家就住在附近，但是她一点也不喜欢这个街区。我也真够蠢的，那一天我原本可以弄清楚她的真名实姓。然后，我们在马约门的地铁入口前面分手，我看见她朝诺伊利和布洛涅森林走去，步子越来越慢，仿佛她想给别人一个机会把她挽留住。我以为她再也不会去孔岱了，以为今生今世永远也不会有她的音信了。她会消失在保龄所谓的“大都市的无名者”之中；那个本子上的每一页纸他都记满了名字，他声称在为此作斗争。那是一个有一百九十页的红色塑料封皮的克莱尔封丹牌[6]笔记本。但是，说老实话，这件事收效不大。假如你去翻阅这个本子，除了那些名字和那些暂住的地址外，你对包括我在内的所有这些人的情况一概不知。也许“船长”认为把我们的名字记录下来，把我们“固定”在某个地方，已经够了不起了。至于其他的……在孔岱，我们都不会打探各自的来历。我们都太年轻，我们没有什么过去需要公开，我们生活在当下。连阿达莫夫、芭比雷或者瓦拉医生这几个上了年纪的顾客，他们也从不对自己的过去做任何暗示。能待在那里，待在我们中间，他们就心满意足了。只是到了今天，经历了那么多日子之后，我才感觉到一丝遗憾：我本可以希望保龄在笔记本里把客人的情况记得更精确一些，给每一个人加上一小段传记性的文字。往后，要找到一个人一生的线索，他真的觉得一个名字和一个地址就足够了吗？尤其是，笔记本上只写了一个简单的名字，而且还不是真名。“露姬。二月十二日，二十三点钟。”“露姬。四月二十八日，十四点钟。”他还注明围坐在桌子边的顾客每天所坐的位置。有时候，所记录的客人甚至是无名无姓的。那一年六月，他三次记录了这些文字：“露姬和那个身着麂皮外套的棕发男子”。他没有问那个男子叫什么名字，或许是那个男子拒绝把名字告诉他。从表面上看，此人不是店里的常客。如此一来，那个穿麂皮外套的棕发男子便永远地在巴黎的大街上消失了，而保龄所做的只能是把他的影子固定几秒钟。而且，在那个笔记本上所记录的，也有些不准确的内容。我通过努力终于确定了一些时间坐标，让我确信她第一次来孔岱并非如保龄所记录，并非在一月份。我记得在这个日期之前老早就见过她。船长只是在别人都叫她露姬之后才提到她，我猜想在那之前，他压根儿就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她都没有享受到像这样被含含糊糊地记下一笔的权利：“十四点钟，一个蓝眼睛的棕发女子”，但那个身着麂皮外套的棕发男子却享受到了。
她在前一年的十月份就出现了。我在船长的笔记本上发现了一个时间坐标：“十月十五日。二十一点钟。扎夏里亚的生日。他的那张桌子旁围坐着安妮特、堂·卡洛斯、米海依、拉欧巴、弗雷德和阿达莫夫。”我记得一清二楚。她也坐在那一桌。保龄为什么没有好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证据是自相矛盾和不堪一击的，但是我敢肯定她那天晚上在场。保龄居然对她视而不见挺让我吃惊的。她羞涩，动作柔缓，她脸上的微笑，尤其是她的沉默，都是原因。她站在阿达莫夫旁边。也许她来孔岱是因为他的缘故。我常常在奥黛翁附近地区和更远处的穷人圣于连街区与阿达莫夫不期而遇。每一次，他都把一只手搭在一个姑娘的肩膀上往前走着。是个要人引导的盲人。但是，他看上去却像是在用他那丧家犬的眼神观察着一切。但每一次遇见他，我都好像觉得是不同的女孩在给他引路。或者是护士。为什么不是她呢？那天她正好是和阿达莫夫一起离开孔岱的。我看见他们沿着那条通往奥黛翁的寂静无人的街道而下。阿达莫夫把一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机械地迈着步子。好像她担心走得太快，有时她会停下片刻，像是要给他缓一口气一样。在奥黛翁的交叉路口，阿达莫夫以一种有些郑重的方式抓住了她的手，而后她猛地冲进了地铁口。他则重新迈开那梦游者的步态，笔直地朝圣安德烈-德-阿尔走去。她呢？没错，她频繁光顾孔岱是在秋天。这可能不是巧合。对我来说，秋天从来就不是一个萧瑟凄凉的季节。枯死的树叶和越来越短暂的白昼从来也不会让我想起有什么东西要终结，对我来说，那不是结束，而是对未来满怀期待。在巴黎，十月的傍晚，夜幕降临时分，气氛紧张，人们容易心浮气躁。即使是在下雨的时候也一样。在那个时刻，我并不觉得心灰意懒，也没有时光飞逝的感觉。我反而觉得一切皆有可能。一年从十月份开始。那是学生返回课堂的月份，我相信在这个季节里可以大展宏图。如此看来，她之所以在十月份来孔岱，是因为她已经与她的一整段人生彻底决裂了，因为她想“脱胎换骨”，就像在小说中所描述的一样。而且，还有一个迹象证明我不会有错。在孔岱，别人给她起了一个新的名字。那一天，扎夏里亚甚至还说到“命名”[7]这个词。可以说，是赋予她第二次生命。
至于那个穿麂皮外套的棕发男子，很不巧的是，在孔岱拍的那些照片当中没有他。很遗憾。人们经常可以通过一幅照片来识别一个人。人们可以把照片刊登在一张报纸上寻找证人。他是圈子里的成员吗？保龄是不是不认识他，才懒得提及他的名字？
昨天晚上，我仔细翻阅了笔记本的每一页。“露姬和那个身着麂皮外套的棕发男子”。翻阅之后我才发现，船长并不只是在六月份才提及这个陌生人，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在其中一页下面，他在匆忙之中草草写着：“五月二十四日。露姬和那个身着麂皮外套的棕发男子。”我还发现了同样的说明文字，在四月份出现了两次。我曾经问过保龄，为什么每次涉及她，都用蓝色铅笔在她的名字下面画一条线，像是要把她和其他人区分开。不是他，这可不是他干的。有一天，他站在吧台那里，在笔记本上记着出现在大厅里的客人，站在他身边的一个人猛然间看见他正在做的事情：此人五十来岁，认得瓦拉医生。他说话的声音很轻柔，抽着黄烟丝香烟。保龄感觉他是个可以信任的人，便跟他说了一下这个被他当成他的“金书”的笔记本里所记录的内容。那人显得饶有兴致。他是“美术编辑”。的确是的，他认得不久之前在孔岱拍照的那个摄影师。他提议出版一本相关的摄影画册，名字可以定为《巴黎一咖啡馆》。能不能劳驾他把笔记本借他用一下，就借一天，便于他挑选照片的说明文字？第二天，他把笔记本还给了保龄，从此就没在孔岱出现过。船长很奇怪，露姬的每个名字下面都用蓝色铅笔画了一道线。他想知道更多的情况，便问了瓦拉医生一些和这个美术编辑有关的事情。瓦拉很吃惊。“是吗？他跟您说他是美术编辑？”他和那人也只是泛泛之交，经常在圣伯努瓦街上的拉马来娜和蒙大拿酒吧碰到，在蒙大拿他甚至跟他玩过421点[8]。此人在本街区出没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他叫什么名字？盖世里。瓦拉在说到此人时好像有些尴尬。当保龄向他暗示那个笔记本和笔记本里面用蓝色铅笔画在露姬名字下面的那些杠杠时，医生的目光里掠过一丝忧虑。但稍纵即逝。然后他微微一笑。“他一定是看上了小姑娘……她那么漂亮……可是您在笔记本上记那么多名字，这想法也够古怪的……你们挺让我开心的，您和你们这个圈子，还有你们那些荒诞玄学[9]经历……”他把什么都混为一谈，荒诞玄学，字母派[10]，下意识写作，超制图学，以及孔岱最有文学天赋的人，比方说保龄、让-米歇尔、弗雷德、芭比雷、拉隆德或者阿达莫夫，以及他们带来的所有那些经验之谈。“反正，您这么做很危险，”瓦拉医生接着语气严肃地说道，“您的那个笔记本，就像警察局里的黑名单登记簿，或者派出所里的事件记录。就好像在一次警察的突然抓捕行动中，我们全都落网了一样……”
保龄颇费口舌地跟他解释自己的固定点理论，对他予以反驳，但是船长从那一天起感觉到，瓦拉好像开始不信任他，甚至想避开他。
那个盖世里不单是在露姬的名字下面简单地画上一道杠。笔记本里每次提到那个“身着麂皮外套的棕发男子”时，也被他用蓝色铅笔画了两条杠杠。他的所作所为真的让保龄大惑不解，于是，他在接下来的日子经常去圣伯努瓦转悠，希望在拉马来娜或者蒙大拿撞见那名所谓的美术编辑，要他做出解释。但是，连他的影子都找不到。不久，他本人也不得不离开法国，并且把笔记本转给了我，好像他希望我把这件事继续追踪下去。但是，时至今日，一切都晚了。而我有的时候之所以对那一整段日子记忆犹新，恰恰是因为有一些问题我还没有找到答案。
白天从办公室回来之后的闲暇时刻，以及独享孤独的大多数星期天晚上，我都会想起一个细节来。我全神贯注，试着把其他细节都收集起来，把它们记在保龄的笔记本后面的空白页上。我也一样，开始寻找那些固定点。这也是一种消遣，就像其他人做填字游戏或者玩单人牌游戏一样。保龄记录的那些人名和地址帮了我很大的忙，它们使我时不时地想起一件确切的事情，一个淫雨霏霏的午后或者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对季节一直非常敏感。一天晚上，露姬走进孔岱，头发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或者十一月份或初春那种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小雨淋了个透湿。那一天，夏德利太太站在吧台后面。她上二楼的一个小套间找了一条浴巾下来。就像笔记本上记载的，那天晚上，扎夏里亚、安妮特、堂·卡洛斯、米海依、拉欧巴、弗雷德以及莫里斯·拉法艾尔坐的是同一张桌子。扎夏里亚拿过浴巾，把露姬的头发擦干，然后像用包头布一样把她的头包了起来。她加入到他们那一桌，他们要她喝格罗格酒[11]，她和他们一起待到了很晚，头上一直包着包头布。离开孔岱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雨还在不停地下。我们站在门口的门洞里，露姬依然包着包头布。夏德利太太熄掉大厅里的灯，上楼就寝去了。她打开底层与二楼之间的中二层的窗户，建议我们上楼去她家避雨。但莫里斯·拉法艾尔彬彬有礼地回答说：“夫人，这万万使不得……我们得让您睡觉……”这是一个相貌英俊的棕发男子，比我们要年长，是孔岱的一名死心塌地的老主顾，扎夏里亚叫他“美洲豹”，因为他不管是走路的样子还是手势都像猫科动物一样动作轻柔。他跟阿达莫夫和拉隆德一样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书，但是我们绝口不提此事。这名男子周围笼罩着一层迷雾，我们甚至猜想他与那些靠妓女和小偷养活的黑社会过从甚密。雨越下越大，是季风转换时期的那种滂沱大雨，但对其他人来说并不要紧，因为他们就住在本街区。一眨眼工夫，就只剩下露姬、莫里斯·拉法艾尔和我站在门廊下。“要不要我开车送你们？”莫里斯·拉法艾尔提议道。我们在大雨中奔跑，一直跑到街道下面，他的汽车停在那里，那是一辆黑色的旧福特。露姬坐在他旁边的副驾驶席，我则坐在后排。“我先送谁呢？”莫里斯·拉法艾尔问道。露姬说了她住的那条街，明确地告诉他是在蒙马特公墓的另一边。“这么说，您住在地狱的边境[12]啰。”他说道。我觉得当时我们俩谁也没听明白“地狱的边境”是什么意思。我叫他过了卢森堡公园的栅栏之后就放我下车，在瓦尔-德-格拉斯街的拐角处停一下。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的确切住址，因为我担心他会刨根问底。
我和露姬以及莫里斯·拉法艾尔握手道别，心想他们俩谁也不知道我的名字。在孔岱，我是最谨小慎微的顾客，我总是与其他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当个听众就心满意足了。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我跟他们在一起感觉非常惬意。孔岱对我来说是个避难所，让我可以躲过我预想的那种暗无天日的生活。那里可以有我的一段人生——最美好的，而有朝一日我也可能逼不得已，必须把这段人生留在那里。
“您住在瓦拉-德-格拉斯这个街区是明智的。”莫里斯·拉法艾尔对我说道。
他对我微笑着，这个微笑里好像既有亲切也有嘲弄的意味。
“再见！”露姬对我说。
我从汽车里钻出来，等待着它在皇家港那里折回去，消失在夜幕之中。实际上，严格说来，我并不是住在瓦拉-德-格拉斯街区，而要再下去一点点，在圣米歇尔林荫大道85号的那栋大楼里，我一到巴黎就在那栋大楼里找到一个房间，是个奇迹。从窗户那里，我可以看见我那所学校的黑色外表。那天夜里，我的目光一直端详着学校雄伟的外表，和门口的高大石级。假如他们知道了我几乎每一天都要从那里拾级而上，知道我是高等矿业学校[13]的一名学生的话，他们会对我怎么想？扎夏里亚，拉欧巴，阿里·谢里夫或者堂·卡洛斯，他们这些人确切地知道矿业学校是干嘛的吗？我必须守口如瓶，否则的话，他们就有可能对我冷嘲热讽，或者对我起疑心。对阿达莫夫、拉隆德或者莫里斯·拉法艾尔来说，矿业学校意味着什么呢？可能毫无意义。他们可能会奉劝我别再去那种鬼地方。我之所以把很多时间消磨在孔岱，就因为我希望有人能给我这么一个建议，一劳永逸地给个建议。露姬和莫里斯·拉法艾尔一定已经到达蒙马特公墓的另一边了，到达那个被他称为“地狱的边境”的区域。我呢，我靠着窗户，站在黑暗之中，凝望着学校黑魆魆的墙面。就好像是外省的某座城市一个已经改变用途的火车站。在相邻的大楼的墙壁上，我曾发现过子弹扫射的痕迹，好像在那里枪毙过什么人。我低声地重复着那六个对我来说似乎越来越不同寻常的字：“高等矿业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