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冬天，她们选择去越南。
关于越南，自从马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问世，其“交趾支那”场景便成了唯一符号：一个狭长的炎热地带，既没有春天，也没有季节的更替嬗变。在殖民时代的烈日下，炎热贫困绝望交织着情欲放纵堕落……这一切，通过一个法国女人富有魔力的书写，成了许多女人性幻想的场景，湄公河，沙沥，轮渡，堤岸，伊甸影院，这已经不是一个个地点，而是性感的语词。
事实上，早在“情人”之前，就有了越南，假如她们仍然记得这个城市曾经发生过的声势浩大的抗美援越游行，如同巨大扑克牌排列的领袖肖像牌曾经增添了一位留山羊胡子被称为“胡志明伯伯”的老人，他看起来更像个乡村教师而不是革命领袖。
同时期流行过一本名“南方来信”的小书，书里的英雄叫阮文追，不识字的小女生是从无线电里听到这个故事，依稀记得男主角在将要走出家门成为抗美烈士时，最后一次给新婚妻子提洗澡水，这个情节令童年的她们产生了悸动，回想起来，这是个另类于所有中国本地英雄故事的情节，本地英雄不近女色没有婚姻。
同时期还流行政治漫画，双手在滴血有一管生粉刺的大鼻子的美国总统约翰逊，以及戴着钢盔的美军握着卡宾枪，他们背靠背站在丛林，心惊胆战东张西望，谁都知道仇恨的地雷就在他们脚边。而她们第一次结伴旅行，在昆明大街上看到两个穿军装的退伍军人拄着拐杖，他们各自少了一条腿，裤管在大腿部扎成米袋一样的口，那已经是1986年，中越边境的自卫反击战之后，漫画上的地雷也炸飞了中国士兵的腿，第一次面对活着的战争残躯，站在昆明街口她们心跳如鼓。
之后有个名字如雷贯耳，福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因为他的《现代启示录》，漫画上的美国佬在他的电影里被赋予了灵魂，这是她们这代女性看到的最震撼的战争电影，接着《七月四日》，汤姆.克鲁斯坐在轮椅，阴沉痛楚的双眸，《野战排》、《猎鹿人》、《归家》，原来，越战令一代美国人致残。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然后某一天，《情人》横空出世，以风格强烈或者说罕见的性感叙述将她们重新带往越南，在泥浆翻滚的湄公河边，在轮渡上，戴宽檐帽的法国少女邂逅中国男子，在堤岸公寓，他们做爱，百页窗外是堤岸的嘈杂街市，熙熙攘攘的行人人影，规则地被百叶窗横条木划成一条条的，“这床与那城市，只隔着这透光的百叶窗。”一部关于欲念的女性小说，却覆盖了所有关于越南的时代主题。
从那时开始，越南的炎热潮湿便成了欲念的象征，因为“情人”，她们又追寻德那芙的“印度支那”，陈英雄的“青木瓜”，她们互相说，关于越南，我几乎不与男人交流。
所以，尽管她们对越南的想像和身处的时代一样多变，但最后，当她们走向她时，想像的世界已被杜拉斯的越南覆盖，关于“南方来信”、“现代启示录”，“昆明街头的残废军人”都忘了，被遮蔽了，被一个更为真实的欲念遮蔽，因为欲念就在她们各自的身体里，说穿了，她们是为这些场景去的越南，为杜拉斯的湄公河、沙沥、轮渡、堤岸、伊甸影院去越南。她们是去女作家的越南，女人的越南。
关于越南，她们谈论了一些年，然后就有了越南旅行的计划，打算同行的三位女子，身居上海、北京和新加坡，她们说好三人从各自城市出发，在越南首都河内的某个旅馆会合。
她们三人的丈夫都是巨蟹座，从讨论星座开始她们之间共同语言似乎越来越多，她们三人可以组成一锅营养健全的杂米粥，自称燕麦荞麦和红豆，简称为燕、荞、红。
她们的聚谈便是“煮”，她们通过“煮粥”获取全新的营养。
但是关于巨蟹座的话题随着时光流逝而渐渐消失，这和她们在各自家庭担任的角色有关，如果说家庭是一部车子，夫妻必有一方是驾车人，当然，驾车的这一方总是更劳累更烦躁更早走向更年期，而坐在副驾座上的配偶，或者指挥或者抱怨或者干脆缺席，于是，必然的，车子前排的这两个人要么争吵不已要么干脆互不理睬，似乎，不太有可能出现比之更美好的图景。
命里注定她们三人都是驾驶员，这给了她们星座之外的共同话题，关于长途车的艰辛不言自明，而她们面对的路途就是日常中的现实，这现实还饱含了更为隐秘的苦衷，甚至她们自己也是在语意含混的交流中渐渐清晰，这就是说，当日常生活的运作进入惯性滑动，莫可名状的空虚恐慌甚至忧郁在内心发酵，仿佛人生进入了第二轮思春期，虽然配偶仍在身边，但彼此已视而不见，她们互相问，有没有新的可能？
就像“欲望都市”的四个女子，聚谈的主题是性爱和男人，在期待“大爱”出现的失望中，卷入降格以求的“小爱”中，不同的是，她们已是某人妻子，一些似是而非的婚外关系只能陡添烦恼，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关系还不足以颠覆家庭。
到了这个阶段，她们宁愿不谈现实，现实令人疲倦，她们谈现实之外的人生，现实之外有人生吗？
她们就是怀着这样的疑虑在谈话中构建起现实之外的人生。就这样，她们谈起了越南，当你经常谈论，过多谈论，越南就不再是越南了，越南成了符号，或者说，象征。
女人是行动派，谈说之间，女人动起来了，女人有了越南行的计划。去越南正是谈越南的结果。
当然，去越南不是去超市，总有意想不到的麻烦，工作女性要拿假，住家主妇要安排孩子，签证要申请，机票要预定，各地航班不同，有些城市不与另一些城市连接，比如上海不通河内，上海只连接西贡，旅行社的接待员不懂西贡为何地，只知胡志明市，自从南方和北方统一，西贡就成了胡志明市，那是1975年越战结束以后，年轻女接待刚出生，没有听说过西贡，为旅行社打工的女孩没有时间读文学，而热衷旅行的知识女性将发现，甚至旅行指南这类书都不是去书店就能买到。如果去越南是一个微小的梦想，那么，随之出现的麻烦成了与梦想配套的现实。
但女人不怕麻烦，女人有克服麻烦的天赋，女人可以轻易地在梦想和现实之间跨越。虽然在最后两个月的实际操作中，有一个女人退出，她是三人中最年轻的燕，燕没有大游行和政治漫画的记忆，不喜欢越战电影，关于杜拉斯，她只看过梁家辉演的《情人》，对湄公河的地理位置不甚清楚，却是个星座专家，关于人性的部分盲区她有自己的认知轨道，她说，我无法分辨东南亚的不同国家，我只对你们说的越南印象深刻，那个…性感的越南，她很像我们共同的情人。
燕的实际状况是，她婚后才遇上“理想爱情”而与丈夫分居，为追随“爱”从上海搬去北京，之后，“理想”产生缺损，她搬回自己的出生地，在回归婚姻中有了女儿，她相夫教女并随着做乐队指挥的丈夫再一次搬到北京，燕是个出色的音乐教师，八岁的女儿是她最得意的学生，拿到的演奏奖项比父母相加还多，关于那场为爱所做的迁徙，燕即使偶尔回想仍感到疲惫。
现在为了家庭生活再一次迁往北京的燕因却心动极端过速一星期三次急诊送医院，她原是越南游最积极的推动者，现在却被医生警告，说现在不是能不能旅行的问题，而是，要保命需及早做出动手术的决定。燕患的是因心脏结构异常引起的室上速，所谓结构异常可能只是在心脏血管中多了一根细如发丝的微血管，它引起的心动过速如没有特效药及时控制，将有生命危险，所以医生对于目前已有心衰症状的燕居然敢出国旅行而感到吃惊，他讥讽他的病人，“无知者无畏”。
燕对病情讲述过于平淡，不仅未引起她这两位医盲朋友的重视，似乎还有临阵脱逃的嫌疑，虽然她们没有把责备的话说出口，同时，在新加坡上班的荞在不间断的努力和牢骚中成功地拿到了半个月的假期，荞突然担心在河内与红失之交臂，临时买高价票到上海会合红。
荞是新加坡的专栏名家，外表文弱温和，却内心豪放行事不计后果，这个戴着知识女性面具的女侠，是从办公室去的机场，行囊里有一本厚达700页的杜拉斯传记，粉丝级的痴迷和专业。且听她怎么安慰不能同行的燕，她说，没关系，等你身体好了，我们再去一次越南。
还没有成行，便说“再去”，这就是女人，女人是孩子气的，女人会相信书本和电影，女人把虚构作品当作旅行指南，在这一点上，女人比男人幸运。
然而天不有不测风云，上路前遇到的一系列故障，令迷信的红认为，“这趟旅途一定有非同寻常的事发生。”
先是出发时，红开房门把行李箱拖出门，回转身关门竟瞥见客厅餐桌下有一堆灰黑色的东西，仔细一看，竟是一只野猫，在一阵歇斯底里尖声惊叫后，野猫消失，是逃出门外还是躲藏进家里某处呢？失魂落魄的红却把自己关到家门外，拨了一通电话到丈夫公司。可丈夫公务缠身，此时正在会议中，他敷衍地答应下午回家一趟赶走那只该死的野猫。
红不得不怀着令她惊恐不已的悬念拖着行李箱逃离般地坐上出租车去接荞，而在从荞家去机场的路上，司机下错高架桥出口，把车子开进虹桥地区而非虹桥机场，在红的指责荞的指引下，司机寻寻觅觅好不容易找到进机场的路，却发现乃是生活区而不是奔向候机厅的康庄大道，在几近绝望的七兜八转后，她们终于来到机场大厅门口，然后众多候机客看到机场大厅两个女人踉跄狂奔，荞一边问，是今天的航班吗，今天是24日吗？
“今天难道不是24日？”红惊问，腿脚一软跌倒在地。
待红荞两位找到自己的航班柜台，关闭的牌子正欲挂出。
她们气喘吁吁登上飞机，却因为机械故障在封闭的机舱内等了两小时，其后果是她俩在广州机场的转机便相当局促，以致她们必须以非正常方式进入国际机场，一位身着粉红工作服的航空公司人员把荞、红和另三位转机乘客带到运送行李的转盘边，身材瘦小的工作人员竟爬到转盘上，逆着转动的盘圈爬到隔墙的那一面，然后让她们仿效他爬过去。
对于有失尊严的姿态红表示拒绝，她人高马大，能想象自己“爬”的蠢样，“这是最近的转机路程，否则要坐吧士兜一大圈，就来不及了！”“粉红小厮”（气愤中红迅速给了他一个外号）焦急催促。
身旁的转机客已经在墙那边，“算了，看在越南的面上。”瘦弱的荞轻而易举的爬过去了，剩下红一人，似乎也不再有选择，尽管手脚笨拙红到底还是爬到了墙的另一面，此时此刻离越南相对近的那一面。
虽然抢回了时间，红对被迫爬转盘的经历耿耿于怀，留美生活十多年，让她习惯对任何事都用“法理”判断，在她看来转机时间不够当然该由航空公司负责，怎能牺牲乘客利益追回时间，红一路抨击抱怨，愤愤不平，其中也有对乘客包括荞的轻易妥协，最终是对自己苟且于环境的不满。小厮面露怯色走成小碎步紧随她俩左右，一边絮叨身为打工者的难处，荞满怀同情成了倾听者，而红已捷足先登机，站在舷梯上向荞招手，满脸不耐。
“我们的越南行会有事发生。”她们又一次进入机舱，系好安全带，红深深吸了口气，说道。
“好事还是坏事？”荞兴致盎然。
“福祸相依！不能用好坏界定！”红俨然一巫婆口吻。
荞不以为然地笑了。
“一定有意想不到的故事发生，在越南，假如能顺利进这个国家，”红不容置疑地断言，“你不相信？我睹两张音乐剧票子！”已在百老汇下线的“猫”剧在上海卖到一千元一张票，而红宛如老练的赌徒，伸出两根手指，飞机开始缓缓前移。
似乎，红的话音未落，越南就到了。从广州去河内的路程显得如此之短，短到红刚刚来得及讲述完属于她的人生问题：偏头痛，开始紊乱的生理周期，旧情复燃的苗头，正是昨天晚上，红的手机收到某人电话。
“我犹豫了几秒钟，还是没接电话，两年前那些争吵让我觉得不堪回首。”红耸耸肩，“不过，我应该告诉女性杂志读者，外遇可以挽救婚姻，我正是有了比较才明白我那老公还不至于把我气到崩溃。”
荞直笑，总觉得这人生通过红的嘴复述就有了情景喜剧的滑稽感。
如果说，红和留在北京的燕曾经红杏出墙，希望在第三段关系中拯救日益沉沦的人生，那么荞只是个经常发表警示格言的观望派，她年轻时经历了新婚丧夫的巨大创痛，是个看起来乐天的悲观主义，她心无旁骛经营着第二段婚姻，宁愿选择不完美的关系，也不要童话般的开端而以悲剧结束。
“对了，我想起来了，我从网上预定的旅馆，今天早晨得到回应，已经客满。”荞突然提出更亟待解决的难题，或者说，她宁愿讨论眼下更具体的现实，红不得不停止相对来说是空洞的嗟叹，她俩开始忙着翻腾荞从新加坡图书馆借的著名知性旅游指南《寂寞星辰》一书，飞机却在这时降落。
走出河内机场已是深夜十一点，与一群皮肤黝黑的本地居民登上小巴士，在司机询问的目光里，她俩就着巴士内黯淡的灯光，继续把“寂寞星辰”的纸页翻得哗哗响，司机等不到回答已坐回驾驶座把车子开得左右晃动，飞快奔向某个目的地，之后车子停停开开，不断地送走不如说驱逐掉一批批客人，如果以这么一种匆促的似乎是倒垃圾的方式减去车上乘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