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的清晨，威尔逊教堂其实已失去了它的中立地位。我姨妈孟书娟和她的十五个女同学怎么也不会想到，英格曼神甫从江边把她们带回教堂，她们被极度的疲乏推入沉睡之后，一个中国军人潜越了教堂的围墙，藏进了教堂墓地。这个军人是国军七十三师二团的团副，一个二十九岁的少校。
我姨妈向我形容这个姓戴的少校是“天生的军人”，“是个有理想的军人”，“为了理想而不为混饭而做军人的”。戴少校很英俊，这是我想象的。因为理想能给人气质，气质比端正的五官更能塑造出男性美。这种男性也更讨女人喜欢，讨我姨妈那样渴望男性保护的小姑娘喜欢。
戴少校所在的部队是蒋介石用在上海和日军作战的精锐师。像七十三师这样的精锐师，蒋介石有三个，是他的掌上明珠。三个师的总教官是法肯豪森将军，一个不生气也带着轻微德国脾气的德国贵族。在一周内几乎把日军赶进黄浦江的就是戴少校的部队。
戴少校在十二日傍晚还打算带半个营的官兵死守中央路上的堡垒。天将黑的时候，大批的士兵军官向江边方向跑。从他们的陌生方言里，他大致听得懂一个意思：唐司令官下午召集了高级军官会议，决定全线撤退江北，撤退命令在一小时前已经下达。
戴涛认为决不可能。他的步话员没有接到任何撤退命令。假如他戴副团长所在的精锐师没有奉命撤退，这些讲着蛮夷语言的杂牌军怎么能擅自扔了武器、埋了军火，先行撤退了呢？
接下来的是撤退和反撤退的谈判、叫骂以致开火。当然，在军事记载上，它是一场“误会开火”。戴涛手下的一个连长被撤退大军推倒，连长站起身就给了推他的人一枪。所有奉命死守的士兵立刻分化为二，大部分被撤退的人潮卷走。剩下的二十多个官兵仗着自己有武器，开始向逃兵们正式开战。打了五六分钟，撤退的大队人马里混进了坦克和卡车。坦克和卡车被戴涛的小股阻击部队拦阻了，徒步撤退的士兵们乘机爬上车辆，又被车上的人推下来，几分钟里，戴涛把“溃不成军”这词的每一笔画都体味到了。作为他这样一个军人世家子弟，世界末日也不会比如此溃败更令他悲哀。这就是他下令停火的时候。
等他和副官来到江边，已经是晚上十点。江边每一寸滩地都挤着绝望的血肉之躯，每条船的船沿上都扒满绝望的手，戴涛被副官带到这里，带到那里，但没人在听到副官报出戴涛的军阶和部队番号时让步，让他们接近最后几艘逃生船只。到了凌晨一点，想上船的人远比船的最大容纳量要多出几十倍，扒在船沿上的一双双手以非人的耐力持续扒在那里，一直扒到甲板上的船老大对着那些手指抡起斧头。
戴涛决定停止一切徒劳。已经凌晨三点半，江面上漂浮的不止是机动船和木帆船，还漂浮着木头澡盆、樟木箱、搓衣板。人绝望到这种地步就会成为白痴，把搓衣板当轮渡搭乘，妄想渡过长江天险，渡到安全彼岸。戴涛估计最先乘木澡盆和樟木箱的人已经葬身十二月的江水了。他和副官掉头往回挤。
副官跟他走散的时间是凌晨四点。一路上仍然挤满往江边跑的士兵和市民，一个士兵骂骂咧咧地在扒一个骂骂咧咧的市民的长衫，那市民穿着一身补丁摞补丁的单褂衣裤，赤着脚，冻得浑身冷噤，也不愿意穿上士兵“等价交换”给他的军棉衣。戴少校对那个士兵叫骂，士兵像根本听不见。假如少校不是舍不得仅剩的五颗子弹，这个化装成南京小铺掌柜的士兵就又是一场“误会开火”的牺牲品。
戴涛在巷子里摸索着往前走。没有倒塌的房子都紧锁着门。有个院子的墙塌了一半，前门被烧成了炭。戴涛走进去，在一个廊檐下发现一串串没有完全晾干的山芋干。他把它们全部拽下来，塞进衣袋。
他按照记忆中的南京地图往东跑。敌人大部分从东边来，假如他能顺利过渡到敌后，进入已经失陷的乡村，就能依靠地广人稀，敌在明我在暗存活下来。从那儿，再打算下一步。当军人不光是靠知识和经验，也靠天分。二十九岁的少校是年轻的少校，是天分让他比他同届的保定军校毕业生上升得快。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潜入敌后是天分给他的设想，尽管是胆大妄为的设想。
戴涛碰上第一股破城而入的日本兵是在凌晨五点左右。这一小股兵力似乎专门进城来找吃的，把每一幢搜不出食物的房子点着。就这样他们进入了戴涛藏身的院子。一直退到最后一进院子的戴涛发现进来的日本兵只有七八个，他的手痒痒了。也许两颗手榴弹就可以把他们解决。放着好打的仗不打就是有便宜不占的王八蛋。戴涛摸摸屁股上别着的两颗手榴弹，犹豫这样做是否值得。但好的军人不仅有知识、经验、天分，还得有激情，就是脑子一热便投入行动的激情。在上海跟日本人打仗的那股解恨劲头上来了。
他心怦怦跳地埋伏在后院堂屋里。窗外是一条小巷，窗子已经被他打开了，只需两秒钟就能从那里出去。此刻他浑身兴奋，丢失南京城的窝囊感全没了。
日本兵进了最后一进院子，进入他视野。他一手拿着手枪，牙齿咬在手榴弹的导火线上，拉开，默数到三下，第四下时，他轻轻把它扔出去。他要让这点炸药一点儿不浪费，所以手榴弹必须落在最佳位置爆破。他扔出手榴弹的同时，已侧过身，然后扑向窗口。基本训练从不偷懒的戴涛在此刻尝到了甜头，他翻窗的时间连两秒钟都不到，眨眼间已落在墙根下。
得承认日本兵的训练也不差，没被炸死的两个兵很快接近了后窗。枪弹在戴涛左边的树干上，右边的断墙上打出花来，过了一会儿，他发现自己的左肋挂了花。
这时竖在他面前的是一面高墙，不远处的火光照亮墙内楼宇上的一个十字架。他想起来，这是一所美国人的教堂。他马上决定，进入教堂的唯一途径是墙外的梧桐树，树干疤结累累，正是他攀登的脚踏，每一步攀登，左肋的弹孔就涌出一股热血。
爬上墙头，他看见七八个十字架。这是一片墓地，种着几棵柏树和一些冬青树，戴涛看中了一个小庙似的建筑。他迅速钻到它的拱顶下，坐下来，解开自己的纽扣，从挎包里拿出紧急救护包。他用手指试探了一下伤口，估计里面没有子弹，比他想象得好多了，现在要想办法把血止住。刹那他已是鲜血洗手，被血湿透的棉衣成了冰冻的铁板，又冷又沉。
他把伤口包扎好，冷得牙齿磕碰得要碎了。玩具似的洋庙堂是个考究的墓堡。他心想，死在这里倒也沾了陌生死者的光。
到天亮时，他发现自己居然睡了一觉。
这时，他听见一群女人的吵闹声。心里默默一算，算出这天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怎么这里会有这么多女人？
天亮后他决定藏在墓地里养养伤，有吃的捞点吃的，有喝的捞点喝的。
戴涛潜伏在威尔逊教堂两天，谁也没见过他，他却见过了这里面的每一个人，包括我姨妈和她的同学们。他在夜里可是闲不住，巨大的野猫一样悄无声息地在教堂领土上行走侦探。他在秦淮河女人的地下室通气孔外面趴了近半小时，记住了她们每张面孔。
那几串山芋干和洗礼池的水养活了他两天。他已明白这是个山穷水尽的教堂，要是没有山芋干，他从日本兵枪口下捡回的命此刻也会丧失给饥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