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起萧墙】
1936年12月13日。山东枣庄。
在神州大地，以“庄”命名的城市，数量不多，背后都有讲不完的故事。
枣庄因枣得名。早在东汉时期，袁绍的爷爷袁安在峄县（今枣庄市峄城）任阴平长时，从家乡汝阳引进优质枣种，推广栽种。因枣树耐瘠薄旱涝，百姓视枣为歉收之年的救命果、丰收之年的吉祥物，感念袁安恩德，称此枣为“袁安枣”。据说，明朝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后，路过峄县时，百姓向朱棣献上袁安枣，称颂“袁安枣助大王早安天下”，朱棣闻罢大悦，登基后把袁安枣列为贡品。
今天，人们往往把“村”和“庄”混为一谈。在古代，村和庄是两个概念。村，是由家族聚居而自然形成的居民点，后来成为最基础的行政单位；庄，是朝廷、贵族所拥有的土地，在这些圈定的土地上居住的居民，是军人或雇农，如土地易主，“庄”演变为“村”，庄名往往依旧使用。
一百多年前，枣庄仅仅是古峄县境内的一个普通田庄。因为有煤，田庄成为矿区，成为城镇，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之一。
1872年，张之洞、李鸿章在这里创办了中兴矿局。6年后，中兴矿局改为中兴公司，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股份制民族企业，发行了第一支筹集民族资本的股票。中兴公司开启使用机器采煤的先河，是中国民族工业步入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最令中兴公司自豪的是，徐世昌、黎元洪两任民国总统曾任中兴公司董事长，周自齐、朱启钤两任民国总理任财务总监。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足见当年枣庄的辉煌地位。
火车站是枣庄最气派的建筑。车站前面，有个不大的广场。广场西侧，有一家新中华饭店。饭店后面，是旅馆、戏院、戏班子，还有妓院。
这是一个清冷的早晨。金黄色的朝阳，斜斜地掠过火车站广场，投到新中华饭店的铺面上。几块门板长了脚似地，一块跟着一块，移动起来，挪到屋里的角落。一个头戴瓜皮帽、身穿灰长衫的中年男人，捂住嘴打了个哈欠，探出头来。阳光懒洋洋地停在他的身上，把脸庞映衬得棱角分明。
他叫郁德义，是饭店的老板，刚满30岁。郁老板是个勤快人，虽然夜夜被饭店后面的戏院、妓院闹腾得睡不好觉，可还是天天起早贪黑，早点的小本买卖照样做。
“新中华”店面不大，店堂里摆着五六张桌子。在枣庄，这样的饭店有好几家。趁着客人没到，郁德义拿起鸡毛掸子，一张张桌子掸过去，店堂里的几缕光柱，原本是静止透彻的，这会便滚动着粗壮起来。
店堂角落的柜台后面，靠墙摆着一张长条高茶几。茶几上，一台崭新的台式五灯收音机，显得很耀眼。前些日子，郁德义去上海时，见这玩意儿很俏，很多人排着队买。他是读过私塾的，算是个文化人，所以便狠狠心，捎了一台回来。这是一种电子管收音机，在上海的家庭已是常见，在枣庄却是稀罕物，是郁家的值钱家当。
收拾停当后，阳光已铺满门前的马路，店堂里也洒满一地金光。郁德义撮几片茶叶，放进紫砂壶里，泡了一壶茶。这是龙井茶，也是他从上海捎来的。枣庄人喝茶没南方人讲究，大多喝的是低档红茶，茶叶尽是些碎末子，里面掺杂些茉莉花。
泡罢茶，郁德义拧开收音机开关。这收音机外壳是红色木质的，左边是个音箱，外面蒙着一层格子布。右边是个玻璃窗，里面有一格格的数字，还有一根细细的红针。窗子下面有3个黑色旋钮。
可供选择的频道不多，且杂音大。郁德义耐心地调到最佳位置。他最爱听里面那个女中音，温温柔柔，慢声细语，腔调像南方口音，判断不出真实年龄，经常会告诉他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儿。在郁德义的想像中，这应该是个烫着卷发、描着口红的时髦女郎吧？就像他前些日子在上海滩上见过的那样。
奇怪！刚听了两句，郁德义就觉得不对劲。今天这个时髦女郎怎么了？声音不再那么淡定，显得局促不安，语速也比原先快了许多。他把脸贴到收音机的音箱上，支楞起两只耳朵：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爱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听到这里，郁德义不由得心惊肉跳：糟了，西安发生兵变，蒋委员长被抓起来了！
他捂了捂呯呯直跳的心，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歪着脑袋，继续听下去：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抗日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渐渐地，他听出个大概。原来，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和西北军首领杨虎城昨日发动兵谏，拘捕了正在西安的蒋介石。刚才播报的，正是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各地和南京国民政府发的通电。
郁德义感到纳闷：“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却不抵抗，把东四省拱手让给日本军队，使东北成伪满洲国，3000万东北同胞当了亡国奴。天下都在骂张学良是卖国贼呢，这会儿怎么逼蒋委员长抗日了？
别看郁德义是个商人，心里却装着天下事。那些天，他心思不在生意上，天天守着收音机，听着那个时髦女郎用不自信的语气，梦呓般地播报着事态进展：
陈诚、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陈继承、陈调元、万耀煌、蒋作宾、蒋百里、张冲等一大批军政要员悉数被扣押；
南京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
兵变事件震惊国内外，社会各界纷纷函电交驰，要求讨伐；
南京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同时向西安压迫；
何应钦称事变系延安共匪与张、杨内外勾结，命令空军开始轰炸西安近邻城市，逐渐转向西安；
有人大骂何应钦暗通日本，唯恐天下不乱，浑水摸鱼，火中取栗，欲借机除掉蒋介石取而代之，并嫁祸共产党，达到“一石双鸟”目的；
延安的共产党幸灾乐祸，主张公审杀蒋；
宋美龄邀请澳大利亚籍友人端纳斡旋，宋美龄、宋子文、端纳一行抵达西安谈判；
张学良、杨虎城邀请中共派代表团赴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
这些消息，显然来自不同的渠道，有的自相矛盾，有的前后矛盾。
郁德义发觉，外面的世界，像是一本猜谜的书，只知道开头，不知道结尾。他不知道哪条消息是真，哪条消息是假。但有一点，他确信无疑：每一条消息的背后，都有一段惊心动魄。
终于，郁德义听到好消息：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的力主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承诺今后停止剿共，联共抗日；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经洛阳抵达南京，张学良亲自陪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郁德义高悬的一颗心放了下来。他钦佩共产党的深明大义，也为国共两党这对昔日冤家对头握手言和而欣慰。从那以后，他开始密切关注国共两党的互动。
转眼到1937年6月初，郁德义从收音机里听到，正在庐山筹办暑期训练团的蒋介石，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到庐山谈判。
庐山？郁德义想起苏东坡的名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庐山，是一座崛起于平原的巍峨的孤立山系，自古以雄、险、奇、秀闻名于世。《太平寰宇记》说它“高三千三百六十丈，周回二百五十里，其山九叠，川亦九派”。《开山图》说它“山四方周四百余里，叠嶂之岩万仞，怀灵抱异，苞诸仙迹”。古人说的有些夸张。经精确测量，山体面积为280平方公里，主峰大汉阳峰海拔高度1474米。
庐山北部山势平缓，相貌寻常，而山南到处都是兀立千仞的绝壁、飞流直下的瀑布，这里层峦叠翠，万壑葱茏，多巉岩、峭壁、清泉、碧潭之胜。李白歌咏的庐山瀑布、雄奇的三叠泉、《桃花源记》中桃花源的原型康王谷、苏轼称为庐山胜景之最的青玉峡与三峡涧，都在山南。山南的人文景观也非常丰富。相传周朝时匡俗在此筑庐读书，故庐山又名匡庐。古往今来．慕名而至的文人墨客或栖鸣泉畔，或筑庐篁林，饮清泉，啸山谷，吟诗赋词。
19世纪以前，庐山除了处于山腰处的大林寺、仙人洞、天池寺等寺观外，大量的寺院道观都在山下，以南部为最多。由于山高林密，野兽出没，交通不便，山上游人寥寥。1841年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深入内地瓜分中国，相中庐山中段牯牛岭东谷的长冲一带，这里林木茂盛、风景优雅、地势平坦。英国驻九江领事趁清廷甲午战败，逼九江道台签订庐山英租界条约。英人结合“牯牛岭”之音，将之英译为“KULING”，取“COOLING”即“清凉”之意。于是，“牯牛岭”便被人叫作“牯岭”。那时，“牯岭”之名比庐山还有名。不几年，牯岭租界便出现20多个国家的别墅群。
国民政府收回牯岭租界后，择地盖起大型会堂和宾馆。因庐山地处长江之侧，水陆空交通方便，牯岭便成为国民政府的“夏都”，从1926年起，蒋介石每年都在这里度夏，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各党派的重要会议也在这里召开，使此山又成为闻名中外的政治名山。
“中国人不要再打中国人了，但愿国共从此能齐心协力，让天下安宁。”郁德义自言自语。他隐隐约约觉得，千里之外的庐山国共谈判，与自己所处的弹丸小城，似乎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美庐交锋】
1937年6月4日，一个头戴礼帽、浓眉大眼、面庞俊朗的年轻人，出现在庐山牯岭镇河东路94号的仙居饭店。他就是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这一年，周恩来刚39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与他同行的，还有林伯渠和博古（秦邦宪）。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游览庐山大林寺时，曾经留下这样的佳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意思是说，农历的四月，庐山下的桃花已经凋谢了，而山上的桃花刚刚盛开。
此时，虽然已是农历四月末，庐山处处仍可见到妖娆的桃花。放眼望去，满山遍野青翠葱茏，令人赏心悦目。空气清新馥郁，吸一口让人痴迷陶醉。周恩来的心情，与大自然的美景融为一体。
这是自西安事变以来，周恩来第三次面见蒋介石。对此次庐山之行，周恩来抱着很大的期望。
西安事变是蒋介石人生最大的噩梦，也是他一生中最狼狈的时候。几年前，我去西安采访时，曾去过临潼华清池，参观了“五间厅”、“捉蒋亭”等历史遗迹。在五间厅的一块玻璃上，还保留着一个破洞，这是事发时被子弹打穿的。这些遗迹，都成了老蒋的耻辱。陪同的朋友熟谙西安事变历史，绘声绘色地还原了当时的场景：事发当天凌晨，夜宿华清池的蒋介石穿着睡衣，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东北军发现活捉。指挥过5次“剿共”的陈诚也丑态百出，慌不择路，居然钻进一只装啤酒的纸箱里，被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翻箱倒柜才找到。
被活捉后，蒋介石原以为必死无疑，得悉是周恩来极力游说才保全性命，自然感激不尽。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谈判之余，专程探望软禁中的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正躺在床上，瘪着嘴在哼哼唧唧，看到周恩来进来，犹如见到救命稻草，连忙欠身而起，请周恩来坐下。一张嘴，周恩来才发现他满嘴没牙，原来是事发时忙于逃命，顾不上戴假牙。那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谁见了都会心生恻隐。
这是他俩分道扬镳10年后的首次相见。对周恩来，蒋介石可谓爱恨交加。在黄浦军校，蒋介石最器重的是两个人，一个是邓演达，一个便是周恩来。可惜，周恩来是共产党的人，与他不是一条心，道不同不相为谋。经历西安事变后，患难见真情，他俩的关系得到很大修复。
1937年3月，蒋介石在杭州与周恩来第二次见面。事隔3个月，蒋介石惊魂甫定，对周恩来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见面的气氛很好。蒋介石满脸笑容，称赞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对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共合作的一些条件，答应得也比较爽快，还让周恩来回延安后，尽快拿出一个共同纲领，然后再见面细谈。
蒋介石的态度，给了延安很大鼓舞，中共中央认真研究拟定《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这份草案顾全大局，充分考虑到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利益，比如在蒋介石承认此纲领的条件下，中共可承认他为领袖。
此次上庐山，周恩来就是带着这份纲领草案来的，满心以为能得到蒋介石的首肯。
陪同上山的张冲，把周恩来一行送到仙居饭店后，客气地说：你们休息一会，我马上去禀报委员长，安排你们尽快见面。
周恩来简单洗了一把脸，把那份纲领草案取出来放在桌上，随时准备去面见蒋介石。
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张冲露面。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张冲终于出现。敏锐的周恩来察觉，张冲脸上暗藏一丝沮丧。
这个，张冲吞吞吐吐，委员长说要接待来庐山的许多要员，让你们稍等几天。
周恩来皱了皱剑眉：你们委员长这是唱的哪出戏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