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指导员又说，“我话讲在前了，可不要自讨苦吃。好吧，现在让老犯人带你们到宿舍去，大家先安顿下来，今天就放假了，明早六点下湖。还有什么不清楚的你们就问老犯人好了。”
站在远处的人都跑了过来，把我们的队列冲散了。一个大块头拿过我的板箱，另一人抢过我背着的书包。我跟在他们身后走，看着那人把一寸长的指甲伸进我书包。
我问他们是怎么到白马湖来的。
那长指甲笑笑说：“这大块头不是好东西，他妹子的，强奸人家闺女。我嘛，只不过有时手头发痒。”
到那天晚上，我再没什么不清楚的了，现在我是一个犯人，像所有的犯人一样。
到蚌埠，已是下午五点。我去铁路分局，门卫说全下班了，叫我第二天清早来。街对面有家小旅社，我进去开了个床位。
客房是四人一间，我进屋时，另外那三个正懒洋洋躺在床上，一见我，他们全蹦起来，不由分说拉我和他们一块“拱猪”。他们自我介绍是老刘、小胡、大孙，又口口声声叫我王大哥，好像他们已经盼了我很久似的。
玩过几局，小胡塞过来一支烟，问我：“王大哥，你手头有些什么货？”
我没听懂他的意思。
老刘解释：“小胡是说，你从上海来，有什么要出手的。”
我说没有。
“那你想办些什么货？”大孙说。
这下我明白了，他们几个都是供销员，而且以为我也是干这行的。大孙说，他可以供应花生、玉米和兔毛，急需钢材，不管板材线材钢锭，哪怕是铁钉也好。我告诉他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要，我出门时是为了点私事。他们追问是什么私事，我就说了我的故事。
小胡和大孙摇摇头，连声说“打牌打牌”。没想那个老刘却感了兴趣，“王大哥，”他说，“找到你妈的坟，你又打算怎么着呢？”
我说谁知道能不能找到唻，要能找到，我要把娘的尸骨起走。
“好主意，是得挪个地方。”他想了想，又说，“我知道南边石门山有个公墓，来往便利，地方又安静，风水更没得说，价钱也很公道呢，一块永久墓地，水泥椁，带刻石碑，才百十来块钱。你妈就上那儿去吧？”
我连忙说不。
“你听我说呀。那里还有专人打扫卫生，每逢清明节，奉送每位一束鲜花。多好啊，王大哥。”
“好是好，”我说，“可我把我娘起出来，是要送回苏北老家，跟我爹的骨灰合葬在一块。”
第二天清早，我便离开了旅社，那姓刘的扔给我一张名片，说要是我改变主意的话，随时可以找他。我看了看名片，那上面印着：“石门山花园公墓经理，刘二富，地址，中国安徽歙县石门山乡。”背面还有一行小字，“环境舒适风景优美，安置亲友的理想乐园。”
要是谁想给白马湖做个广告，我看没什么比这段话更合适的了。它是个山间的小湖，湖水碧绿，没有一条波纹，像镜子似的倒映出四面的群山。我第一次看到这湖时，忍不住想唱歌。
“乖乖，”我说，“这里的风景真太优美啦。”
我话音才落，一浪浪回声从四面拥过来，湖边芦苇丛里唰唰地响，飞起两只雪白的水鸟。
“风景？”长指甲说，“风景管什么用，咱要把这湖填掉，满满种上水稻。”
他又说：“这可是个大工程，光靠咱这些老队员，累死都忙不了，幸亏你们来了。说不定，你们本来都没事，就为了要填这个湖，才吃的官司。”他幸灾乐祸地笑了。
过了一星期，早上点名的时候，长指甲被叫到队列前头，指导员当场宣布，给他加刑两年。
这是老犯人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接着，我们又学到两件事。一是让家里寄信来时，在邮票上涂满糨糊，这样，我们就能把糨糊连同敲在上面的邮戳一块洗去，再次利用那张邮票。二是叫他们把香烟拆包，夹在信里寄来，一封贴一角六分邮票的信，可以夹带二十支烟，就是整整一包。
有谁说得清二十支烟净重多少？白马湖的人都知道，八钱。
5
我来到铁路分局公安处，有一会儿没人理我，办公室里人人埋头干自己的事，看样子都很忙。我拦住一个小青年，说有事找他们的负责人。
“你找他干吗？”小青年问。
我说我想了解一下有关我娘被害的情况。于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那都是哪一年的事了？”他问。
“60年。”
“嗬，”他翻翻眼睛，“二十七年前，出土文物啊。”
他叫我等一下，自己走进办公室，过了几分钟，他又回来。“没人知道这事，”他对我摇摇头，“我们这里都是新来的，那年月的档案在‘文革’中都弄丢了。”
他带我爬了三层楼，拐过几条走道，转得我都迷失了方向，最后在一间大屋子里见到一个老头。这回是他来说我的故事，而我当了听众。
“听着耳熟，”那老头说，“像是有这回事，不过我不清楚，这样吧，你问问孙胡子，他可能知道。”
“哪个孙胡子？”小青年问。
“孙胡子都不知道？原来二科的科长，去年调南京铁路职工疗养所当所长去了。”
我心凉了一半，我想可能那孙胡子也不清楚。小青年说他可以挂个电话过去，免得我白跑一趟。我真心诚意谢他，我说现在像他这么热心的青年人，真是难得一见。
“你可别这么说，”他好像觉得我是在损他，“谁有那些热心，只是你这件事，有点不同一般罢了。”
我同意，的确不同一般，有点像出土文物。
蚌埠到南京的电话并不好打，小青年一面拨号，一面骂娘，后来接通了，人又不在，在那边去找人的空当，小青年向我提了一个问题：“老王，当你知道你母亲被人害了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东西。”
我回答他说：“时间隔得太久，我已经不记得了。”
在电视新闻里看到过这样一个镜头，沪杭公路发生车祸，一辆旅游车和一辆卡车相撞，旅游车爆炸起火，当场烧死五人，伤十几人。赶到医院的记者把话筒伸到一位伤员的嘴边，说，“请问起火的时候，你都想到些什么？”
那伤员回答：“妈的，那时我差一点就死了，你说我还能想些什么？”
这是晚上六点半的新闻节目，到九点钟重播时，这段回答已经剪掉了。
下午收工后，指导员让大学生给我带话，要我立刻到队部去。我来到队部，指导员正等我。
谈话前，指导员先递上一支烟。我一口抽去了三分之一。我已经断烟几天了，最后那封信里，老娘什么也没夹，她说隔两天，她就动身来白马湖看我。
“你在等你母亲来农场吧？”指导员说。
“是的，按说她前两天就该到了。噢，这件事我向队领导汇报过。”
“你不要再等，”指导员说，“你母亲来不成了。”
他没说别的，因为他也不知道。他只接到一个电话，说是劳教犯王保的妈在来农场的途中死了。
回到宿舍，我打开板箱，取出一双包在报纸里的球鞋。那双鞋是离上海前老娘替我买的，还没穿上过脚。我扯去里三层外三层的报纸，慢慢地穿鞋带。大学生坐在对面床上看我，他也知道了我娘的事。
我穿上球鞋，走出宿舍，那时，天已经黑了。我摸黑走了十里山路，走到一个叫黑山杜的小村里，找到一户农民，用那球鞋换了一小袋炒黄豆。然后我赤着脚，又摸黑十里回队，一边走，一边吃豆子，等走到队里，豆子也吃光了。
大学生还没睡着，“你到哪里去了？”他问。
“找老乡了，拿球鞋换了点炒黄豆。”
“你去了黑山杜？”他撑起身子，“不合算，去十里山路，耗的热量抵半袋豆子，来十里又抵半袋，你白白丢了一双新球鞋。”
他叹了口气又问：“还有豆子吗？”
“没了，都吃光了。”
“去他妹子的。”他说。
老娘出事之后，我断了烟路。在那以前，老娘每星期都来三封信，也就是六十支烟。后来她来信说烟票难搞，最多只能寄两包了，让我少抽些，对身体也好。她不知道，那六十支烟并不全是我抽的，至少有大学生的三分之一。
那时候大学生几乎天天去队部，其实那里没他的事。因为他家里很少有信来，他去是看有没有我的信。要是拿到信，他就会一路跑回草棚，高兴地叫道：“班长，有东西来了。”在我拆信的时候，他眼巴巴地望着我，像一条养熟的狗，我还有什么办法。
我分给他几支烟，得到烟，他立刻叼在嘴角上，拿着火柴，却不马上点燃，好像想把瘾头熬得更足些。然后他点上火，深深吸一口，心满意足往床上一躺，问我：“班长，你妈妈信里说点什么？”在心里，他已经把我的信当成了他自己的信。
对我娘的事，他和我一样难过。他告诉我：“班长，我对你说真心话，我真恨不得死掉的是我妈妈。他妹子的信不信由你。”我相信他说的是真心话，他有点恨他的家里人。我听他说过，他家里很有钱，是开厂的，就是这年头也不愁吃喝，可胆子比鸡还小。我想也难怪他爹娘胆小，大学生和我们到底不太一样，他是判了二十年的反革命犯，要是我有这样的儿子，我不踢烂他屁股才怪呢。
自那以后，我只能用到农场外出公差的机会，在小镇里买烟了。可那种机会不多，大部分时间，我就和大学生一起闻别人的香烟，真难受的时候，我们把干黄豆叶搓碎了卷烟。这办法是一个老犯人传给我的，他当过国民党的兵，从前上过白面瘾。他说他曾经把冬瓜上的粉霜刮下来，当白面吸过。
我问他味道怎么样。
“比真白面多少要差点，”他说，“不过话得说回来，要是你馋极了，也就觉乎差不了多少了。”
后来，我告诉车间里那些小青年，我抽过用黄豆叶卷的烟，他们也一个劲地问我味道怎样。“比红牡丹当然是差点，”我说，“可要是你平生第一次抽，那口味和现在的外国烟也差不了多少。”
6
我买了上午十一点二十的票，从蚌埠直奔南京。孙胡子在电话里说，他知道我娘的事，要我去南京找他。等见了面，他又对我说，其实我已经两次经过我娘死的地方，那地方叫卧牛关。
我说我没这个印象。
“你一定有的。快车不停卧牛关，可那里有座桥，架在峡谷间，是必经之地。即使你没注意到那车站，你肯定看到过那座桥，没准还看到过你母亲的墓地呢。”
“当然，”他又补充了一句，“这是说，如果你老母亲的墓还在的话。
刘二富的名片后来被我扔进了卧牛关的深谷。我靠着胸墙，望着那座桥，我忍不住叹道：“他妹子的，这真是一座天桥啊。”衬衫口袋里有什么东西顶着，我掏出一看，就是那张名片。我把它拦腰撕成两半，一伸手，丢到了胸墙外。
从我站的地方向下看，那两半名片，就像两只白蝴蝶，在空中翻卷，一会儿被风托起，一会儿又直落而下，其中的一只，停在了伸出陡壁的荆条上，另一只坠到谷底，隐没在大大小小的圆石头中间。
也许哪一天，有人会捡到半张硬纸，或者是“环境舒适风景优美”，或者是“安置亲友的理想乐园”，他们未必会想到，这上面说的只是一块墓地。
老头子临终时，脑筋已经糊涂了，他认定我娘的坟在苏北老家。这也许跟老娘的暴死有关，那次他受的打击不轻，在乡下养了大半年，直到那儿闹了春荒，才回到上海，而且再也没有先前那么壮实了。
困难时期，上海各行各业都号召职工回乡，减轻国家负担。
我家在乡下有根，三轮车队的领导几次三番上门来做动员。老头子给他们来个一声不吭，把筱文艳放得震天响，把风炉扇得满屋子烟，叫所有的人都待不下去。最后，队领导终于对他死了心了，他们说他是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
肉脑袋顶不动花岗岩脑袋的，陈毅也试过，没成功，更不用提别的人了。
老头以为他为我做了件好事。十几年后，他对我说：“他们想把我赶到乡下去，就是不想让我再回上海。我知道这些人的坏心思，我就是不走，就要给你留下条根。你看，现在他们只能放你回来了吧。”我想说我的事是落实政策，跟他没关系，不过那阵他脑子已经开始变糊涂了，我就没扫他的兴致。
老头照常踏他的三轮车。后来三轮车被淘汰了，年纪较轻的改行学开小乌龟出租车。他太老了，就安排在出租车站里看门。直到我回了上海，他才退休。
那以后，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起先他还能上街买买菜，后来就只能坐在家里听听收音机，再后来，他连坐都不能坐了，日夜躺在床上，念叨要我快些找个女人成家。三年前他死了，到底也没能见着他那儿媳妇和我那十一岁的儿子。
最后几天，老头是在病房里度过的。进医院时，医生给他检查过一次，完了对我说：“就这样吧。”以后再没露过面。我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到病房陪夜，到底不是二十多岁，连熬了几晚上，我也顶不太住。好在老头子不用多服侍，大部分时间，他会伸过手来摸我。“王保，”他说，“等我死了，你把我送回苏北老家去，葬在你娘的坟里。”他反复说的就是这句话，我真不明白，他怎么会以为我娘的坟是在老家。
老头子死在冬至夜。那是大节气，老年人的难关。他挣扎了很久，也没能闯过去。偏偏那天夜里，我伏在床边睡着了，等醒过来他已经去了，所以我只知道他死在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五点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