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六日战争》香港“新界”的一段抗英历史】
夏思义（Patrick H. Hase），剑桥大学博士，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前会长。居住香港逾四十年，长期研究香港“新界”及其居民的历史和传统生活。
英国在1898年与清政府签约租下“新界”，一年后的1899年，“新界”发生了一场持续六天的战争，但是这段历史一直被埋没，不为人知。
所谓香港，是由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三块地区组成。“新界”地方很大[25]，相当于香港岛与九龙半岛面积总和的九倍。
历史上，香港岛和九龙半岛曾经被英国人占有，那是被割让出去的。但“新界”不同，“新界”是租借给英国的。所以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英谈判香港前途的时候，一开始英国人主要想谈“新界”，声称香港岛和九龙半岛按条约永远属于英国，中国只能收回“新界”。对此中国当然不可能同意，我们要全部收回来。
英国是在1898年与清政府签约租下“新界”的[26]，一年后的1899年，“新界”发生了一场持续六天的战争。但是这段历史一直被埋没，不为人知，大概到了最近十几年才开始有人慢慢把它挖掘出来。《被遗忘的六日战争》讲的就是这段历史。
这本书的作者是个英国人，叫夏思义。他以前在香港“新界”沙田区港英政府下设的岗位任职，是个当官的；但他同时也是剑桥大学博士，是一名学者，对“新界”历史做过很多研究。他写这本书时参考了诸多重要档案资料，其中包括英国政府的档案，还有第十二任港督卜力[27]和当时香港第二把手骆克[28]之间的很多通信，然后很详细地讲了这六天战争的来龙去脉。
1899年4月，在前一年取得了“新界”租借权的英国准备在“新界”升起英国国旗。当时“新界”大概有9万多人，其中大埔区有9千多人，元朗区有2万多人，主要是这两个地区的民众在升旗仪式三天前的4月14日发起了抗争，不准英国人进入我们的土地。
据夏思义查证，参与抗争的人里面有穷人也有富人，他们不希望土地被英国人占去的理由，第一个当然是出于民族情感。但其实这个理由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还有其他一些理由，例如谣传英国人会把土地廉价收走，当地人不愿意自己的土地被抢走；还说英国人进来之后，会像在香港和九龙一样，增加很多清洁费之类的赋税；以及英国人会盖很多新式建筑，破坏风水。当时有很多这类关于英国人的飞短流长与猜测，弄得人心惶惶。
抗争发起之后，英国人当然派军队来镇压。一开始“新界”人还能击退英军，虽然他们严重缺乏现代武器，只有效果不佳的十几门火炮，余下都是老式的火绳枪，以及长矛、战刀之类的有刃兵器。但很快，“新界”人便敌不过英军，结果打到1899年4月19日，没办法就投降了。结果在六天的战争里，“新界”的抗英民众大约死亡500人。
这本书里还记录了一些英国人在这场战争中做的很坏的事。比如他们把一个围村的村口铁门抢走了[29]，还作为战利品运回英国。
战争结束之后，港督卜力很懂得玩政治，不让提这件事，好像六天的战争根本没发生一样。所以后来几十年的官方档案里几乎没有半个字提到这场战争。“新界”人因为打输了，还死了人，也不提。而且后来他们发现收抢土地和增加赋税都是谣言，于是很快就和港英政府合作了。据这本书考证，有一些“新界”的耆老还跑去港督府，跪在港督卜力面前求他宽恕。卜力很老辣，就请这些“新界”领袖加入政府委员会，一起来管理“新界”。反而骆克是个强硬派，他主张惩罚这些领袖。不过1902年骆克被调走了，离开香港，去了威海卫。
这一段“新界”英勇的抗争历史，我们应该记住。
（主讲 马家辉）
【《彩色香港：1940s—1960s》彩色老照片里的香港】
高添强，香港历史及历史照片研究者，另著有（包括合编）《香港今昔》《香港走过的道路》《街角·人情：香港砵甸乍街以西》《九巴同行八十年》等。
黎健强，香港艺术学院高级讲师及摄影科目统筹，香港大学艺术学系哲学博士，主要研究香港及中国摄影历史。另著有《形彩风流：香港视觉文化史话》《香港最早期照片》等。
它在照片里显得那么妥帖、那么安宁，于是你会想，那会不会就是传说中已经逝去的田园牧歌？
大家都喜欢看老照片，尤其是那些关于自己经历过的时代、见过的景物的老照片，又或者是在我们出生之前对我们所熟悉的地方留下的老照片。看到这些老照片的时候，就算我们没经历过照片里出现的场景，都会被挑起一种奇特的怀旧感。这该如何解释呢？
解释起来当然比较复杂，简单来讲，就是我们总是对自己文化上和生活上的根源感兴趣。虽然照片里的世界也许比我们今天的世界更失序、更脏乱、更可怕、更危险，但由于它在照片里显得那么妥帖、那么安宁，于是你会想，那会不会就是传说中已经逝去的田园牧歌？你会觉得它大概比我们现在的时代要好。
《彩色香港：1940s—1960s》就是一本关于老照片的书，作者高添强和黎健强都是香港本地相当重要的学者和评论家。高添强专门做香港的历史研究，黎健强则从事艺术和摄影研究。这本书最突出的地方在于书里的一批老照片都是彩色照片。彩色照片有什么了不起？说来话长。
1839年8月摄影术在法国巴黎正式问世[30]，此后传播非常迅速，短短几年便蔓延全球。1842年8月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香港被割让，摄影术也几乎同步进入香港，有几位来自欧美的摄影师在香港建立了照相馆，只不过刚开始主要是拍人像，没有人去拍景物。一直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香港的景物照片才慢慢出现。之后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香港的照片和其他地方一样，几乎都是黑白的，就算有彩色的也是人工着色，色彩其实非常失真。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本《彩色香港》里的照片有多么珍贵了。
书里的140多幅香港彩色摄影，记录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二十多年间的香港生活景象。它们是最早一批关于香港的高度存真的彩色摄影，从中能够看到一个很接近当时真实情况的香港。
比如有一张照片拍的是1955年的中区[31]海旁，也就是香港最知名的地区中环。可是从这张照片上，我已经不太认得出这里是中环，因为照片里沿海的那一排房子如今几乎都不存在了，其中就包括香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筑——邮政总局大厦。这座大厦在我小时候还有，我是看着它被拆的。很多人说香港不太珍惜自己的历史遗迹，首先不知珍惜的就是当年殖民地时代的政府，因为对他们来讲无所谓，反正房子是他们盖的，他们想拆就拆了。
还有一张照片拍的是1953年启德机场[32]旁边的楼房和巴士总站，这个地方是今天很多人听说过或者去过的香港九龙城一带。照片里的房子都很矮，有意思的是，其中很多房子直到今天仍然存在。这是因为飞机起降对周围楼房有高度上的限制，所以只能盖矮房子，启德机场用了几十年，这些房子也得以几十年保留下来没有拆。不过现在情况变了，因为机场搬了，这里也慢慢起了新楼。
还有一个观光客都很熟悉的香港地标是非常有名的半岛酒店[33]。来到香港的游客可能不会去住半岛酒店，也不会进去吃饭、喝下午茶，但是他们会站在酒店外的马路边拍照留念。书里有一张照片是从半岛酒店的窗口望出去，拍到的恰好是今天人们拍纪念照时会选取的酒店喷水池的位置。但是在这张照片上没有我们熟悉的那条海岸线，也没有难看的香港文化中心，有的是一排更难看的货舱。内地曾是香港最主要的“转口贸易”市场，然而在联合国20世纪50年代通过所谓对中国的禁运令[34]之后，香港的“转口贸易”急速下滑，照片里的这些货舱就都被拆掉了。
还有一张照片也是内地游客很熟悉的地方，但我敢说你从照片上认不出来。它就是20世纪50年代末九龙仓[35]前面的商店，这个商店到后来演变为有名的星光行[36]，即今天全香港最大的商场海港城最接近码头的那一块。大家常常以为它也是海港城的一部分，其实它们只是连在一起而已。在当时的照片上，商店上半部分是用铁皮搭的房子，下半部分却探出一排中国式飞檐，有一种很古怪的混搭风格。其实这个旧貌并不怎么好看，但如果能保留下来的话，也是很有意思的。
另一张照片则真的令人扼腕，这是一个应该被完全保留下来的地方，即20世纪50年代末的尖沙嘴火车站[37]和钟楼。现在只有钟楼被保存下来，火车站拆了。可是没有了旁边的整栋建筑物，剩下孤零零的一座钟楼有什么意思呢？尖沙嘴火车站在我小时候还存在，曾是全球最重要的铁路的终站，从这里开出的列车不只到得了北京，还能到欧洲，甚至莫斯科。如今却已是沧海桑田了。
还有一张照片是1960年的旺角弥敦道[38]。与油麻地[39]相比，20世纪60年代以前旺角的商业活动并不频繁，楼都很矮，也看不出街上有多热闹。但这时候的旺角已经开始接近今天的旺角了，若再早十年二十年呢，这些房子后面恐怕都是田地，大片的西洋菜田。
（主讲 梁文道）
【《地文志：追忆香港地方与文学》文学里的香港地标】
陈智德，笔名陈灭，1969年出生于香港，现任香港教育学院文学及文化学系助理教授。另著有诗集《市场，去死吧》，评论集《解体我城：香港文学1950—2005》《愔斋读书录》《愔斋书话》，散文集《抗世诗话》等。
我们有时也向往遥远的地方、愿意承接更古老的传统、参与更宏大的整体世界，但知每一个出发点，不都由当下脚踏的土地开始。
我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有一次我去北京，专门拜访了一个国家级研究机构里面的香港文学研究所。和那里的一些研究员谈着谈着我发现，这个专门研究香港文学的研究所，身为一个国家级机构，竟然没有一套完整的《素叶文学》杂志[40]，那可被认为是香港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杂志之一。后来我又发现，其中一些年纪大一点的研究员甚至不知道这份杂志，这让我感到非常震撼。于是回香港之后，我就辗转找到一些还在办《素叶文学》的前辈，问能不能想办法弄一套杂志，甚至我可以自己出钱买，然后免费寄给北京的这个研究所。我觉得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资料，一个专门研究香港文学的机构不应该没有。
结果一位《素叶文学》的前辈和我说，这份杂志他们自己那儿都不齐全了，所以就算了吧。我那时候年轻，听了这话有点气愤、不理解，我想怎么可以算了，怎么这么不在意自己做过的事情？况且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也关系到香港文学和整个文学研究。但后来这件事也就作罢了。过了很多年之后，我再遇到类似的事，就能够体会当年那位前辈说的“算了”，因为这句话也越来越常出现在我的口中。特别是当有人问我香港有什么作家？香港是不是文化沙漠？听到这样的问题我通常也不搭腔了，心里想到的就是那句“算了”。
但有些人是不肯就这么算了的，例如香港非常有名的诗人兼学者陈智德，他写下了这本著作《地文志：追忆香港地方与文学》。我不知道香港以外的读者对这本书会怎么看，但像我这样的香港人，特别是热爱文学的香港人，读这本书是非常有感触的。
书先从近年香港特别流行的一个词“本土”讲起。今天因为这个词带有政治上的歧义，所以往往一谈“本土”，就很容易引起狭隘的联想或很偏执的政见。但是看看作者陈智德怎么讲，他说：
本土经验本就是我们的成长以至更大范围下的共同体社会经验，我们生活其中，也愈发认清我与非我的真幻；是以书写本土绝不等同歌颂本土，本土也有许多负面事物，教我们疾首，我们有时也向往遥远的地方、愿意承接更古老的传统、参与更宏大的整体世界，但知每一个出发点，不都由当下脚踏的土地开始。
这样一个既要追怀又要批判、还要承接更古老传统和更宏大世界的香港本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它会不会太小了，没什么东西好讲呢？陈智德说：“我不想在这里申辩，只想说，香港一地，无论感觉多狭窄，从文学的角度，与地球每寸土地、每个城市都是平等的。我时常自警于本土之可能褊狭和自我封闭，然而‘狭窄’与否本不在乎所写的地方，而在乎执笔者的眼界和文学修为。如果本书最终也沦入‘狭窄’之议，责任在我力有不逮，与香港无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