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看过《临晋县志》，知我们韩家，大约是明代成化年间，从城内的钟楼巷，搬到城外自家的“麦场”建起新居的，因此村名便叫韩家场。上世纪九十年代，写《李健吾传》前，曾去过李先生的老家，运城北相镇西曲马村，见村墙高耸如城墙，墙头豁豁牙牙，墙基朝里凹陷，问村里老人，这村墙何以如此古老，老人言道，这是清朝的村墙啊。我心里默算，三百多年了，这村子并没有扩大啊。
在我们那儿，就是大财主也谨守着不轻易扩大宅院的古代风俗。
道理明摆着，土地耕种着，就有出产；盖成院子，若不住人，只是摆阔。
唯一能显出富家与贫家差异的，是富家多有园子。
我们村两户富家。一户是前巷盐店韩家；一户是后巷韩聘卿家，就是我家。明清，乃至民国，盐是专卖的，盐店韩家的家财，可想而知。论房子，也不过是一连三座砖院子，地就不知多少了。最为显赫的，是他家有个大园子。我记事时，那园子已很是败落了，但是，走进之后，仍有蓊蓊郁郁如同树林的感觉。我家的园子，在后巷东头，背靠胡家院，我记事时也已老旧了。园子中间，东西一连三棵杏树，中间一棵还不算老，两边两棵树身中空，虬枝横逸，每当杏熟时节，我和哥哥进了园子，爬在树上，颤颤巍巍，总怕一不小心枝丫折断掉了下来。
忽然有一年，杏子熟了，我和哥哥要去园里，爷爷说，今天去了，往后就甭去了。
我没有问为什么。
平日从家人的谈话里早已知晓，前两年就场园归公，园外的麦场、麦场旁边的园子，早就不是我家的了。麦场用来打麦子，地收走了，麦场理应归公。园子虽说归了公，却没有专人管理，只能是荒着，杏子不管这些，该熟的时候还要熟，别人家的孩子可以摘，原主人家的孩子自然也可以摘。村里人在这点上，还是很厚道的。爷爷的顾虑，是怕人说闲话。奶奶在园门上挂一把破锁，爷爷都深不以为然。
对这个园子，记忆里最特别的，是墙外麦场边那棵高大的楸树。多高？没量过，给我的感觉，可说高极了，上面的老鸹窝不是一个两个，大大小小竟有四五个，且是一层一层垒了上去。长大后去过多少地方，曾留心过别处的楸树，从没见过比我家园墙外那棵更高的。
我如果还有一点灵性，内里不知道，外形上最像的还是父亲。
但我跟父亲并没有多少感情。主要是因为，自从那次他将我们母子三人送回老家之后，三十年间，他独自一人在两千里之外的德州，每年只有十几天的探亲假，常是年根上回来，一过十五就走了。要见，须得等到下一年。一个不多见面的父亲，心里不管多么明白，感情上总是隔了一层。
从小到大，最为亲近的，是我的母亲，那个没有文化，缠过的脚又放大了的农村女人。年轻的时候，是小媳妇；中年以后，仍是小媳妇；直到老年，头发花白了，还是小媳妇。没了小媳妇的模样，不变的是小媳妇的心态。一遇上个事儿，总是问跟前的儿子：
“这可咋办？”
纵然明知儿子说错了，也不会反驳，只会怯怯地再问一句：
“是不是这么办？”
儿子一听，还是母亲说得对，往往会不耐烦地反问一句：
“你知道咋又问我？”
每当此时，母亲几乎是惶恐地说：
“问了心里才踏实嘛。”
这样说，一定会有人说，又在瞎编了。你一上高中就离了家，莫非你妈跟上你去了学校？
没有撒谎。全是真的。只是这里的儿子，不一定全是我。我妈有六个孩子，也就是说我弟兄有六个，而且这六个分作三组，我跟我哥是一组，差两岁；老三跟老四是一组，差两岁。有意思的是，老大与老三差十二岁，我（老二）与老四也差十二岁。老五和老六，差的年龄没有我们这么多，我跟老六相差二十三岁。这样你就知道，我妈跟前，什么时候都不缺个儿子问问的。
小时候，记忆最深的，是跟了母亲去姥姥家。
父亲在外，有两三年不通音讯，后来通了音讯，又很少回家。一个形同守活寡的小妇人，领着两个憨不知事的孩子回娘家，那个凄怆，外人是难以想象的。而我们，又什么都不懂，只晓得到了姥姥家，准有姥姥藏在柜子里的好吃食。二舅在西安工作，时不时地会捎回些点心什么的，姥姥会藏起一部分，等她的这个苦命的大女儿来了，给小外孙们解解馋。
从我们家到姥姥家的南连村，走法有两个，一个是走东关，一个是走后街村外的大车道。不管走哪儿，到了离南门不远的地方，往南一拐，照直走下去，过了北连村，过了中连村，就是南连村了。
夏天和秋天走这条路，还没有什么，两边都是庄稼地，该绿的时候绿茸茸的，该黄的时候黄澄澄的，不用害怕，也没有什么景致可供观赏。
春天跟冬天，可就不同了。
过了城南的汽车路，拐到朝南的大车路上，四周是旷野，春天是轻轻的春风，冬天是飕飕的北风，地里什么都没有，有的只会是枯枝败叶——枝是棉花的残枝，叶是玉茭的枯叶。再有什么活物，那就是飞起又落下，四处觅食的寒雀了。
人是这样的人，景是这样的景，多少年后回忆，仍让我情难自抑。如果有人拍下这样一张相片，该是怎样的动人心魄。
可惜的是，这样的景象，只能在我到了暮年时，才越来越真切地呈现在脑际。
记忆里还有一个景象，是一想就呈现出来的，那就是对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来说，一路上我最爱看的，不是左侧的村舍，而是右侧的陵园。我们那时候，不会有陵园这样文雅的说辞，就那么直通通地说——坟地。
那坟地不是一个，三个还是四个，现在已记不清了。记得最清楚的，是北连村和中连村中间的那一个。离大车路有百十米吧，坟地里，大大小小的坟头错落有致，稍大点的坟前必有碑楼。我们老家，碑楼是很讲究的，青砖做上去，顶部有兽脊，下面有基座，中间嵌着镌字的石碑。
这还不算什么，最让人敬畏的，是园子里的柏树，不多，也就几十棵，只是那个姿势，那个颜色，让人不敢近前。姿势，一律的如苍龙偃卧，又要倏忽腾起的样子；颜色，一律的苍绿到了近似乌黑的样子。
坟地上的草一蓬一蓬的，难说里面藏着什么野物。有次走过，哥哥一眼就看到一只狐狸，一颠一颠地过去了。
“快看！”哥哥指着。
我怎么使劲睁了眼，还是什么都没有看到，但我相信肯定是有的。
“尾巴是白的，成精啦。”
哥哥说得更仔细了。
此后去姥姥家，每当路过那片坟地，我都会眯了眼张望，巴望能看到白了尾巴的狐狸。
后来的结果，不说也知道，肯定没有看到。
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只要每次都留心，总有一次会看到。然而，我还是一次也没有看到。
因为，没过几年，平田整地运动一波又一波，先是零散的坟头平了，接下来是这些祖祖辈辈谁也不敢动的坟地——陵园，也平了。
我是学历史的，虽说从事了写作，平日仍留心史学上的文章，某年曾看到一篇研究陵寝文化的文章，说古代帝王陵寝的树木为何都永久性地保存下来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历代无分朝野，对前朝的陵寝都有一种敬畏之心。这话真是说对了。古人敬畏的，不光是帝王的陵寝，就是大户人家的陵园，寻常人家的坟地，也格外地敬重。在我们老家，盗伐树木的事时有所闻，然而，在过去的年代，极少听说谁家陵园的柏树被盗伐了。
只有盗贼与圣贤都遵守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
圣贤敢破坏的，怎么能责怪盗贼？
在我此生，随母亲去姥姥家的路上，大车路右侧，那一丛丛的绿，是永远不会忘了。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