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我梦见你了。我在外面一直跑一直跑，想要去一个地方，但是又不知道是去哪里，然后你出现了，问我是不是在跑步。我说是，你就让我跟着你一起跑，于是我跑起来，到一排老屋前面，推开门，里面全是黑的。你说你进去拿毛巾给我擦下雨水，我说好，结果你走进去就再也没有出来了，剩下我一个人站在门口吹风，雨一直下，我又开始跑，在小巷子里，东拐西拐，一直跑……”
赵淇在电话里和我谈及这个梦境，她说她吓得哭醒了。室友上课去了，宿舍里只有她一个人。窗帘拉上了，严严实实的，不透光。她说那种窒息感让她害怕。
“傻瓜，梦都是相反的，你梦里的我跑了，可现实的我还在啊。”
赵淇的嗓子有点哑，她吸了吸鼻子（我猜是抽了纸巾在擦），喃喃地说：“如果梦是真的呢？万一你真的消失了，我去哪里找你？”
“你哪里也不用去。”
“为什么？”
“因为我就在你心里呀，你去了自然就找到我了，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油嘴滑舌，不理你了！”
我知道她嘴上这么说，心里一定乐开了花。
——这是我们之间常有的对话，充满了情人间小打小闹的甜蜜、机智和肉麻。
在那次谈及“做梦”的对话之后，赵淇说：“周岐山你知道我很没有安全感的，你可别乱勾搭妹子啊，不然‘仔细’你的皮！”那阵子电视在播新版《红楼梦》，赵淇说她实在看不下去，“还是87版的《红楼梦》经典。”为此，她又重温了一遍《红楼梦》，当然，她看的不是电视剧，而是小说。
那些印在纸张上的字句，经过排列组合，形成一串又一串的符号，它们依靠时间的线性序列，将复杂庞大的空间压缩进来，它们呈现，或者消解意义，取决于作为阅读者的你。阅读是这样一个解密的过程。你在看书，书也在看你，那里有一整个世界的悲欢喜乐在等你。
赵淇说：“这就是我喜欢纸质书的原因。”
我跟赵淇说起我小时候的事。那时家里经济状况一般，我的很多玩具都是自己动手做的（我做过弓箭、木剑还有带马达的小气船）。逢年过节，邻居家的孩子都有玩具，我很羡慕他们，因为我要央求爸妈很久，他们才会答应给我买一只玩具手枪，至于那些高档一点的玩具（遥控飞机、小汽车、机器狗等），永远不会出现在我的世界里。父母虽然对玩具敬而远之，但对我看书这件事却慷慨得很。连环画也好，故事书也好，他们从不干预，在他们看来，看书是个好习惯，只要是书，总归不会坏道哪里去。不过他们对武侠小说非常警惕，三番四次警告我，不能看武侠。我妈举的例子是，邻居家的孩子因为迷上武侠，捧起小说一看就是一天，最后成绩一团糟……小时候我非常乖，我把妈妈的训诫当成了圣旨。直到现在，金庸、古龙、梁羽生这些武侠大家的书我一本都没看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经历过这样的童年，所以才会对书有着那样浓烈的眷恋，他们是我呼吸的氧气，赖以生存的土壤。
我对赵淇说：“现在小孩玩的玩具都是虚拟的，哪像我们那时候呢，有积木、变形金刚、四驱车……你触摸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童年，说不定你现在让他们搭积木，会被嘲笑幼稚呢。”
我听过一个故事。讲故事的人是我大学同学，一个皮肤黝黑的女生，短发，平日沉默寡言，喜欢躲在教室角落里看书。她在班上，属于容易被人忽略的那种人。班级聚会，或者集体出游，她从来不主动加入喧闹的人群中。她会静静地站在一边，就像观赏某种表演。她的书包里除了小说之外，再无其他。女孩子常用的化妆品、梳子、镜子，她几乎不用。班上的人很少看到她笑，好像她天生脸部肌肉缺乏笑的机能。走路时，她习惯性地佝着头，刘海遮住了半边脸。
她讲的故事，和伤疤有关。
那次是夏天，在图书馆，我沿着一排书架浏览，想找一本巴赫金的书，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奇怪，明明昨天还在啊。”我心想，不知是谁借了。
“你找这本书吗？”我一抬头，就看到她了，她个子不高，站在书架旁边。我愣了一下（那是我第一次和她说话），“嗯，昨天还在的，今天就不见了。”
“被我借了。”
她从包里拿出那本《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图书馆唯一的一本。
“你怎么知道我要借这本？”
“我看你来回找了好久，这本书对你很重要吗？”
“也不算重要，就是……想看看。”
那阵子我疯狂迷恋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两本大部头，我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才啃完。他的小说有一种魔力，他在小说里创造了一座多种声音共鸣的迷宫。那些冗长繁复的句子，人物之间大段大段的独白和对话，是这座迷宫里障人耳目的砖墙，但是一旦你越过这些障碍之后，你就会陷情不自禁地陷进去，就像一个犯毒瘾的人，不吸食掉最后一点毒品绝不罢休。
读完那两本大部头之后，浑身的气力就被抽空了，所以我需要换一换胃口。
我告诉那个女生：“我只是很好奇巴赫金是怎么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她看起来很得意：“那看来我猜对了。”
不知为什么，那天的她给我的感觉和以往非常不一样。
我盯着她看，她见我一副惊讶的表情，便解释说：“上个星期你一直在看《卡拉马佐夫兄弟》。”
说完，她似乎意识到这句话泄露了什么一样，有点尴尬地朝我笑一笑，抿着嘴，不说话了。
我说：“那你先看吧，看完我再找你借。”
“我只是随手翻翻而已，先给你吧。”说着，她就把书往我手里塞。
“《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你都看过吧？”
我本来想缓和一下气氛的，所以决定换个话题，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又扯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了。
“这两本我都看过，不过还是《罪与罚》给我的印象最深。”
“为什么呢？可我觉得《卡拉马佐夫兄弟》更厚重，更耐读一些。”
“可是这本不完整啊，本来还有下卷的，但没写成，作家就死了。”
我补充道：“嗯，1881年死于血管破裂——太可惜了，本来还想知道阿辽沙最后怎样的。”
那天我和她就在图书馆里聊了起来，怕吵到别人，两个人都压着声音讲话。后来管理员发现了，把我们赶了出来。我们于是站在图书馆大门口，继续聊。
外面阳光很刺眼，她和我讲话的时候，下意识地用手捂着半边脸，那样子非常奇怪。我盯着她看，这一次，她没有移开眼光，对视的一瞬间，她的眼里有光在闪烁。她问：“你知道我为什么总是躲着大家吗？”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因为这个。”说着，她用手拨开右边脸颊的头发，那上面，从脖子贴近下颚的地方，延伸到耳垂附近，是一道深色的疤，印在黝黑的皮肤上，像一条面目狰狞的蜈蚣。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她苦笑了一下，那笑短暂得很，待我缓过神来，已经消失不见了，她的脸，重新恢复了平静。
“我哥弄的。”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问她：“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
她说：“小时候我经常和我哥一起玩，那时电视上播香港的黑帮电影，‘古惑仔’，对，那时是这么叫的，我哥天天看，看得入迷了，就说他要做老大。老大身边都有个‘马子’，所以我哥让我做他‘马子’。有一次，他在外面和人家吵架，人家笑他只会找自己妹妹当‘马子’，有种就找个真的‘马子’来，我哥不服气，和他们打起来了，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就在那天，我哥疯了一样，一回到家就拿我出气，一边打还一边骂‘谁要你做我马子啊，害我被人笑’。我被他打哭了，就往外跑，他在后面追，最后他不知从哪里拿出一把小刀，朝我脸上刺了过去，还好我躲得快，不然现在就不会站在这里和你说话了。”
“这道疤是就那时候留下的？”
“嗯，刀从脖子这边划上去，当时流了一脸的血，我都晕过去了。”
在我听来十分骇人的一段故事，她却说得轻描淡写，好像受伤的不是她，而是别人。她估计我被这个故事吓坏了，于是问我：“是不是觉得很恐怖？”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停顿几秒钟后，我问她：“你恨你哥吗？”
“恨啊，是他害我变成今天这样的，丑八怪一个，没有男生喜欢，自卑，抬不起头来。”
“那他现在怎样了？”
她摇摇头，语气听起来十分冷淡：“死了，五年前和别人打架，被砖块砸了头，没到医院就断气了。”
听到这里，我的心揪成一团——为什么她会和我谈这些？
“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罪与罚》了吧？哦，准确地说不是喜欢，而是害怕。”
我一脸茫然，“一本小说而已，有什么好怕的？”
“不，你不懂。拉斯科尔尼科夫举起斧头砍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那一段你还记得吧？当时我读得快要崩溃了。他每砍一刀，都像砍在我心上。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为什么我哥会莫名其妙拿刀刺我，”她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好像正在泄露什么惊天秘密一样，“因为在他眼里，我不是一个人，我和一只狗没什么区别。”
“可是，你是他妹妹！他怎么能伤害自己的妹妹！”我发现自己义愤填膺，声音都提高了。
她冷笑一声，然后用手指抵住太阳穴，说：“他这里有问题。”
我叹了口气：“希望你哥哥在那边过得好。”
“他好与不好又有什么关系，死了那么久了，有时不去想，就觉得他其实从来不曾存在过。”
她又说，“你知道吗，我一直想自杀。”
我吓得倒抽一口冷气，她的语气让我诧异，因为“自杀”那么沉重的字眼从她口中说出，就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
“因为脸上这道疤，我自杀过三次。医生说要植皮，可我家没钱啊，出不起那个手术费，所以就一直拖着。我自杀没死成，反倒连累了爸妈。后来有一次，我妈拉着我的手说‘我已经没了一个儿子，再不能没有你了’。我妈说得哭了，我也忍不住哭了。从那以后我就警告自己，一定要好好活下去，就算丑，也要丑得有个性。”说到这里，她如释重负，眉目之间的表情舒展了不少。
我说：“没想到你身上还有这样的故事。”
“其实，人在终极意义上是越活越孤独的。以前总是耿耿于怀，现在倒是觉得没什么了。这道疤，可能一辈子也好不了，不过没关系，我就继续做一个隐身人吧。没人注意我，我就不用在乎别人的眼光了。”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超乎寻常的平静，可是为什么我听到的尽是悲伤？
后来我把这个和伤疤有关的故事讲给赵淇听。
赵淇听我讲完，表情怏怏的，她问我：“后来呢，她怎样了？”“去年，她在宿舍上吊自杀了。”赵淇一脸的不相信，“她不是说要好好活下去吗？怎么会……”“我也想不通。那天学校来了好多警察，她住的那栋宿舍拉了警戒线。她的家人闻讯赶来，爸妈哭得好伤心，尤其是她妈妈，人都哭得瘫软了，哭声在宿舍区一声接一声，非常吓人。学校方面极力封锁消息，幸好本地的报纸做了追踪报道，尽管占的版面不大，不过已经足以引起大家的讨论了。那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尤其是我们学校的人，Q群上、论坛上、宿舍里，一夜之间，大家的焦点都集中在了这位自杀的女生身上。有人猜测，她是感情失意，加上长期折磨她的自卑，所以才选择这样一种方式了结自己。”
我们这些“谈死色变”的人如此忌讳死亡，又都忍不住说起她。
“很可笑吧，她的死，从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大家对她的兴趣。”
那个女生的自杀成了阳光底下的一道阴影，它在我眼前晃动着，忽明忽暗。从那以后，我经常无缘无故就会想起她，想起我们在图书馆聊天，她说起《罪与罚》时脸上淡淡的哀伤，以及那种看透生死的漠然。她脸颊那道伤疤变成了隐喻的符号，时隐时现，总在提醒我，人生无常，生命无常。我常常在想，在选择结束生命的那一刻，最后闪过她脑海里的念头会是什么呢？是赴死前愁肠百结的心绪，还是那把明晃晃的挥之不去的小刀？小刀那样尖锐，那样刺眼，带着死神逼视的光芒，它被至亲至爱的人握在手中，那样直直地，没有半点克制和怜悯，朝她刺了过来。肉体伤害会有恢复的一天，但内心的伤痛，该带着怎样一个豁大而难以治愈的创口？在通向永恒死亡的阴暗之地时，她一定满怀着怨愤和解脱之情。在那一边，时间以另外一套计算机制在运转。她的生命指针因为死亡而重新拨回原位，回到一个既没有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她会以另一副面貌（枯瘦的？讪然的？）出现，就像一个提线木偶师，她隔着幕布窥探凡尘俗世，操纵生死，提携爱恨。
我始终不明白的是，她为什么出尔反尔，为什么不好好地活下去？在这个世界还来不及拥抱她之前，就抛开了它？
“她心里一定很苦，不然，不会走到这一步。”赵淇看着我，脸上浮着一层淡淡的悲伤。
“其实，她是被我们害死的不是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凶手，无一例外。”
赵淇看着我，好像我也成了罪不可赦的帮凶。
那段疯狂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光已经远去了，随着那个女生死去的消息远去了。从那以后，我就对小说里的暴力、杀戮和死亡感到惧怕。那些血管里淌着冰渣子的写作者，他们处置一个人物的生死那么易如反掌，他们可以一边笑着一边描摹暴力和死亡。可是，难道他们就从来没有预料到吗？未来的某一天，有一个读者会和故事里的死亡相遇，并且因此而战栗而恐慌，甚至发狂。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还会一如既往地写下去吗？
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到处充斥着死亡的腐朽味道：污水横流，下水道，垃圾堆，鼠蝇的尸体，被猎杀的珍稀野兽，搁浅的鲸鱼，饿死在寒风中的流浪汉，一出生便夭折的婴孩，孤苦无依的老人……死神是无处不在的幽灵，来去自如，出手迅捷，像一个蓄谋已久的狙击手，躲在我们看不见的狙击点上，潜伏，瞄准，射击。我甚至能听见那颗子弹从枪膛推出，以风一样的速度撕裂空气，钻入狙杀对象的肉体那瞬间发出的摩擦声。“扑哧——”一声之后，血管爆裂，灵魂覆灭，前一秒还在血管里流淌的血液下一秒就沿着伤口喷涌出来。
在那个类似祭奠的场景，死神把仪式的庄重和威严带到了人间。
可是，谁也没有辩驳的机会，谁也没有权利上诉，甚至，谁也没有资格批判死神。他凌驾于生命之上，他可以对生命肆意剥夺。在死亡的极权主义社会里，他是独裁者，残暴，专制，嗜血，贪婪。
想到这一点，就让人无比沮丧。
然而现在，比这个更沮丧的是，我捧着一本小说，一本赵淇生前无比喜爱的小说，可我完全没有头绪，我不知道，这本书对赵淇来说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她会把它当作遗物留给我？是因为这本书曾经见证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她舍不得将它丢弃，还是她试图借助小说来传达一些无法言说的消息？
我坐在床头，静静地注视着手里的这本小说，内心涌起一阵苍白的无力感。
我想，除了将这本小说耐心地读完，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解答我的疑惑了，不然，赵淇何以将它留下呢？
我决心好好读一读这本小说。
《南方旅店》就像那些带着浓烈时代印记的中文书籍一样，并没有给人很特别的感觉，我对它的印象还停留在粗糙的装帧设计上面。封面上影影绰绰的女人背影，像是从电影海报上复制下来再粘上去的一样。
“南方旅店”四个字，工工整整印在封面上，竖排，黑色宋体。
我翻开对折的勒口，上面印有一段作者的简介：
蒋珍妮（1971— ），原名蒋翎，福建南靖人，1994年毕业于台湾文化大学外文系，同年赴美国杜克大学攻读文学硕士，毕业后于旧金山一家报社当记者、编辑，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2001年，30岁的蒋珍妮正值事业高峰期，不料丈夫与女儿在一场车祸中丧生。作家悲恸不已，决定远离美国，回中国生活一段时间。《南方旅店》便是作家在这一段“痛失所爱”的特殊时期写下的作品。
两百字不到的简介，就把《南方旅店》的写作背景勾勒出来。至于这部小说的风格如何，故事情节如何，一概省去了。要是以前看到这样的作品简介，会让人一下子倒胃口。我心想，再怎么说也应该在简介中提纲挈领地概述一下情节，好歹让读者有个初步的了解嘛，但奇怪的是，读这段文字的过程中，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字里行间跳了出来，也许是“痛失所爱”四个字攫住了我的注意力，也许是“特殊时期”契合了我当下的处境？
屋外漆黑一片，我盯着勒口的这段文字，沉思良久。
我不知道这位叫蒋翎（或蒋珍妮）的女作家究竟是谁。即使翻遍记忆的储存仓库，也找不到任何线索。我于是打开笔记本，用Google搜索，奇怪的是，搜到的任何一个页面都与她无关。我想，她会不会只是某个大陆出版商一时头脑发热而引进来的作家？或者《南方旅店》是作者自费出版的小说？根据上面这些推断，大致可以确定，这样一位女作家在同类型的文学圈子里排不上任何座次。相比谭恩美、张翎、严歌苓、哈金这些鼎鼎有名的海外华人作家，她太小众了。那些主流的，早已被专家学者运用各种文学批评理论进行解构和剖析的小说家，他们的作品不管书写异乡经验还是本族历史，都似乎停留在一个大体固定的套路上，那么，这位叫蒋翎的女作家会是什么风格呢，她会另辟蹊径么？
我翻开版权页，出版日期是2001年12月，第一版印刷，没有标明印数。从出版日期算起，到我第一次知道这本书（赵淇去年还在看），大约过去了十年。
十年是什么概念？一本书的定价翻了几番，有人出生了，有人老去了，地球的平均气温上升，亚马逊丛林的动植物日益减少，濒临灭绝的物种再也见不到……而《南方旅店》的纸张发黄，是那种透光非常严重的普通印刷用纸。如果放在当年，这样一本小说可以满足很多文艺青年的猎奇心理（“看呐，是个海外华人女作家写的小说！”）。然而现在，小说的外表残旧，散发着一股被时光浸润和灰尘覆盖之后的味道，封面的塑胶薄膜起了泡，就像一个脸上长痘痘的人，美感减损几分，有碍观瞻；内页纸张有霉点，大概是翻阅者喝茶不小心滴下的污迹。就是这样一本书，不知被多少人翻阅和流传，它变成了一只海上漂流瓶，随着潮涨潮落漫无目的地迁徙，最终漂到了赵淇手上。
赵淇对它爱不释手，我想起在酒店里，她低着头翻看《南方旅店》的样子，竟然恍惚觉得，她还活着，她的目光清澈而忧伤，她的鼻息还温热着。
我想起那时她说的，关于《南方旅店》的话。
——“因为，它有一股死亡的味道！”
在漫长的时光河流里，在赵淇说过那么多话当中，为什么这句话会单独跳出来？就像舞台中间，被探照灯圈中的那个演员，因为灯光太耀目，她的神情举止与黑暗背景形成强烈对比，她的目光穿透舞台和观众席之间那层透明的空气，朝着坐在观众席上的我直直地投下来。
我的背脊一阵发寒。我闭上眼睛，描摹她的轮廓，她的脸部特征。她的睫毛很长很翘，不用戴假睫毛，好像那个恰到好处的弧度，是为了承接天上降落的什么。除此之外，在那张素描般精致的脸上，岁月的光晕润湿了。她在哭，是的，她在哭，她突然成了一株哀艳的玫瑰，一日一日，枯萎了，消失了，遁逃在广袤的天地间。
空气中袭来一股腐烂潮湿的味道，死亡的味道。
这一次，我要活得像一个小说家，绝望而坚强。
清平镇的夜静谧得可怕，我走进一个比夜更黑暗的地方。
那个叫蒋翎的女作家（我不习惯一个中国人取“蒋珍妮”这样半中半洋的名字，所以还是叫回本名吧）。我想象她写下这个故事前的经历：背井离乡在海外求学，在杜克，美国南部最好的大学，当她的双脚踏上美国的土地那一刻，她脸上一定洋溢着一种闯入陌生世界的惊诧：天哪——原来这就是美国！异国他乡和她预想中的终归有些不同。来之前，友人送了她一本旅游指南，上面，有北卡罗莱纳州德勒姆的地图，主要街道的英文名和中译名标示得清清楚楚，也许友人怕她在新的城市里迷了路（她一直是个路痴，方向感不佳）。在她租住的那间单身宿舍，她放下行李，做的第一件事，是去看看门锁是否牢固。她怕治安不好。安顿下来不久，一种异乡感（可以称之为“乡愁”的东西）袭来了。具体到日常生活的起居饮食，乃至语言交流，这种无所不在的异乡感有了一个更准确的名字：孤独。她发现，不管她怎么试图融入周围的环境，在那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看来，她依然只是一个中国人，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
她痛恨这摘不掉的面具。
她记得一次在同学的要求下，她带大家去唐人街。唐人街，那是她最不愿意去的地方。那些家乡元素（餐馆、药店、裁缝店、古董、对联、唐装……）漂洋过海，被原封不动地复制，然后移植到这里，它们曾经可有可无地出现在她的生活中，只是换了一个地方，这些曾经熟悉的物什就全都变了味。
在一家中餐馆，她替同学点了几样家常菜。金发碧眼的外籍男女，不懂拿筷子，她便耐心地教。一餐饭下来，有说有笑，只是她心里泛起幽幽的愁绪，她觉得尴尬。她在异乡尝到了熟悉的味道，尽管色香味隔了几重，她还是没来由的，突然感动得热泪盈眶。味蕾的偏执没有因为地域的遥远而消退，反而更加浓烈。她还是那样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我想，就是从那时开始吧，她的内心有一种孤独又渴望倾诉的体认在滋长，她任凭这陌生的体认虏获了身心，并开始尝试用那台旧货市场淘来的打字机，一点一点写下她的困惑，她的迷惘，她的希望和忧伤。
她常常问自己：“要有多长时间，我才能习惯这种身份的转换和认同呢？”实际上，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答案是多久，也许十年，二十年，也许这辈子只能活在这种游移不定的双重身份中了。
蒋翎熟悉的台南地区，那些与闽南一带一脉相承的风土人情，建筑、饮食，服饰，忽然在辗转迁徙中复苏了过来（我是通过电影《云水谣》，才得以想象那些场景的，后来我才得知，电影中小镇的取景地原来就是福建南靖）。她早年练笔的那些短篇小说里，一定会有一个小女孩，她有一双清澈的眼，眼里有恣意但无限哀伤的柔情。那是她的投影。她对细微声响敏感，对四季更替，虫鸣鸟啼洞察秋毫，她对家庭施与她的期盼和压力暗暗抗拒着。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子，长大之后，选择了异于常人的生活方式。用距离的远，来填补人生的空。
她在那所崭新的大学里，穿着朴素，步履匆忙。
周末，她会背着书包——包里放有课本、铅笔以及稿纸——去一间安静的咖啡厅写作。她坐下来，开始新一个故事的构思和书写。阳光穿过玻璃窗户落在她抬起的眉眼间，一定很美。
她是否就在那里遭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恋情呢？
她未来的丈夫，一个和她一样是留学生的华人男子。他们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错身，然后，又在一个毫无预料的契机与她重逢。九十年代的华人留学生，在网络和手机尚未完全普及的年代，他们的身上，一定还浸染着某些“旧时代”的风范。他们相爱的那段时光里，生命迸出微尘沸腾一般的热，那种热延烧到心底去。
她心生感激，因为，就在百般孤独中，他来了，并与她相爱。
于是，她那些练笔的故事，那些誊写在洁净雪白稿纸上的短小故事，起承转合间有了被阅读被欣赏被感动的可能，这种可能因有了具体的对象而格外生动。他赞叹道：“你很有当小说家的天赋。”我在想，是不是，就是因为这句由衷发出的喟叹，令她内心那颗被荒土掩埋的种子悄然萌芽。由是，一段异乡的感情，写满了诗意，她那些愁肠百结，抑郁孤独，都有了抒发的对象。
她的硕士论文，写的是美国文学“垮掉的一代”与中国文革地下文学的比较。一开始那个长着大胡子的导师皱了皱眉，没答应下来，觉得她的论文题目太大，怕她做不来。但她那时年轻，倔强，觉得这里大有可以研究和拓展的空间，于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说服导师，和他谈了论文大致构想和创新之处。谈到动情时，她的眼里闪着光。最后，大胡子导师耸耸肩，同意了。那篇论文，她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搜集资料、做数据分析、文本比较……最后真给做出来了，漂漂亮亮，用大胡子导师的话来说就是“Perfect， very awesome！”答辩通过，论文也顺利发表了。这成了她日后在异国他乡谋职的敲门砖。凭着这篇论文，她顺利在一家报社找到了工作——旧金山，金门大桥，City Light Bookstore， Beat Generation……光荣与梦想，自由和前卫的代名词。尤其是那家“城市之光”书店，几乎成了文学爱好者朝拜的圣地麦加——一所因“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文化”而声名远播的书店。
硕士毕业后，她的生活顺水推舟。她在报社的工作得到上司的认可：出色的文笔，独特的观察视角，更为出彩的是作为一个跨文化、跨地域的文字工作者，她总能恰如其分地抓住要点，切中要害；未来的丈夫向她求婚了，身在异乡，用的却是中国人的传统方式。他给她写了一封求婚信，写在信笺上，红色的竖行格子，一字一句，框住了她的心。那些澎湃汹涌的深情句读，让她想起胡兰成写给张爱玲的情书。他的毛笔字写得并不好，但一笔一划之间，自有一股笨拙的书香韵味。
她一边看，一边品味，嘴角露出了一抹笑来。
她接受了这份笨拙的爱。之后两人结婚，同居，生育。她真正地投入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女儿像她，也像他，瞳仁是灰色的，他说：“这样的人才善良。”可是，直到噩耗飞石一般击中了她的意识，她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善良的人会遭此横祸？
“我由此明白，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不管你出身高贵还是卑贱，总免不了死亡的威胁。丈夫和女儿出事后（他们被飞来的大卡车碾碎了身体），我经常处在精神恍惚的状态。我一下子老了几十岁。皮肤干涸了，眼睛空洞了，身体的内在肌理和器官乃至血液与细胞，都暂停了新陈代谢。丈夫和女儿本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给予我温暖和爱的人。只是，我从来未曾想过，上天会那么快收回了他赠予我的丰厚礼物（也许活得太幸福也是一桩罪恶？）。他们的离去，让我三十年的生命停滞了。我是个懦弱的人，对所有人生的沉疴和灾难，从来没有过想象。倘若有一件事值得自豪，那便是在丈夫和女儿出事后，我选择活下来（又或者我一直没有勇气死去？）。懦弱成了生命的助推器，它催促着我，不让我停下脚步，不让我思考那些和死亡有关的沉重话题。
离开美国之后，我没有回台南，也没有回南靖。
这个西樵小镇，是我生命里的“迦南地”。不同的是，我没有带领我走出埃及的摩西，所有的荆棘、海浪、暴雨和狂风，只能独自一人抵挡。小说里的这段故事，发生在我居住于小镇的这段时间。自决心写下这部小说的那天起，一直到完成最后一个段落一个句子，这个漫长的过程，总有一种东西是不死的，就像小镇常年茂盛如巨伞的大榕树，那些倒挂的树须，长可触地，它的生命早已和滋养它的土地牵扯在一起，即便树干干枯，枝叶凋零，它还是保持着顶天立地的姿势。
这种东西，也许可以称之为爱。
刚到美国那段时间，我尝试写小说，长的，短的，写在洁净雪白的稿纸上。他第一次读我的小说，告诉我：“你很有当小说家的天赋。”没想到，他的一句称赞，会成为日后我写小说的源源不断的动力。只是这一次，这部小说，我是带着乞求的姿态在写，我祈求时间慢一点，再慢一点。如果这是一出虚构的戏剧，一场神奇的魔术，我希望它能召唤逝去的亡魂。”
——蒋翎，《南方旅店》自序，2001年夏
现在读到的这篇序言，是吊唁，也是自悼。序言像一段凌乱的独白，有谈及她在美国的留学生活的，有谈及对小说写作的看法的。看得出，这个第一次出版小说的女作家，急于向她的读者表达一些故事以外的东西，她的野心，藏掖不了，抖落在字里行间。
以上摘录的这一段自序，是我打乱了顺序的重新誊写的。
她的挚爱，丈夫和女儿，一个给了她异乡的爱，一个延续了这份爱，可是，他们因为一次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短途旅行，永远地走了。那辆大卡车在雪地里打了滑，司机从惊愕中回过神来，忙乱中踩了刹车，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大卡车像一块巨石，一块发出死亡威胁的巨石那样滚了过来。他打了方向盘，但是最后还是逃不过冲破护栏撞过来的大卡车。女儿的尖叫声停顿了，他们父女，被卷入绞肉机一样的大卡车底下……
消息传到她那里，她握着电话的手颤了一下，然后，整颗心碎了，碎成一瓣一瓣的，碎在了那个冷空气肆虐的冬天。
丈夫和女儿葬在了一起。
照片上的丈夫，三十五岁，女儿，才三岁。她是二十八岁才有的女儿，这个精灵一般的女儿，来到这个世上三年，哦，不，具体来说是30个月，还有半年才满三岁。可是死亡那么残忍，未经任何人同意，就将她掳走了。连同她一起被掳走的，还有她挚爱的丈夫。
接到通知那天（警察在丈夫压得变形的钱包里找到她的联系方式），她在办公室昏了过去，而后她强打起精神，在同事的陪同下去医院辨认尸体。她怎么也没想到，早上还活蹦乱跳的女儿（临走前还在她脸颊上亲了一口），现在已经失去了任何生命体征；而她丈夫，这个爱他们母女胜过世上任何一切的男人，他的身体和四肢被挤压到血肉模糊。那个开大卡车的外国人，头撞上了车窗玻璃，脑颅出血，她赶去医院的时候，医生宣布他抢救无效身亡。
她的意识一片空白，眼前只有刺眼的白炽灯，步履匆忙的医护人员，操着一口美式英语的警察，乱糟糟的声音以及被泪水打湿了的死亡确认书。她想破口大骂，想揪住罪魁祸首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如果你开慢一点，哪怕早一点踩刹车……”）可是，可是那个制造了车祸的卡车司机死了，她的满口脏话和诅咒没了发泄对象，她只能骂自己，诅咒自己，在医院拥挤的走廊上，瘫软作一团。
料理完丈夫和女儿的后事，她感到一切都空了。
她想起看过的一则有关美梦和噩梦的寓言：有个年轻人经常做噩梦，梦见魔鬼举着大刀要砍他，他求助巫师，巫师告诉他，如果再梦见魔鬼，就大喊一声“我在做梦！”——魔鬼就会消失了。他按巫师的话这么做，一梦见举着大刀的魔鬼朝他跑来，他就大喊：“我在做梦！”魔鬼果真就消失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会做噩梦了；有一天，他做了一个美梦，梦见自己捡到了一箱子的金币，他在梦里惊喜万分，一时脱口而出：“我在做梦！”没想到梦醒，那箱金币竟然出现在他身边！从此以后，他频频做美梦，梦见绫罗绸缎，梦见锦衣玉食……每一个美好的梦里，这些美好的东西全都因为那句神奇的“我在做梦”而化为真实。一天夜里，他梦见了爱情。一个姿色可人的女子出现了，他疯狂地爱上了她，在梦里，他记起了巫师的话，于是再次大喊：“我在做梦！”梦醒了，那个女子竟然就睡在他身边！从此以后他拥有了爱情，可是那些他在梦中盗取的珠宝、美食、绸缎……这些美好的足以令他富足一辈子的东西全都消失了。他从此，又一贫如洗……
这个寓言没有结局，或者说，它的结局是开放的——反正寓言就该如此：故事结束了，寓意和疑问留存在故事之外：年轻人是否和那女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一贫如洗的年轻人，靠什么来维持爱情？
她没来由地想起这个寓言，心想，如果在梦中，她也可以因为一句咒语而改变现实，那么，笼罩着她的这个噩梦，会不会消失呢？一旦她喊了那句“我在做梦”，她挚爱的人会不会变成亡魂永远地离她而去？那时她的悲伤大过一切，她早已分不清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梦境了。她宁愿自己处在梦境之中，只要高呼一句咒语，便能永远抽离这个梦，奔赴死者所处的那一边。
然而她什么也做不到，除了悲伤，她什么也做不到。
她从报社辞职了，卖掉了旧金山的那处房子，而后只身离开美国，去了中国内地，一座不知名的南方小城。
朋友问她：“为什么不回台南？”
她淡淡地说：“我不想被太多的关心和同情淹没。”
她去的地方，既不是祖籍地南靖（那时南靖还未因为后来的旅游热而喧闹拥挤），也不是台南老家，在她的《南方旅店》里，那里叫“西樵镇”。
——西樵镇？这名字有点耳熟，好像在哪里见过。
我顺手翻开扉页，没有看到想象中“献给XXX”这样的题词，而是一句英文：
Never trust the storyteller， Only trust the story.
——D.H.Lawrence
D.H.Lawrence？那个写《查泰来夫人的情人》的劳伦斯？不过，他的书我一本也没看过。蒋翎为什么引用这句话？故意制造一点噱头？一开场就向读者摆明态度：永远不要相信讲故事的人，要相信故事本身。就像事先定下的游戏规则，介于作品和读者之间的游戏规则，借此模糊虚构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看呐，你可千万别相信作者，她是一个骗子。要是相信了，你就永远看不见故事的真相。问题是，那篇情真意切的序言出卖了她。我相信不管谁读了这篇序言，都会产生一种要拿故事来印证现实的念头。
带着这样的疑惑，我翻开书，迫不及待读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