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岔路口。在很多问题上，都面临着至关重要的抉择。
最关键的，也许是下面三个：
第一，统一还是分裂的问题。
第二，贵族政治还是官僚政治的问题。
第三，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关系的问题。
本书的头三篇文章，先对这三个问题作一简单梳理。后面提到的所有人和事，都是要放到这个背景下来理解的。
一、大分裂的时代
提到魏晋南北朝，很多人都会不假思索地说，这是一个大分裂的时代。
这是一个事实判断。
从公元196年，曹操胁迫汉献帝迁都许昌算起，到公元589年，隋军南下灭陈结束，整整三百九十四年时间，中间除了有西晋短暂的例外，天下一直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所以习惯上，也把这个时段称为“四百年的大分裂”。实际上，考虑到至晚从董卓进洛阳算起，东汉的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处于半独立的状态，而隋的国祚短促，隋唐易代之际，又是一种割据战乱的景象，分裂的年头，还不止四百年。
这是一个价值判断。
因为，如果天下同时存在许多小国，大家彼此相安无事，或者虽然有事，但至少没有搞到对邻国必灭之而后快的地步，那么，这个年代大概就会被称为各国独立的时期。
比如欧洲加起来，和中国是差不多的面积，却至今同时存在那么多国家。但并不必说，欧洲是分裂的。
使用“分裂”这样一个带有强烈贬义的词，其默认的前提是，只有统一状态，才被认为是正常的，合理合法的。
近代以来，是欧洲先进中国落后。国人痛苦地面对这个事实，于是有了各种反省。反省的过程里，想象力简直发挥到了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地步（有趣的是，照有的反省家的说法，缺乏想象力，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弊病）。比如有了一种说法，欧洲独立而竞争的小国，给欧洲提供了充分的活力；而大一统的天朝，就不免死气沉沉。
这一说本身倒还不失为理解问题的一个视角。但问题是有人还进而质问，中国人一听说分裂就愤怒，却从来不反省，为什么一定要统一。
这么说，要么是无知，要么就是赤裸裸的诬蔑了。
二、周制还是秦制
有史以来的中国，政治制度大概可以归结为两套模式：据说由文武周公（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所创立的周制，和战国以来逐渐形成，在秦始皇手里集大成的秦制。
周制的特点，是封邦建国（简称封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原因，往往称为分封制），实质上就是给地方相当大的自治权力。
秦制则是反封建的，坚决大一统，“以天下为郡县”，各级地方政府都要在中央的领导和监管下运作。
秦统一之前，山东六国未必喜欢被统一。秦汉统一之后，很长时间里各地的独立意识也还相当强。降及东汉末，四百多年大体处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这个体制的弊端也暴露得比较充分。
于是从汉末到魏晋，很多人都开始反省了。比如编年体断代史《汉纪》的作者荀悦，比如曹魏的宗室曹元首，而其中最有名的，可能是东吴名将陆逊的孙子，堪称一代文豪的陆机。
陆机有一篇论文，叫作《五等论》。因为根据儒家讲述的历史，周朝的封建诸侯，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所以“五等”也就是封建的别名。其中说道：
见绥世之长御，识人情之大方，知其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图身；安上在于悦下，为己存乎利人。故《易》曰“悦以使人，人忘其劳”，孙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乐，则己得与之同忧；飨天下以丰利，而己得与之共害。
这段是分析人性。大概意思是人都是自私的，所以要想天下长治久安，就要让天下人都得利。所以，满足大家的利益，才符合天子的利益。那么，怎样才能满足大家的利益呢？
利博而恩笃，乐远则忧深，故诸侯享食土之实，万国受传世之祚。夫然，则南面之君各务其政，九服之内知有定主，上之子爱于是乎生，下之礼信于是乎结，世平足以敦风，道衰足以御暴。
所以，就该把天下分割成一块块的，封给那些诸侯（“诸侯享食土之实”），让他们世代相传（“万国受传世之祚”）。于是，诸侯知道这些土地实实在在就是自己的，一定会用心打理，也就会善待土地上的人民（“上之子爱于是乎生”）。人民知道这家侯爷会世代统治自己，也就会对之有发自内心的崇敬（“下之礼信于是乎结”），于是，和谐美好（“世平足以敦风”）而抗风险能力强（“道衰足以御暴”）的社会，也就构建出来了。
从这番话，我们大概可以看出两点。
第一，陆机的议论是从人性自私的基础上发出的，他引用了很多先贤的议论，也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立论的。有的反思家说，18世纪，英国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第一个提出，人出于自私目的的行动，可能最终得到一个有利于社会的结果，从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给了人的私欲以合法性，而这也是现代西方的动力之源。这实在是相当扯淡的说法。在基督教传统里，提出这一点也许有振聋发聩之效，但对中国的老祖宗而言，这从来不是什么不传之秘。
当然，这也反证了，适度肯定私欲当然很重要，但如果没有诸多其他条件相配合，光有这么一条理论，影响其实也就那么回事，抬得太高不合适。
第二，陆机的议论虽然确乎首先是为皇帝考虑的，但民生也是他很关心的问题。这篇文章里还提到：封建君主，施政时考虑自己的利益（“五等之君，为己思政”）；郡守县令们，则是在为别人打工（“郡县之长，为吏图物”）。所以对这些中央任命的地方官而言，不停折腾，才能以最快速度取得最多政绩（“进取之情锐”）；让老百姓享受到实际的好处，好名声却也许要到卸任之后才能获得（“安人之誉迟”）。所以侵害百姓而让自己获益，是在职官员从不忌讳的行为（“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惮”）；实际效果很糟糕但适合传播炒作的事，大家都很乐于去做（“损实事以养名者，官长所夙慕”）。这些都显然是基于秦汉时期大量存在的事实，发出的很沉痛的议论。
陆机等人揭出的秦制的病况都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没有人能够否认。但问题是，他们开出的周制的药方，疗效就只能说“药到命除”了。
三、分裂的代价
西晋的一个特点，就是恢复封建制。普天之下，又重新出现了一个个诸侯国。当然，有的学者认为，西晋的诸侯国从根本来说还是和周制下的那种有很大区别的，错就错在皇帝不该再给诸侯王军事权力（当时的说法叫“都督某地诸军事”）。好吧，虽然他们把这事儿说得有点绕，但结果也没啥不一样的。
总之，这些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拥有事实上独立的地盘的王爷们，很快开战了。
几乎自相残杀，屠戮殆尽之后，各族胡人登场。他们建立起一个又一个政权，但除非万不得已，谁也不愿意和自己的邻国和平共处。
公元4世纪，短短一百年间，将近二十个政权，在黄河流域、辽河流域和四川盆地建立起来，又纷纷迅速灭亡。
五胡十六国，匈奴、鲜卑、羯、氐、羌，一成（成汉）一夏（大夏）二赵（前赵、后赵）三秦（前秦、后秦、西秦）四燕（前燕、后燕、南燕、北燕）五凉（前凉、后凉、北凉、南凉、西凉）……对今天的学生而言，只是难以记忆的专有名词，而对身处其中的人们而言，都是真真切切的修罗场。
每一个政权的兴废，都意味着一系列恐怖的屠杀。失败者往往被屠戮殆尽，胜利者也毫无安全之感。动荡之中没有人还能够继续生产，于是开始缺粮，每粒米都变得贵如黄金。于是有人因饥饿而倒下，很快成为了别人的食物，而吃人者很快也成为了别人的食物。
这时中国北方的人口，据葛剑雄教授相当保守的估算，是死亡了四分之三。
2012年的电视剧《兰陵王》，开头是这样一个情节：一个渔夫在吃鱼的时候，发现鱼肚子里是人的手指，吓得惊慌失措。然后他被告知，这是因为大量死者的尸体，被抛入了黄河，为鱼所食。
鱼腹中吃出手指来，这个史有明文；渔夫会因此大惊小怪，却完全是生活在和平年代的现代编导的想象。那已经是魏晋南北朝的末期了，那时的人们，对此类事件经历太多，能对着这根手指发出一声叹息，就算是有些小清新情怀了。
于是，相比这样的人间地狱，大一统政权的专制腐败，也就显得不那么难以容忍了。
到了唐朝，天下重新一统，又有人重提封建的事。柳宗元奋笔疾书，著《封建论》力驳此说之荒谬。他极力证明，社会发展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封建体系就是那个简单社会的产物。到了商汤、周武王的时代，它就只是一个暂时还无法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汤、武之所不得已也”），而并不代表什么政治理想（“封建非圣人意也”）。到了更复杂的阶段，它就更加完全不切实际。实行郡县制，由于糟糕的政策，固然仍可能导致动乱（“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实行封建制，却是无论采用什么政策，都必然导致动乱（“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再到宋朝，苏轼写《秦废封建》：
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指之前关于封建和郡县优劣的各种讨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
到这一步，要郡县（中央一统）不要封建（地方自治），在知识官僚那里算是基本达成了共识。古代的普通老百姓倒未必能理解“统一”这么有高度的问题，老百姓有切身体验的，是太平和战乱。
两相比较，结论也很明确。一位无名诗人的诗句，被无数人反复引用：
宁作太平犬，勿为乱离人。
这是立足于现实，对抽象的反思之反思。为什么要统一？是四百年尸山血海打出来的觉悟。
四、为什么国家林立就意味着战乱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是依托大河发展起来的文明。而河流的上游和下游之间，往往是这样一种关系：利益相关性很高，但同一性很差，所以就很容易有矛盾爆发出来。
远的例子，可以看到齐桓公葵丘之盟。有一条盟约是“毋雍泉”，就是强调别在河流上筑坝。因为枯水季节，上游的国家筑一个坝，下游就可能没有水喝；而水流量大的时候，下游的国家筑坝，又可能引发上游的洪水。然后，两国间的战争就爆发了。
齐桓公强调这条，是希望以国际霸主的身份来协调解决此类问题。而霸主的权威还不够大，所以那时还是战乱不断。
近的例子，则不妨看几年前的一则新闻（如果愿意的话当然还可以找到一堆类似的新闻）：2012年12月31日，山西长治市的一家化工厂发生苯胺泄漏事故，污染物顺流而下到了河北。但是，山西省的有关部门没有立即向河南、河北通报这件事，直到五天之后，这两个省份才知情。
有人开玩笑说，要是搁春秋时期，这事就够引发中原大战了。现在有中央政府镇着，这样的事虽然仍极端恶劣，但是协调解决的成本，无论如何要小得多。
而且不得不承认，掠夺扩张，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文明只能控制而不能消灭之）。身边有个富裕的邻居，往往是忍不住要抢的。
除非，存在着一种什么障碍，可以让主动进攻抢劫者吃亏。
但这种障碍，古代中国基本是没有的。恰恰相反，它的地理形势，还对某些地方的抢劫者特别有利。
大体而言，发展经济的话，下游比上游有些优势，因为下游的冲积平原出产往往更丰富，而且下游如果需要上游的某些物资，那么顺流而下的船舶，基本什么都能运过来。但上游想要下游的东西，那物流成本就太高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府运作，一般就只能以轻而小的奢侈品为主。
但如果开战的话，优势反过来了。河道成了上游的后勤补给线，而下游逆流仰攻，如果不能速战速决，很快就要面临没饭吃的问题。
所以，下游先发展，上游来征服，世界范围里看这都是一个很常见的模式。
在埃及，来自尼罗河谷（上埃及）的蝎子王纳尔迈，征服三角洲的下埃及，建立埃及的第一个王朝，后来埃及的一连串王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体都是这么一路走来。
在两河流域，苏美尔人是率先跨过文明门槛的人群，他们生活的地方，已经临近两河的入海口。然后，中游的巴比伦成了美索不达米亚的中心；再然后，又是来自上游的亚述统治这片土地。
比起那两个更古老的文明，中国的疆域辽阔得多，牵涉到的变量也更多得多，但上下游间的关系，仍然是核心问题之一。
在北方，关中平原被认为是最典型的帝王基业，洛阳盆地也还有一定的竞争力。如果成就事业者的根据地在这两块地盘之外（比如曹操），其军政才能就会获得额外的称道。
马匹产地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尤其是马镫发明之后，骑兵在古代战场上几乎无敌，而北方的大平原，又是最适合骑兵发挥优势的所在。所以譬如代北（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山西北部及河北西北部）、河北这样的地方，也就格外重要了。
北方统一之后，眼光投向长江流域。长江最重要的支流汉水发源于陕西的秦岭南麓，控制了南阳就控制了汉水上游。另外，控制汝南则控制淮水上游，控制山东则控制泗水上游，总之，相对北方而言，南方就是下游。
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过许多次的北方大规模南征，从汉末建安十三年（208）的赤壁之战开始算起，西晋太康元年（280）的灭吴之战，东晋太元八年（383）的淝水之战，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的瓜步之战，隋开皇九年（589）的灭陈之战……南下路线，总是大同小异。取得最终成功的两次，都是下游渡过淮河，在长江北岸进逼，使得南方不敢妄动；上游取得襄阳，然后大军顺流东进。于是，南方的都城南京很快就成了一座孤城，这时北方就可以轻易完成最后一击。
总之，只要北方自己的内部矛盾能解决好，南征基本是轻车熟路。后来的蒙古灭南宋，清军灭南明，大体也遵循同一种进攻套路。南方如此美好，灭她又是如此容易，北方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让我如何不想吞了她？
五、为什么欧洲不统一
当然，也可能还有人会这样反思，为什么在欧洲，就可以保持各国独立的状态，而不是非得打到统一才能获得和平？
这个问题当然不容易解答。但若简单归结为“国民性缺陷”“契约精神缺失”之类，显然也是草率的办法。
欧洲有很多的特殊性。
首先就是，欧洲和古老的大河文明根本不同。除了伏尔加河算是例外（以伏尔加河为母亲河的俄罗斯本身也是欧洲的例外），欧洲又没有大的河流，多瑙河2850千米，莱茵河1232千米，在世界长河里，根本排不上号。
欧洲地形崎岖，一道道山脉切割出小块小块的平原。八爪鱼似的大陆伸出去许多半岛。每个大的半岛，都天然适合成为独立的国家。紧挨着大陆的不列颠岛，当然更是如此。拿张中国地图比较一下，差别一目了然。
欧洲的森林覆盖率还很高，黄河流域哪怕是生态没被破坏的上古时期，也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在中国缺少遮蔽的平原上，建立城市倒是比较方便。很长时间里，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比欧洲是遥遥领先的。在欧洲，是小红帽去森林里看外婆；在中国，则是白素贞进城来找男人。民间故事的不同风格，很能反映背后的环境差异。
少大河，多乱山，到处丛林密布，在古代社会，这些都构成了人类迁徙交流的巨大障碍，自然更是统一的巨大障碍。
而且，欧洲不是一个孤立的文明。很长时间里，它是作为一个较落后的存在，而与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相邻的。所以它的边缘地区，就很容易产生一种离心力。
凭什么西班牙就要和欧洲内陆联为一体而不是融入北非了？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可比翻越比利牛斯山轻松便捷多了。
凭什么希腊就不能和小亚细亚是一个整体？横过希腊中部的品都斯山脉，本就经过爱琴海与土耳其南部的托罗斯山脉相连，早在古典时代，希腊半岛和小亚细亚沿海，本来就共同构成了希腊世界。
事实上，西班牙、希腊甚至意大利南部，就都做过诸如此类的选择。而且要注意，这些地方是欧洲的边缘地区，但在当时，却绝非落后地区。
而中华文明的周边，除非接受中国的影响，没有谁跨过了文明的门槛。中心意味着发达，边缘意味着落后，很长时间里是中国人对天下根深蒂固的认知。所以，边缘地区就算存在着一些离心力，也很少会有这种来自外部的吸引力。
然后，基督教发挥着和儒家思想完全不同的影响。一方面，它垄断着欧洲教育，却并不积极培养以行政工作为本职的文职人员，结果是导致那时欧洲的政府（如果可以称之为政府的话）执行力极差；另一方面，它又是个普世宗教，所以要求王公们至少要有全欧洲的视野。
结果就是，英国国王还搞不定不列颠的时候，已经在觊觎法兰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德意志还根基不牢的时候，已经想染指意大利。这种眼高手低的毛病，使得近代以前，连地区性的统一都难以完成，遑论整个欧洲了。
另外，国人往往不大注意一个西方人自己很乐于承认的事实：古代欧洲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很落后的。我手边的一种美国教材甚至称：“中世纪早期的西欧（按，中世纪早期的下限，一般划在公元10世纪末）仅有一些不大的部落社会，基本上还属于新石器时代的经济。”[1]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就意味着仅就社会组织化水平而论，公元后1000年的西欧（尤其是现在最发达的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甚至还不如公元前1000年的西周。在这样贫弱的基础上，当然不能建立尤其是不能维持一个长时期的大一统政权。所以古代欧洲不统一，至少部分是落后造成的。而近代以来的欧洲，又发展得实在太快。焕然一新的所谓“现代性”使得古代社会的那些规律纷纷失效，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总之，欧洲的道路独一无二，它最终开辟出来的境界，可以赞佩羡慕，但实在无法复制照搬。自己的路，终究还是只有自己走。
摸着石头过河，其此之谓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