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向樊城发起了进攻。
此前刘备刚赢得汉中之争，随即派孟达攻占了房陵郡，继而令刘封与之合兵逼降上庸太守申耽。如果关羽攻下襄樊，那么与汉中、上庸将连成一线，北伐形势一片大好。
刘备对曹魏连战告捷，无疑让孙权心情复杂。自建安十三年（208）孙、刘结盟以来，曹操一直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在这场纷繁复杂的博弈中，曹魏是实力超强的一方，孙权、刘备只有联手才能自保。赤壁之战正是“两弱”合力胜“一强”的范例，并由此初步形成南北对峙的均衡态势。从某种角度看，刘备赢了曹操属战略上的利好，表明天平有向弱势方倾斜的可能性。
然而，孙权心头的另一种滋味更是翻江倒海。赤壁之战全凭周瑜在前线指挥，刘备的两万人马仅仅起了一点辅助作用，可战后分羹却抢在前头。趁着周瑜与曹仁力战的间隙，刘备在江南一口气拿下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次年，刘备表孙权为徐州牧，孙权表刘备为荆州牧，前者纯粹是一张空头支票，后者却得到许多实利。不仅如此，刘备以请求督统荆州之名，瞄上了周瑜费九牛之力夺取的江陵，并最终借得南郡。因此，赤壁之战仅仅让孙权添了江夏郡，除曹操继续占有南阳郡和以襄阳为中心的南郡另一半之外，刘备一举将其余四个半郡纳入囊中。
对于这一分配格局，孙权从内心里不爽。事实上，周瑜早就料到刘备会成为博弈的对手，也试图加以控制。[2]但孙权站得更高，思虑曹操在北方虎视眈眈，应当广揽英雄，加上刘备并不容易被制服，故未予采纳。鲁肃则一语中的，认为将荆州借给刘备，以此安抚百姓，既为曹操树敌，又使自己树党，可谓上策。[3]也就是说，面对曹操这个强敌，刘备固然不可缺孙权的援助，孙权也需要刘备形成掎角之势。孙权出借荆州，非因血浓于水的友情，实因独木难擎的形势。既然与曹操缺乏一对一博弈的底气，那只有扶持第三方，让更多势力参与角逐，从而拓展回旋余地。所以明知刘备占了便宜，孙权也宁可用局部的利益失衡，换取全局的战略主动。毕竟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方案，就只有接受最不坏的那种结果。
刘备和诸葛亮都是高明的博弈者。而刘备最有力的筹码，恰恰在于没有什么可以失去。建安十三年（208）十月，诸葛亮前往东吴，首先给孙权出了一道选择题：“如果能用吴、越之众与中原抗衡，不如早点与曹操绝交；如果不能与他对抗，何不放下武器、捆起盔甲，向曹操称臣呢？！”对刘备而言，是战是降已毫无退路——他既无地盘可资谈判，又早有投曹又叛曹的前科，此时“死猪不怕开水烫”，只能做一个百分之百坚定的抵抗者。但孙权“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如此丰厚的资源反意味着决策风险，以致博弈面临较高的机会成本和随之而来的沉没成本。正因如此，孙权走的每一步棋就比刘备更费心机。
当刘备求借南郡之时，拒绝或许是孙权的第一反应，但这势必与对方产生隔阂。那时的孙权虽然无须看刘备脸色，可却需要帮手来巩固基业。刘备并无太多既得利益，没有坛坛罐罐反能轻装上阵。即使与孙权闹崩，就像游牧部落也自可随处迁徙。孙刘联盟假如解体，后果是被曹操各个击破。而损失最大的不是刘备，正是拥有富饶江东的孙权。由此来看，处于次强一方的孙权，比最弱小的刘备还要关切结盟的可持续性。刘备则可采取经济学中“智猪博弈”的策略，通过必要的依附和等待，赢得搭便车的纳什均衡[4]。所以，孙权虽不情愿借南郡，但考虑到借的总体收益大于综合成本，于是达成了一份理性的合约。
曹操的反应很能说明问题。在获悉孙权借地的当儿，他正在写字，居然震惊得将手中的笔掉到地上。[5]可见，最不希望刘备得荆州的是曹操。假如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逻辑，孙权慷慨借地，在战略层面上完全正确。然而，时间一晃过去了九年，当关羽开始攻打樊城的时候，孙权的内心越来越失去了平衡。
二
心理的失衡，源于利益的失衡。
早在建安五年（200），鲁肃就曾建议孙权消灭黄祖、讨伐刘表，将地盘扩大到长江上游，继而称帝图取天下。后来，甘宁也提出向西占领楚关，进一步扩大势力，继而谋划巴蜀之地；周瑜更是阐述了“得蜀而并张鲁”“据襄阳以蹙操”的具体步骤。可以说，荆州、益州原本就是孙吴吞并的两大目标。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孙权不仅没能获得相应的地盘，反而让原先寄人篱下的刘备捷足先登。对孙刘联盟来说，刘备得益州，按理也属于帕累托改进[6]；但由于孙权没有从中得益，客观上导致孙吴集团的效用水平不升反降。尤其可恨的是，刘玄德两面三刀，更触犯了孙权的心理底线。据《献帝春秋》所载，孙权曾相邀一起攻取蜀地，为刘备婉拒。当吴将孙瑜进驻夏口时，他还借口与刘璋同宗，称孙权若想取蜀，自己将披发隐入山林，以不失信于天下。但话音刚落，刘备本人反倒进入了西川。孙权大呼此人狡猾，[7]却徒唤奈何。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取得成都，遂领益州牧。孙权遣诸葛瑾索要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对方的回答是：必须等我得到凉州之后，才把荆州给你。[8]
可见，刘备一直是以巧诈、搪塞的态度对待孙权，但此种招数不能多用，否则就会起反作用。建安二十年（215），孙权看软的一套不行，就干脆出兵强取。荆州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盘散沙，吕蒙不费吹灰之力即拿下了南三郡。刘备亲率五万大军来到公安，又令关羽进驻益阳，开始向东吴擂起战鼓。孙、刘交恶对曹操是重大利好，他趁机挫败张鲁，夺取了汉中这一战略要地。刘备见势不妙，立即与孙权讲和，后以湘水为界中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属孙权，南郡、零陵、武陵属刘备。孙权不算刻薄，当刘备几陷两线作战的窘境时，他没有得寸进尺，甚至交还已到手的零陵郡，使双方重归于好。
由于刘备不久虎口拔牙，硬是从曹操手里夺得汉中，此次荆州之争的负面影响就容易被忽略。但我认为，这一轮博弈深刻地改变了三国风云的走势，让诸葛亮《隆中对》只有上半场，却难以延续下半场，“出师未捷身先死”在建安二十年（215）就提前埋下了伏笔。
其实蜀汉早有一位人杰谈了真知灼见。他认为：刘备当初不先取汉中，反而跑到荆州争夺南三郡，结果既把三郡让给了吴人，使将士们白白受劳役之苦，并且丢了汉中，还让夏侯渊、张郃深入巴西郡，差点失去了整个益州。[9]此人姓廖名立，自认为才干、名气与诸葛亮匹敌。上述一番话，也表明他非凡的洞察力。汉中为秦初三十六郡之一，北依秦岭，南屏巴山，汉水穿越其中，构成地肥物丰的小盆地。作为益州的北大门，假如被曹操占有，刘备在蜀地将无险可守。因此，当曹操一度夺取汉中，继而分兵攻下巴郡时，就将刘备逼到了生死攸关的境地。
刘备原本有着战略上的主动权。建安十九年（214）六月，刘璋开城投降；同年七月，曹操举十万大军南征孙权。刘备大可利用曹、孙相争的时间窗口，挟取成都之余勇，一鼓作气拿下汉中。遗憾的是，他未能把握当时的主攻方向，却拘泥于荆南三郡的局部利益，不惜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对手撕破脸面，并差一点打起一场错误的战争。虽然双方立即握手言和，但此番错误却使刘备付出的机会成本极其惨重。亏得曹操也在关键时刻出错，没有听取司马懿、刘晔乘胜进兵的建议，在得陇之后无意望蜀，于是给了刘备翻盘的机会。
但即使刘备后来夺得汉中，此汉中已非彼汉中。因为在建安二十年（215），张既就建议用汉中几万户人家充实长安及三辅地区，曹操予以采纳，后来让他到武都迁徙五万多户氐人到扶风、天水境内。[10]杜袭留督汉中期间，又迁徙八万多人到洛阳、邺县。[11]可见，留给刘备的是被洗劫一空、荒无人烟的土地。这也使此后诸葛亮北伐缺乏赖以支撑的前沿基地，纵然费尽心机移民、屯田，以至发明“木牛流马”作运输工具，仍屡因粮饷不济而无奈撤军。
刘备在荆州问题上算小账，不仅使己方在与老对手曹操的博弈中失去先机，而且将盟友也逐渐推向了对立面。从短期来看，虽然他及时调整策略，通过与孙吴平分荆州，又达成暂时的利益均衡，但双方心里的疙瘩却难以消除，以致一步步由合作博弈走向非合作博弈。毫无疑问，这是最为严重的后遗症。
三
建安十九年（214）四月，诸葛亮与张飞、赵云溯流入蜀，留关羽独守荆州。如果说先前刘备将过多的“棋子”摆在后方，此次几乎将重心全移向了益州。就人员布局而言，这也是一种失衡。
好在关云长的运气不错，因为此时的东吴大都督，已非虎视鹰瞵的周公瑾，而换成了慈眉善目的鲁子敬。反倒是关羽喜欢生事，史载他多次猜疑孙吴，不断在边界发生冲突。[12]毫无疑问，鲁肃是调和吴、蜀关系的首席鸽派，他有与生俱来的大局观。建安二年（197），鲁肃第一次面见孙权，就石破天惊地宣称：“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在赤壁之战前夕，他更是东吴最先主战的铁杆鹰派。这说明对关羽怀柔，绝非鲁肃胆怯，而是综合判断天下大势之后的理性选择，完全出于谋求孙吴利益与孙刘联盟利益的最大交集。
但关羽远没有这样的智慧，他与鲁肃缺乏基本共识。事实上，双方围绕荆州展开了一番鹰鸽博弈。也就是说，假如彼此友好相处、共同抗曹，本来都能得到最大的收益；可面对鸽派的鲁肃，关羽并没有选择协作，而像一只咄咄逼人的鹰，自然容易在短期内赚到便宜。曾国藩说：“君子与小人斗，小人必胜。”一定程度上讲，关羽在荆州确有一点小人做派，因而陷鲁肃于被动。不过，由于眼光、气度、脾性的局限，他终究以小失大，不知不觉地葬送了蜀汉的前程。
当孙权、刘备于建安二十年（215）分治荆州后，双方握手言和，但各自的心思却不同。对刘备来说，此事似乎已彻底解决，吴、蜀互不相欠。可对孙权来说，和约只是权宜之计，荆州的一半仍然被借。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荆州存在产权界定模糊的问题。刘备因与刘表、刘琦的亲缘关系，又身为荆州牧，多少有点占之理所当然的心理。何况已用长沙、桂阳两郡换取实际所借的南郡，更是在利益上扯平了。至于孙权，则视荆州为己方在赤壁力挫曹操所赢得的战利品，天经地义地对全域拥有绝对的权属。认识的偏差，使双方缺乏协调一致的预期，故在孙吴处心积虑的同时，刘备一方却出现了博弈中的集体盲点。
荆州乃四战之地。清代顾祖禹有言：“盖江陵之得失，南北之分合判焉，东西之强弱系焉，此有识者所必争也。”一旦孙权、刘备在归属问题上不能达成默契，荆州便成了是非之地。建安二十二年（217），孙权遣使者向曹操请降，双方盟誓，还重新结为姻亲。对这么要紧的信号，刘备一方居然毫无警觉，既没有调兵遣将以作防备，更别说未雨绸缪修补孙刘联盟的裂痕。
孙权毕竟是很有弹性的人。他既不满于刘备的过河拆桥、得寸进尺，又清醒地知晓吴、蜀只有联手，才能与曹魏求得战略上的某种均势。所以，孙权仍然竭力拉拢关羽，甚至为儿子求娶关羽之女。婚姻在古时通常是一种政治行为。匪夷所思的是，关羽非但不给笑脸，还粗暴地辱骂来使，这显然挑战了孙权的心理底线。周瑜去世以来，东吴诸将一直以低姿态面对关羽。且不说鲁肃，即使是磨刀霍霍的吕蒙，在接任都督后，表面上仍加倍与关羽亲密友好。[13]也许正因如此，关羽更加傲慢，根本无视盟友的颜面与潜在的威胁。
一个骄狂的将军，往往好大喜功。尤其当看不见别人的威胁时，便很习惯地自己开始制造威胁。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将目光锁定曹仁驻守的樊城，发起了浩浩荡荡的北伐。此战究竟是奉命而行，还是一次自作主张，至今难以下确定性的结论。但从该年七月刘备自称汉中王，八月关羽发起襄樊之战的时间点看，两者似乎有次序上的关联性。几乎在同时，孙权也进攻合肥——这应该不是他与刘备的事先协同，但关羽此时进兵，客观上对曹魏形成了组合攻势。所以，无论襄樊之战由谁发起，刘备的决策中枢起码默许。随后关羽旗开得胜，不仅擒于禁、斩庞德、水淹七军，连周边诸县的反叛势力都遥向接受其官印、官号。关羽一时“威震华夏”，曹操甚至与人商议迁都，以避其锋芒。可以说，蜀汉声势在此刻达到了历史的巅峰。
相对于关羽在西线所向披靡，孙权却在东线无功而返。赤壁之战以来的十一年时间，刘备成了最大的利益获得者，魏、吴、蜀的实力排序俨然已转化为魏、蜀、吴。与之同时，孙权先前面对刘备的那种优越感，也由于对方迅速崛起而消失殆尽，并且逐渐由羡慕转化成了嫉妒。形势的巨变，不免让他重新审视借荆州的意义所在。按照原先的设想，刘备驻守荆州，可以北抗曹操、屏蔽江东，对孙权集团具有经济学上的正外部性[14]。但刘备、关羽的做派，却令人如鲠在喉。这些年曹魏攻伐的重心仍在东吴，以合肥为中心的淮南地区即主战场。而刘备既趁机夺了益州，关羽又频频在边境制造事端。换句话讲，他们只单纯转嫁了成本，却很少承担盟友的义务，不仅预期的正外部性没有出现，借荆州的种种负面效应则不断显现。
一方过多凭空受益，意味着难保利益的均衡，也意味着合作不可能长期维系。当关羽北上高奏凯歌时，敏锐的司马懿就指出，彼方得志绝非孙权所愿，于是献计派人利诱，怂恿孙权从后方袭击，自可解樊城之围。[15]曹操随即采纳了这一建议，心里正憋屈着的孙权也一拍即合。“世上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十九世纪英国政治家帕麦斯顿的一句名言，在三国的历史风云中频频得到印证。
当然，帮孙权下最后决心的关键人物有两位。其一是吕蒙。他认为对付曹操无须依靠关羽，况且刘备和关羽崇尚诈力、反复无常，不可以知心相待。[16]这显然推翻了联刘抗曹的立论，并且从道德品行层面贬斥对方，以提升决裂的正义性。孙权内心的天平日益倾斜，而关羽此刻又用实际行动为吕蒙的阐述写下注脚。就在与曹军酣战之际，他竟然借口缺粮，未经通报就擅取东吴的存米。这在孙权的眼里，肯定不只是一点军粮受损，更有尊严被粗暴地踩在脚下的屈辱。“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当即推倒了白衣渡江的多米诺骨牌。
四
关羽是一只真老虎，也是一只纸老虎。
从水淹七军到败走麦城，盛衰转换仅仅只有四个来月，实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关羽的失败，有客观的外部因素，但更有盛气凌人、刚愎自用的个人原因。他不仅鲁莽地将孙权推向对立面，而且把驻守后方的将军也一并推给了东吴。在襄樊之战后期，关羽面临双重的腹背受敌，即前有魏将曹仁、徐晃，后有吴将吕蒙、陆逊，还有从己方阵营反叛的糜芳、士仁。这就好比原先一敌一，忽然成了一敌三，哪怕最威猛的老虎也将陷入困局。
更何况，关羽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智勇双全。若非一场连下十多天的大雨，他与于禁、庞德的对垒甚至难料胜负。随后前来的徐晃，所率大多是新兵，却虚张声势先唬住关羽，后声东击西打败了对方。可以说，即使没有孙权在背后捅一刀，关羽仍有樊城之败。但吕蒙不费吹灰之力取得南郡，充分表明荆州防御体系极度脆弱，也暴露了关羽所部“士无斗志”，兵败后更是土崩瓦解。对关羽而言，长年来在蜀营的老大地位，使他的骨子里透着“狂”字，加上在樊城的一次带偶然性的辉煌胜利，进一步强化了对局势判断的盲目性。人一旦狂妄，就不会有处事的均衡观；一旦盲目，更会看不见眼底下的深渊。一个狂妄而盲目的关羽，当面对曹操、孙权联手博弈时，他离毁灭便只能以天来计算了。
分析关羽失荆州的主观根源，在于战略上贪功、战术上轻敌。事实上，三国史乃至整部人类历史总是不断上演着同样的故事，仅仅是主角不同而已。
建安五年（200），袁绍发兵征讨曹操。此前，他刚击溃势力一度最强的公孙瓒，可谓声威鼎盛、睥睨天下。但谋士沮授认为：己方虽然兵多将广，果敢刚劲却不如曹军。鉴于敌方缺少粮草物资，速战对曹军有利，应与之相持，用时间来拖垮对手。[17]田丰也表示，曹操善于用兵，军队人数虽少，切不可轻视，不如与他打持久战。很显然，沮授、田丰开的是一剂中药，可袁绍急火攻心，又如何等得及？当袁军浩浩荡荡开赴官渡时，《献帝传》留下了沮授面对宗族的一席话：我方虽战胜了公孙瓒，却已疲劳不堪，且将骄主奢，“军之破败，在此举也”。战幕还刚刚拉开，看似弱势的曹操早被众多智士预判为最终的赢家。郭嘉更是系统地提出袁绍“十败”、曹操“十胜”的论断。战事发展一如所料，自正月发布讨曹檄文，到七月两军对垒于官渡，再到十月曹操劫粮于乌巢，袁绍的鼎盛之势顷刻间化为乌有。“夫势在则威无不加，势亡则不保一身。”走麦城的关羽如此，失乌巢的袁绍也如此。
随着袁绍势力被彻底剿灭，曹操的雄心日益膨胀。他早先已荡平吕布、袁术等豪强，刘琮紧接着又不战而降。放眼天下，还算得上对手的刘备几乎已是流寇，割据江东的孙权似乎也难以抵挡，曹操此时不免志得意满。建安十三年（208）六月，他上表汉献帝，罢除了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自任丞相总揽朝政。与之同时，曹操在军事上冀求一鼓作气、一劳永逸，乘势荡平天下。他给孙权下了一道趾高气扬的战书：“近来奉严正之辞讨伐，帅旗指向南方，刘琮束手而降，今日整训水军八十万人，正当与将军交战于东吴。”[18]显而易见，其中透着一股自以为稳操胜券的骄气。
早在楚、汉相争期间，韩信就用过曹操这一招。当攻下赵国后，他用广武君李左车之计，仅凭一封恐吓信，便让燕王臧荼举旗投降。然而，孙权绝非臧荼、刘琮等碌碌之辈，以最终通牒式的轻慢姿态对待，所起的只能是反作用。曹营从来不缺明白人。程昱准确地预见孙权将与刘备联合。贾诩更是建议徐图进攻，应凭借荆州的富饶，赏赐官兵，安抚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则可不劳师动众就令江东降服。可叹头脑一贯冷静的曹操，也犯了袁绍当年的糊涂，同样缺乏战略上的耐心，同样缺乏战术上的谨慎。他以为大势已定，自然轻视孙权、刘备，也越来越急躁冒进，而这不知不觉地酿成败局。
周瑜在战前就点中了曹操的死穴：一是北方还没有平定，加上潼关以西的马超、韩遂构成后顾之忧；二是放弃骑兵，用舟船前来较量，属舍长就短；三是正值天气奇冷，马无草料，后勤补给不足；四是北方士卒不服水土，必生疾病。因而断言“将军禽操，宜在今日”。赤壁之战的结果无须赘述。但此时的周瑜和曹操，不由得使我想起了十四年后的陆逊和刘备。在另一场著名的夷陵之战中，历史再一次出现了惊人的相似。
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也包括规模较小的襄樊之战，初始都是攻方明显强势，但笑到最后的无一不是守方。究其原因，在于强者过分恃强，都被以往的成功麻痹了头脑，被冒进的目标打乱了步点。而所谓的“强”，其实是相对的、动态的，因此也极为脆弱。尤其当一个人变得骄狂的时候，他必然严重低估对手，做出不自量力的战略误判和过犹未及的战术选择。一旦如此，强弱的转换总立竿见影，由盛到衰往往转眼之间。因为任何高等级的博弈，毕竟是一场智与力的综合角逐，谁的大脑出了毛病，新的均衡也势必随之重建。
五
袁绍、关羽从来就不是战略家，折戟沙场并不意外。遗憾的是，连一向冷静的曹操、刘备都在重要关口跌相似的跟斗，这难道都是巧合？
曹操是一位大开大阖的英雄，笼络、驭人之术在三国堪居首席。袁绍谋士许攸来降，他光着脚出迎，拍掌笑称：“您来，我的大事成了！”[19]然而，到了建安十三年（208）平定荆州后，刘璋特派张松前来致敬，曹操的姿态却发生了变化。此前西蜀两次来使都得到礼遇，但随着战场的节节胜利，曹操开始摆起了架子——这也许是三国史上代价最昂贵的一次傲慢。张松心生怨恨，转身投效刘备，从而开启了三分天下的一道关键阀门，也让曹操数十年的苦心经营因一时自负而功亏一篑。[20]
与曹操这位奸雄相比，刘备多被视作性情宽厚，是值得信赖的长者仁君，可在他登基之后也显得意气用事。挑起夷陵之战，起因似乎是为关羽报仇，但又不尽然。关羽被害在一年半前，史书没有留下刘备哪怕只言片语的悲伤记录。刘备东征的实质，也许并非为关羽雪恨，更是为蜀汉出气、争利。在曹魏的谋士刘晔看来：刘备想以威武让自己变得强大，必然会动用兵众显示他有余力。[21]但按照当时的三方局势，这是否符合蜀汉的最大利益？
赵云曾劝谏说：“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此话着眼于大格局，刘备应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但如同赤壁之战前夕的曹操，称帝后的刘备也一意孤行。如果说经过多次对抗，孙权在曹操眼中的分量日益加重，以致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由于孙、刘较少兵戎相见，前者又习惯韬光养晦，故刘备并不将对方视作厉害角色，并以孙权“遣书请和”为软弱，开始了举国上下的战事动员。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曹魏最想看到孙、刘之间的火并，夷陵之战则给了曹丕千载难逢的机会。面对刘备大军压境，孙权遣使向曹魏称臣，此时的战略筹码已完全移到曹魏一方。刘晔认为孙吴内忧外困，建议趁机袭取。他说：“吴、蜀各保一州，凭借高山险阻、大江天堑相互救援，这是小国的好处。现在自相攻伐，是上天要使之灭亡。应当大举起兵，直接渡江袭击东吴。蜀国在外进攻，我方在内袭击，不出一个月就可灭吴。孙吴灭亡则蜀汉力孤，假如分割孙吴各半，蜀国原本就不能长久存在，何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内！”[22]该分析十分精辟，假如曹丕予以采纳，孙吴恐难幸免，蜀国也唇亡齿寒，曹魏一统天下将曙光在前。三国对抗，彼此钩心斗角、纵横捭阖，是一场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的动态博弈。正因如此，陆逊在大败蜀军之后及时“点刹”，可谓高明，从而有效防止了曹丕的袭击。反观刘备，在对吴宣战时过于任性，且倚老卖老轻敌，临阵运筹又心浮气躁，已几乎沦落成了一个庸人。
为什么曹操、刘备都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因为一而再、再而三的胜利，极易让人对自身实力产生幻觉——即使像刘备那样曾屡战屡败，也会因赤壁之战以来的高歌猛进，渐渐地将胜利视作习惯。胜利是兴奋剂，也是麻醉剂，极易引发贪婪，导致心态上的急功近利，继而使决策走向武断。另一方面，巨大的胜利也会将人送上“神坛”，以致被阿谀奉承包围，他能听到的直言、忠告便日渐稀缺，即使偶有逆耳之声，也总被束之高阁。获取的信息若因“屏蔽”“过滤”而长期失衡，“兼听”被“偏听”取代，又怎能在复杂的环境下理智博弈？！
古人云：“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但古今多少英雄恰恰都遗憾地走向其反面。曹操和刘备的转变，居然那样相似，就仿佛被某种神秘的规律性所操控。而此类规律的无形主宰，也许正是人性的弱点，它使无数叱咤风云的人物折戟沉沙，让盛极必衰成为历史演进难以逃脱的周期律。
六
当刘备驱动着战车驶向夷陵的时候，诸葛亮到哪里去了呢？
对一位被民间奉为神仙般的智者，人们有理由寄予更多的期待。但是，从关羽战樊城到刘备征孙吴，任何史书都没有留下他的一言一行。直至夷陵溃败后，才听到诸葛亮发出一声长叹：如果法孝直还活着，就能够阻止皇上东征，即使东征，也一定不会败得那么惨！[23]
法孝直即法正，是刘备十分倚重的谋士。诸葛亮的叹息，流露出几多无奈，也从侧面表明他在刘备身边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话语权。赤壁之战后的诸葛亮似乎变得沉默，紧随刘备出谋划策的主要是庞统、法正，而留给他的主业是掌管后勤。[24]陈寿将诸葛亮比作萧何，认为“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如此而言，刘备让他在后方“足食足兵”，似乎用其所长。诸葛亮当时的作用，确实像萧何之于刘邦。从刘备的封赏看，他也被排在第一等次。但细究起来，诸葛亮并未得到特别的厚待，益州平定后，他与法正、关羽、张飞的赏赐并无差别。[25]而法正辅刘时间最晚，这表明其迅速蹿红，风头基本已盖过诸葛亮。所以，表面上一碗水端平的封赏，恰恰印证了刘备的偏心。
可以说，刘备对诸葛亮不及刘邦对萧何那般推崇。刘邦平定天下后，论功行封，让“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的萧何居首席，并恩准他带剑穿履上殿，入朝时不必按常礼小步快走。[26]反观刘备，虽然起初与诸葛亮“情好日密”，甚至放言“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但随着难熬日子的过去，两人却有疏远的迹象。从诸葛亮的“隆中对”到过江说孙权，所建功勋绝不止于留守后方，故对政权开创的相对作用明显大于萧何，但刘备似乎有意无意忽略了。让法正与诸葛亮并驾齐驱，或许是基于均衡观的一种精心安排。对诸葛亮的才能，刘备心知肚明，因而既用之、又防之，让他以丞相职务入尚书事，却不予“开府治事”。没有办事机构和属官，相权自然有限，也表明刘备对诸葛亮留了一手。
事实上，均衡意识早已渗透进刘备的骨髓里。即便关羽是蜀将毫无疑问的老大，刘备照样防其恃强独大，给予的封赏始终与张飞持平，甚至与马超、黄忠同列。关羽固然傲慢，但综合考虑历史功绩，让他与资历远远浅于自己的黄忠平起平坐，心中不爽也属正常。诸葛亮感到“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担忧关羽“不悦”，认为这样做恐怕不可以。这是借事说理的旁敲侧击，但刘备早有定见，他需要在各个层面引入制衡的力量，无论对诸葛亮还是关羽都不例外。
刘备的这一套手法，也用在了张飞身上。当初要选一位重要将领镇守汉中，大家都认为此人非张飞莫属，张飞自己也这么认为。然而，刘备的决定让人大跌眼镜，他破格提拔魏延为镇远将军，兼任汉中太守。[27]这一幕通常被视作刘备善用人才的实例。但不可忽略的是，张飞都督汉中的呼声不是一般的高，并且自己也颇有意愿，加上先前力挫张郃的汗马功劳，作此布局本来顺理成章，可刘备却另起炉灶起用魏延。益州平定后，无论是追随了几十年的张飞、赵云，还是有韩信、英布之勇的马超，都未得大用，其中自有深意。
人事上的相互制衡，是刘备作为政治家的惯常思维，但此招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他既让孟达进攻上庸，又令刘封前往统兵，导致两人赌气争执，[28]不仅频生摩擦，还坐视不救关羽。孟达后来怕刘备怪罪，又怨恨刘封，便率部投降了曹魏。此外，作为刘备妻舅的麋芳被任作南郡太守，对关羽在荆州是否也有某种牵制的考虑？关羽、孟达最终一死一降，让刘备集团一度赢得的大好局面丧失殆尽。假如追究责任，表面上是关羽之误，深层根源却在刘备。至于夷陵之败，更是刘备一错再错，就好比赌徒急于翻盘所放出的胜负手，此战焉能不败？！
一系列雪崩式的溃败，诸葛亮看在眼里，却无可奈何。他虽高居相位，实有一种使不上劲的感觉。刘备对诸葛亮固然重用，但论亲近度、信任度，法正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连麋竺的职位等级和所受礼遇也高过他。[29]可见，诸葛亮的话并不一定管用，说话管用的法正又去世了，所以当刘备执意东征之时，就没有人能够阻挡了。
七
夷陵之战让刘备一败涂地，当他逃往白帝城时，留下的是一具失去了元气的躯壳。
刘备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亟须为阿斗敲定顾命大臣。他首先想到了诸葛亮。自建安十二年（207）以来，诸葛亮始终尽心尽职，他不是一般的循吏，更是治国安邦的能臣，将之比作管仲绝不过分。如此一位奇才，在刘备颠沛流离时自然求之不得，但随着地盘扩展、羽翼渐丰，君王的用人尺度也会起变化。其实在西汉开国之初，萧何曾被告诫“灭族不久矣”，因为他竭力安抚百姓，故深得民心，势必让刘邦警惕，恐其“倾动关中”。萧何为此买了不少田地，并用低价赊借败坏名声，刘邦才大为高兴。[30]反观诸葛亮，表现得近乎完人，不仅治政运筹无隙可乘，修身处事也滴水不漏。目中无人如关羽者，对他照样不乏敬重——关羽唯独致函诸葛亮，问马超的才能可与谁相比，便是佐证。所以，刘备对诸葛亮的威望也许存一点戒心，不像对品行有着瑕疵的法正，[31]只管放胆任用，因为他终究不会被无数人拥戴。
但匪夷所思的是，继关羽败走麦城后，蜀汉的顶级臣僚竟出现了群体性凋零。先是法正、黄忠、糜竺于建安二十五年（220）病故，紧接着张飞于章武元年（221）被杀；章武二年（222）更好比集体追悼年，在夷陵之战中，马良遇害，黄权被迫投魏，马超、许靖、刘巴等都在同年去世。天不假年英才，是一种遗憾。如此天不假年，对蜀汉国运实在是一场浩劫。如今，刘备能够托付的合适人选只剩下诸葛亮了。
刘备深知凭借阿斗的能力、阅历与天资，诸葛亮若想篡位，可谓易如反掌。一半是真情，另一半是倒逼，他临终之际表示，如果阿斗治国无才，诸葛亮可以自行选择取代。[32]这番话听来惊世骇俗，实是以退为进的高招。据《吴历》所载，当年孙策也曾对张昭说：“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其实，此类支票并不需要本钱。假如诸葛亮有篡位之心，那么无须刘备授权，仍可以体面地弄出一套禅让的手法；反之，此话只会渲染气氛，如王夫之所言，逼得诸葛亮“非剖心出血以示之”，将尽忠竭诚的诺言铁板钉钉说在明处。
刘备这招得逞了！诸葛亮流着眼泪大表忠心。不过，死前的刘备仍在博弈，他试图为儿子构建一种新的均衡。除诸葛亮之外，他还选定了尚书令李严，让其担任中都护，统领朝廷内外军事，留在永安镇守。[33]这一布局与孙策当年的安排极其相似，即周瑜留在吴郡，以中护军的身份和长史张昭共掌军政大事。[34]按照刘备的考虑，诸葛亮与李严，一文一武，就好比张昭与周瑜，形成既牵制又互补的“双核”之势。李严掌兵权，便像周瑜那样外驻。因此，刘备托孤虽分主副，却明晰地划分了诸葛亮的治理边界，希望他成为蜀汉的张昭，而不是一手遮天的曹操。
诸葛亮岂是张昭可比，李严也不能与周瑜并肩，刘禅更不是孙权。刘备死后给蜀汉留下的权力真空，迅速地被诸葛亮填补了。蜀汉建兴元年（223），刘禅“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如果说武乡侯是虚名，“开府治事”则赋予了独立的相权，担任益州牧又使其辖域覆盖了全部蜀地。可见，历史并没有顺从刘备的脚本演进，而是将蜀汉这艘航船的掌舵权完全交给了诸葛亮。另一位顾命大臣李严，不仅没有发挥周瑜的作用，而且逐渐边缘化，以致后来咎由自取被废黜。
此时的蜀汉，无疑进入了诸葛亮时代。所谓“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甚至连刘禅本人都说：政务都是诸葛亮的事，寡人则管祭祀。[35]身为皇帝的他，已近乎场面上的一尊摆设，诸葛亮才是主导军政外交的博弈者。刘备去世仅四个月，他即遣邓芝出使东吴。面对蜀汉的橄榄枝，孙权当以怎样的姿态回应呢？
八
在魏、蜀、吴三足鼎立的格局中，曹魏与蜀汉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但孙吴的姿态却不断位移。因为孙权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懂得“执两用中”，也善于凭左右骑墙、伸缩自如的博弈策略，为己方赢得尽可能多的回旋余地。
在会见蜀使邓芝的时候，孙权直言担忧蜀主幼弱、国土又小，难以自保。由于夷陵之战惨败，蜀汉的谈判砝码显著弱化，孙权不免要掂量对方的分量，以此判断重新结盟的价值。好在邓芝胸有成竹，认为吴、蜀两国有四州之地，孙权、诸葛亮都是世间卓越的英杰，何况彼此在地理上均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互为唇齿、共谋进退。[36]他随后指出，对曹魏俯首称臣，对方必然希望吴主入朝侍奉，至少也要太子进京充当人质；假如不从命，就会借口讨伐，加上蜀汉见机进兵，将极可能失去江南的地盘。
邓芝是诸葛亮所派的说客，却又分明在为孙吴着想，而这正是合作博弈的基点。孙权是聪明人，知道真正的威胁来自北方。与蜀汉争归争、打归打，毕竟谁也灭不了谁，结果至多是利益上占点便宜、吃点亏；而同曹魏恰似与虎狼共处，一时可以相安，终究有生死相搏的一天。因此，吴、蜀从根本利益上有着巨大的契合点，是唇亡齿寒、相互倚重的天然伙伴。认清了这一点，荆州的疙瘩就不难解开，从而打破“零和博弈”[37]的死结，让夷陵之战成为双方相逢一笑的旧年恩仇。
孙权随即与曹魏绝交，吴、蜀重新走向合作。应该看到，孙权与刘备是不同类型的人。前者惯于骑墙，懂得依据形势来确定灵活的外交策略。相反，刘备虽然起自微贱，却不乏救世济民的情怀，加上其帝室血统，因而在群雄纷争的时代逐渐凝聚了旺盛的人气，并日益成为兴复汉室的头面旗帜。他三顾茅庐见诸葛亮，张口便称汉室衰败、奸臣篡权、主上蒙尘，自言要为天下人伸张大义，俨然透着一股正本清源、荡涤宇内的抱负。尤其在当阳败退之际，他不忍抛弃十万民众，并说出“济大事必以人为本”的名言，无疑在道义上得分。显而易见，刘备较孙权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与曹魏几无妥协余地，故蜀汉虽然弱小，却比孙吴多了几分凛然之气。
但很难断定刘备就比曹操、孙权高尚。用历史的眼光看，曹操是举义兵反董卓的首创者，[38]也是率先前往洛阳解救汉家天子的迎奉者。裴松之注引的《魏武故事》载有他一篇令文，其中自述“为国家讨贼立功”的夙愿，只希望封侯作征西将军。不管此话有多少水分，但那句假使国家没有我，“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却千真万确。无论刘备、孙权，还是曹操，无一例外都高呼匡扶汉室的口号，这好比一张人人必打的免费纸牌。孙权相比之下最实在，也许从鲁肃放言“汉室不可复兴”那天起，他的内心就一清二楚。曹操当然不含糊，但身为汉相，他在场面上似乎更愿扮演汉室的擎天柱，而将改朝的机会传给子辈。[39]那么，是否唯独刘备苦心孤诣在延续着汉朝的命数？
笔者认为，汉室对刘备同样只是一个幌子。从曹操称王到曹丕称帝，其间隔了四年；孙权由吴王变吴帝，经历了七个年头；刘备从自称汉中王到开国建号，却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从某种程度上讲，刘备的帝王欲甚至强过曹操、孙权。他小时候与宗族子弟在树下玩耍，就扬言将来能坐像那棵桑树般的羽葆盖车。[40]刘备的义子和长子，一名封，二名禅，后者生于建安十二年（207），刘备尚寄寓荆州，但“封禅”的组合一般不会是凑巧。何况刘禅字公嗣，刘备如此取名，显然有着宏大的寄托，也在不经意间暴露了深藏着的野心。建安二十五年（220）十月，曹丕即皇帝位，刘备紧随着便于次年四月登基。这虽可理解为一场反制，但如此迫不及待，不也表明了刘备事实上的核心关切。
蜀汉固然曰“汉”，然此汉非彼汉，是撇开汉献帝的血脉自立。此后益州出现的种种祥瑞以及众大臣上书，不过是“上有所好，下必趋之”，实属彼此心知肚明的假戏真做。当刘备打算伐吴时，诸葛瑾曾写信说：陛下与关羽的亲情能比得上与先帝的亲情吗？荆州与天下谁大谁小？曹丕和孙权都应仇恨，究竟哪个在先哪个在后？[41]刘备没有回答，但他用行动回答了。曹丕篡的毕竟是“公家”的汉，孙权占的却是他“私家”的产，所以平日满嘴兴复汉室的刘备，还是在特定时刻显露了内心深处的真实。
总之，刘备当皇帝，既不意味着反动，也不代表着正义。他从本质上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和曹操一样崇尚权谋。就像对刘表、刘璋两位宗室，尽管表面上觥筹交错、热络非凡，暗地里却处心积虑，力图道貌岸然地蚕食鲸吞。诚然，在群雄竞相逐鹿的时代，倘若一味用仁慈、礼节无疑不合时宜，甚至连安身之地都难以保全，更遑论称王成霸？刘备与曹操、孙权，终究都是实利取向的博弈者。曹操在三者之间占有先机，孙权坐拥继承而来的基业，留给刘备的腾挪空间已相当有限。幸亏赤壁之战遏制了曹操扩张的脚步，刘备乘势实现了在荆州、益州的战略布局。但蜀汉的黄金发展期很快也遭遇了“天花板”，刘备自身正是一大瓶颈。
九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称刘备是皇室的后代，讲信义的声望闻名四海，又广揽天下英雄，思贤如饥似渴。[42]但随着事业的不断拓展，“信义”二字似乎越来越成为刘备的软肋。
对荆州这块“天所以资将军”的战略要地，既然好不容易占了，换作谁都不愿轻易交出。可刘备当年毕竟以借的名义，终需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建安二十年（215），关羽单刀赴会见鲁肃，鲁肃强调东吴是在刘备打了败仗、无立足之地的情况下出借荆州，现在既然取得益州，怎能连南三郡都不愿归还？！[43]一番话义正辞严。关羽无理可辩，相信刘备也想不出反驳的高论。
道理上站不住脚，原本更应该打情感牌，让孙权虽言之凿凿，却碍于盟友情面与现实考量不便过分催讨。《三国演义》为刘备杜撰的几场哭戏，就起到了这方面的作用。但历史上的刘备，却轻佻、粗暴地对待孙权的诉求。他以正在谋取凉州为托词，戏称“平定了凉州，就把荆州全部归还给孙吴”，[44]并且放纵关羽在前方肆无忌惮，从而强化蜀汉集团整体失信的负面形象。因此，刘备对东吴的本轮外交彻底失败，化友为敌是其信用破产的严重结果，直接导致蜀汉的连锁溃败。
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模型表明，当一方选择合作，而另一方选择不合作时，不合作方将取得较大利益。在刘备借荆州的较长一段时期，由于鲁肃等人的积极促进，孙权总体上采取合作的姿态，能顾全大局维护盟约。但以关羽为代表的刘备一方，欠缺起码的默契，一开始因打小算盘赢得了更多的实利。可博弈是不间断重复的，某一方的不合作行为，即使带来暂时的便宜，却不可能真正达成合作的红利。相反，眼下的便宜往往是日后的代价，一方的不合作将导致对方“以牙还牙”的不合作。关羽败走麦城，便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结果。吴、蜀后来全面交战，虽然貌似孙吴赢了，实现了全据长江的夙愿，但从成本—收益分析却两败俱伤，形成了自相残杀、元气大损的纳什均衡。而作壁上观的曹魏，自此牢牢把握了鼎足之势中的战略主动权。
司马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那么刘备是否可信呢？据《九州春秋》所载，当庞统建议攻取益州时，刘备曾信誓旦旦不会像曹操那样处世，表示不能失去信义而取地。[45]虽然刘备说的极漂亮，可他擅长说一套、做一套，转眼之间便袭取了成都。倘若观其一生行迹，刘玄德早年为势所迫，频繁改换门庭依附，虽得优待却另怀机心，对袁绍等接纳方就算不上忠义、可靠之人。故连吕布麾下诸将都称他“反复难养，宜早图之”。总之，刘备善于机变，至少在诸多豪强眼里比较狡诈，并不那么遵守游戏规则。
但也不能因为对袁绍、刘璋、孙权等的灵活姿态，就显著降低刘备的“信用等级”。长期以来，刘备凭道德信义感召天下，关羽、张飞紧随左右开天辟地，诸葛亮在他创业维艰时毅然出山，都是基于对其人格的充分信任。陈寿评价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有汉高祖刘邦的风范。[46]也由于对一大批士人、精英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公信力，蜀汉政权才得以在后发的条件下开创。
值得注意的是，刘备一方面目光如炬、慧眼识人，包括对刘璋旧部、益州名士都能大胆擢进；另一方面却对最关键的若干老臣、能臣，在任用时似乎反有一些保留，因而显露出某种微妙的关系。法正去世时，刘备哭了好几天，随即加谥号为翼侯。不可思议的是，关羽同年被杀，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待遇；次年张飞遇害，刘备只留下了一句“噫！飞死矣”。因蜀汉未设专门的史官，[47]或许没能记下玄德悲伤欲绝的场景，但关羽、张飞等人的谥号都是死后差不多四十年才由刘禅所封。刘备厚此薄彼，应该不是疏忽，也非史家的遗漏。“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赵匡胤在七百年后对石守信说的话，莫非也是刘备的腹语？
信义，维系着人与人之间一种有效的合作关系，不仅盟友之间如此，君臣之间也概莫能外。刘备固然是仁君，但似乎欠缺感恩之心。以借荆州为例，即使有纠缠不清的历史渊源和客观因素，可孙权终究在当年雪中送炭，怎能一旦到手，就只管占地为王，连场面上的和睦与尊重都不再顾及。再看与臣属、麾下的关系，孙权在赤壁战后召集众将隆重迎接鲁肃，在濡须亲自给周泰敬酒并逐一问伤，在吕蒙患病时哀声叹息、夜不能寐；同样还可思及曹操，追忆他悬赏千金寻找鲍信的遗体，以及亲自出迎礼遇凯旋的张辽、徐晃……反观刘备，对功臣却极少褒扬、动情，在某种程度上显得寡恩薄义；对拥戴他的蜀地人士表面上优待，实则不乏猜忌、排斥，这其实也是政治上的失信。
无论与盟友还是臣属，总体都应是一种合作博弈，因而务必处理好合作收益的分配问题。鉴于大多合作都没有具体的契约文本，自然需要刘备这样的君王更有全局观，不可缺投桃报李的内在意识和互惠精神。虽然千年来史家普遍褒刘贬曹抑孙，但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方面，刘备相比曹、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一个人在博弈中越来越习惯于免费得益，往往导致我行我素，较少地顾及别人的心理感受，于是对内便日益以自我为中心，对外不惜搞单边主义，最终就容易走向封闭、盲目的死胡同。
刘备后来跌了大跟斗，更可悲的是，跟斗跌在了人生暮年。刘备之败，与其说输在国力上、军事上，不如说输在识见上、信义上，甚至输在做人上。夷陵之战时，曹丕得知蜀汉用栅栏连接军营七百多里，便说刘备不晓军事，称他犯了兵家大忌。[48]以魏文帝之见，都能立马看出破绽，难道蜀营竟无一人可未雨绸缪？究其原因，此时的刘备已非昔日之刘备，何况身边又无良弼。也许说话的都不是明眼人，而明眼人都不再说话了。既如此，跟斗便迟早要跌，与曹操、孙权的博弈又如何能赢？
十
刘备的运气终究不错，因为遇上了诸葛亮。诸葛亮年轻时自比管仲、乐毅，又被人称作卧龙，可知一腔经邦济世的远大抱负。在“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的时代，他之所以选择刘备，或许有功利层面的考量，但关键源于自身的价值观与使命感。
三顾茅庐的刘备几无立锥之地，诸葛亮躬身入局，其实是风险系数极大的一场“投资”。不过，刘备当时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充满兴复汉室、救民于水火的抱负。诸葛亮出山后，与他有过一段蜜月期，但不久进入合作的平稳期。诸葛亮是儒、道、法互补的智者，先以道家处世，后以法家治政，本质上以儒家立身。只见他时而隐居蛰伏，时而运筹帷幄，时而忍让静观，时而力挽狂澜。诸葛亮的才能毋庸多论，可刘备在世之时，他充其量是一个大配角，只有待刘禅登基后，才成为蜀汉政权的主心骨与操盘手。
诸葛亮和刘备都是现实主义者，但前者又无时不秉持理想主义。虽说刘备也将讨贼兴汉挂在嘴边，在内心深处却不断淡化。可诸葛亮一直记着，始终以兴复汉室为己任。这毕竟是他的信仰，是其治国平天下的恒久信念。理念的差异和目标的错位，使诸葛亮难以触准刘备的兴奋点，于是不知不觉被虚置。而当他能够“有一说一、说一是一”之时，自然会重构蜀汉在三国博弈中的基调和方略。在诸葛亮的眼里，死敌是篡汉的曹魏，孙吴“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即使后来孙权同样称帝，也只能先抓主要矛盾，抛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的理论束缚，采取“并尊二帝”的务实举措。因为现实不允许蜀汉玩“空头政治”，只有同孙权结盟，才能与曹魏达成相抗衡的均势，并趁汉室“尸骨未寒”之机打政治牌、正义牌，或许还可以争得一两成的赢面。
然而，当三足鼎立延续了许多年之后，兴复汉室的旗帜还有多大的感召力呢？“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随着魏、蜀、吴政权的相继建立，它们分别成了平等的割据之国。谁能赢得民心，越来越不靠血统，而凭借有效的治理。换句话说，皇权不是绝对垄断的，而是可竞争的——不仅姓刘的可以，姓曹、姓孙的也可以，甚至姓司马的也未尝不可。
通常都说曹魏得“天时”，孙吴得“地利”，蜀汉得“人和”，但后者恰恰在“人和”上有先天不足。早在刘焉父子治蜀时，所带入的旧部构成了东州系，与本土势力形成隔阂。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后，新旧主客关系更为错综复杂。巴蜀、汉中偏于西陲，人才本就寡少，若再不注重发掘、笼络，势必产生离心倾向。诸葛亮并不用人唯亲，一定程度上也注重提拔益州人士，[49]但由于诸多主客观因素，终究存有不少遗憾。从他在《出师表》推荐的人选看，除张裔外，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陈震、蒋琬等皆属追随入川的荆州系。用人格局失之均衡，难免使本土人才缺乏顺畅的上升通道，制约了整个社会的流动性，继而导致对政权的冷漠态度与离心倾向，蜀汉也就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和”。
诸葛亮实在是非常人。他坚持铁腕治蜀，又开诚布公，始终用严明的制度赏罚必信，故益州之治颇有章法，刑政虽严苛却不被怨恨，人人敬畏而没有抵触，[50]几乎将国家动员与法制管控发挥到了极致。这无疑是十分难得的开明专制，曾给益州带来物丰粮足的欣欣向荣局面。[51]不过，凡事皆有其反面。诸葛亮的问题是过于自恃，所谓“事无巨细，亮皆专之”，竟极端到将二十军棍以上的处罚权都揽在手中。当蜀汉被一个“超级大脑”所控制时，当个人的理性压倒整个社会的理性时，便会陷入如弗里德里奇·哈耶克所称的“知识的僭妄”。诸葛亮不是神，却还是渐渐地被神化，这使举国形成了单极化效应，从而导致精神空间的失衡，以致出现整个政权肌体的思维性路径依赖。“以一人之智掩一州之才，以个人之力抗天下之士”，可以想见将有怎样的结局。
但诸葛亮应该被宽容。当他在建安十二年（207）选择追随刘备之际，就明知今后的道路、未来的博弈将布满荆棘。从二十七岁走出隆中，到五十四岁病逝五丈原，他半生操劳，真正地为先主的托付“鞠躬尽瘁”，也为自己的追求“死而后已”。毫无疑问，历史为蜀国挑选了极其卓越的诸葛亮，诸葛亮也以无比的杰出、忠贞和热忱创造着历史。刘备去世后，作为蜀汉的主政者，他“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数千年来又有几人能为，更有几个权臣愿为？！
在后人看来，诸葛亮北伐是带着激情而又有些悲壮的远征。以武侯之识见，不可能不明了蜀国需休养生息。[52]他其实也秉持“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方针，但更料定守毕竟守不住百年基业。坐拥九州的曹魏，无论疆域、兵力、资源均非蜀汉所能比拟，显然拥有以静制动的资本——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人口增长、屯垦扩张、物资保障的优势将日趋明显，“西线无战事”必然使实力愈加失衡。诸葛亮还深知蜀汉已不复曾有的喷薄之势，担心自己一旦去世，就没有与敌抗衡之人。[53]所以，只争朝夕北伐便成了优选策略，旨在抓住最后的时间窗口求得突破。
蜀汉建兴六年（228），诸葛亮初出祁山，当时曾存在着较好的机会。因陇右等地武备废弛，一时关中震动、朝野惊恐，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均叛魏响应；[54]而魏明帝曹叡即位不久，敌将曹真、张郃非全局之材，守卫关中的夏侯楙更是平庸，且孙权同年也在淮南发起石亭之战。另从外围来看，曹魏此时还频受辽东公孙渊、漠南轲比能的侵扰，为此牵制了幽、并、青州大量兵力。故北伐只要旗开得胜，也未尝不能让曹魏地动山摇。可惜诸葛亮错用马谡，丢了街亭，也坏了大局。任何人都会有失误，遗憾的是，诸葛亮却在最不该摔跤的时点跌了跟斗。
但假如不征伐曹魏，蜀汉也会败亡，与其坐以待毙，则不如放手一搏。[55]诸葛亮的《后出师表》，清晰地传递了如此无奈的逻辑。由于蜀汉此前丧失了荆州，北伐只能单向用兵，且并非《隆中对》设想的直出秦川，而不得不在边地蚕食。在这般态势之下，更不可缺盟友的强有力支持。当然，按照“三个火枪手”博弈的经典案例，当两个弱者一并射击强者时，完全可能占有较大的赢面。但破镜重圆后的孙刘联盟，却已很难展开紧密型的合作博弈。蜀汉出兵陇右与孙吴用武淮南，东西远隔数千里，终究貌合神离，形不成有效、联动的呼应作用。何况江东的诸多英雄也日渐迟暮，曹魏更非速亡之国，绝不是一弹可以毙命的某个火枪手。
对北伐的种种不利因素，诸葛亮必定知晓，但纵然遭遇街亭之败、陈仓之阻、缺粮之患，却依旧义无反顾出征。世上有一种人，是由强烈的使命感所驱动，诸葛亮即如此。他并非守成之相、偏安之帅，保蜀汉数十年国祚远非其目标。选择刘备而不是曹操、孙权作为辅佐之主，说明诸葛亮出山的心愿不为眼前之利，而在长远之义；不为成一方霸业，而是成天下王道。那么，其谋事就不会依照一般的尺度来考量，博弈之立意也超越了众多英雄智士的视野。诸葛亮也许早已料到了北伐的最坏结果，虽然他可以退而求其次，做一个据蜀道之险、守鼎足之业、享安逸之福的识时务者，但这岂是志存高远的武侯所能苟且？！正因如此，即使《隆中对》已是永难实现的一场“复兴梦”，北伐却仍是诸葛亮在信念层面的背水一战——只因初心，只为追求，只尽人事，只需过程，就像当年的孔夫子，“知其不可而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