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勒姆深信，如同牛顿从哥白尼的理论中汲取智慧，爱因斯坦从牛顿那里汲取养料，而他从达尔文那里获得灵感，在生物学上有一个新发现，这个发现的发展和应用可能会在哲学领域带来突破，且是自《纯粹理性批判》以来第一个重大突破。也许我能从我对肖勒姆早年生活的回忆中预料到，他做事不会半途而废。他是耐用材料制成的。意志消沉了？在自然进程中，人人都会消沉，但生活永远不会将他压垮。过去，我们经常散步走遍雷文斯伍德的每一个角落。他一口气可说许多话，任何一个谈话者都不如他，事实上，他不让自己停顿片刻，换口气。他脸白净，身材消瘦，步态里带着奇怪的弹性，大拇指钩住裤子的口袋。他总是走在我的前面，脸激动得发白。他的呼吸有一种煮沸的牛奶味。上课时，他口角边上出现白色黏液。他处于如痴如醉状态时，根本听不到你所说的话，只是不停在你的脑际里回响着一个急促得气也透不过来的声音。后来当我读到兰波[61]时，特别是他的《醉舟》时，禁不住会想到肖勒姆：同样的沉浸，同样的宇宙般的怒哮，只是肖勒姆用的是深奥解释，不是感性描述。在我们散步时，他会探索诸如像康德的死亡范畴这样的主题，我们边散步边探讨，沿着福斯德大街一直往西走，然后向南到波希米亚人公墓，还一遍遍地绕着北公园学院走，在排水河的桥上不断往返。在劳伦斯大街上汽车展厅前，我们也没有停止讨论，也不可能注意到我们在厚玻璃窗里的形象是否被扭曲。
在他寄给我的许多资料里，夹着他一张彩色照片。从照片上看，他大变了样。眉毛又粗又浓，一脸严峻的神色，双眼眯起，嘴扁扁的，深陷在皱纹里。肖勒姆没有垮，但不难看出经受了许多磨难。这一切都刻在他的脸上，头发也被压在头颅上。在我公寓的一个圣墓般黑暗角落里，我仔细地端详着照片。这是一个真正值得认真研究的人，一个可敬的表兄弟，一个坚固材料制成的战士。
与他相比，我似乎微不足道。我能理解自己为什么在娱乐业试身手，在七频道的半严肃半诙谐的节目——“二市”的卡巴莱歌舞内容——混饭吃，混在弗里策尔饭店的年轻无赖或半无赖中用餐，在库普西内特愚蠢的脱口秀节目中干傻事，直到自尊告诫我离开为止。我现在对自己的看法中肯多了，但论智力，我承认我最推崇的是堂兄肖勒姆·斯塔维斯。即使现在，他那张不妥协的严肃的脸、他鼻孔张大朝下喷着的怒火都会告诉你他是何许人也。由于这张快照摄自他公寓附近，你可看到他奋斗的环境。他身后是芝加哥住宅区，一条盖着六层公寓的芝加哥街道，六十年前的好地方。20世纪的建筑师充分考虑到中产阶级的体面。但对肖勒姆这样的人来说这却是可怕的地方。那里能写出哲学？就因为有这样的地方，我才痛恨进化论主义。进化论主义认为，人种最终会达到完美，而在未完美之前，我们必然会在各个漫漫无际的阶段厌倦地死去。
然而，肖勒姆正是在这些街道上写哲学。二十五岁前已在理论上有所突破。他告诉我，自18世纪以来，只有他才真正发展了哲学。然而，杰作未写，日本就偷袭了珍珠港。按他生物学、哲学和世界历史学中带有革命性发现的逻辑，他必须加入武装部队，当然，是自愿参加。我一页页认真读他寄来的东西，设法弄懂所有这些生物学和世界历史学的依据。接合体与接合孢子的改良，单子叶和双子叶植物、有脊椎与无脊椎动物的分化——这些我较熟悉。当他进而讨论现代政治的生物基础时，我无法理解，但我衷心祝愿他能成功。拥有广袤土地的是顺服的、逆来顺受的民族，而小国却孕育侵略力量。他写道，读摘要帮不了忙，得读全文。但他想告诉我，左右派是并存的。主流最终会转化为广泛的、中立的、自由进化连续体制，而这种连续体制已在西方民主国家初现端倪。依此看，不难理解肖勒姆为何去从军。他要捍卫的不仅是民主，还有自己的理论。
他是步兵，在法国和比利时作战。当美军和俄军在易北河会师、将德军切割成两半时，肖勒姆是越河的巡逻队队员。俄军与美军的战士们欢呼雀跃，饮酒跳舞，流泪拥抱。那些来自芝加哥西北部、父母是俄罗斯移民的年轻人，发现自己在托尔葛作战，在康德和贝多芬的故土上作战，与发起和亲手屠杀犹太人的民族作战，不难想象他们的特殊情感。不久前我注意到一个名叫艾扎·布罗德斯基的人。此人已将自己迷乱的灵魂交给了楚科奇和科里克，面对聚集在第一国民大厦内的众多智者，面对处于最敏锐的现代美国资本主义的弄潮儿们，居然无法确定自己的思想是否最奇特。自然，在托尔葛欢呼的士兵，拥抱、哭泣、痛饮（我还不想漏掉俄军中的姑娘们和坐在河边任河水——此时水流湍急——阴凉脚的老妪们），不能保证其中不会有人同样沉浸在生物和历史学理论中。但在这土地上的肖勒姆……对，施本格勒——我们为什么要遗漏施本格勒？其古今平行论曾极大地影响我们。那时我们在列文斯伍德，还是孩子——肖勒姆不仅只是读世界历史，或只限于思考，或解开了从军前其中一些最令他迷惑和棘手的结和乱麻，而且他还以一个士兵的身份卓有成效地进行亲身体验。双方军队的士兵——肖勒姆是其中的一员——发誓要永做朋友，永不忘对方，建立一个和平世界。
此后多年，我这位堂兄一直忙于组织工作，向各国政府呼吁，从事联大活动，参加各种国际会议。他随一个美国代表团去过俄罗斯，在克里姆林宫，将一张他的巡逻队向易北河挺进时使用的地图，交给赫鲁晓夫。这是美国人民给俄罗斯人民的一份礼物，表示真诚友好的愿望。
他认为他的著作是对20世纪纯哲学无与伦比的贡献，但它的完成和出版不得不被推迟。
肖勒姆在芝加哥做了近二十年的出租车司机。现在已退休，从出租车公司领取养老金，住在城北。但他生活得并不安宁，他最近在退伍军人医院动了一次癌症手术。医生告诉他，他已活不了多久。这也是我收到他许多邮件的缘故。有文件，文件中夹着星条旗复制品；有两军在托尔葛会师的照片；有官方文件、最后的陈述的影印件，既有个人的，也有政治性的。我再三端详了肖勒姆最近的照片——半合的双眼目光内敛，一张脸充满情感力量。他曾立志要活得有意义，死得有意义。我有时也想，我死后人类会是什么样，我不能预见我最终消失后会有何特殊影响。然而肖勒姆却动情地信仰成就，认为他的影响将为人类的荣耀和尊严而流芳百世。我读了他的遗嘱。他提出不少具体要求，有些涉及仪式方面。他希望将他葬在易北河畔的托尔葛，靠近打败**军队的纪念碑。他要求葬礼开始时朗读加尼特翻译的《卡拉马佐夫兄弟》[62]的尾声，结束时演奏贝多芬《第七交响乐》第二乐章，使用苏尔蒂公司录制、维也纳交响乐团演奏的录音。他为自己撰写了墓志铭，记述他留给人类的永垂不朽的知识财富，以及他参与了有历史意义的宣誓。铭文最后写道，《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63]
遗嘱后还附了一封陆军部军务局长办公室的来信，要求斯塔维斯先生了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在管理将遗体运入他们国内进行安葬有什么规定。他可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盛顿特区大使馆询问。至于费用，美国政府的可靠性有限，它不会承担肖勒姆遗体的运费，支付他哀伤中家人的旅费也少得可怜。葬礼及墓穴的费用可由退伍军人协会补助。信的语气得体，合情合理。当然，不知道签发此信的上校是否了解肖勒姆·斯塔维斯是一位多么杰出的人。
最后一封信的内容是来年（1984年9月）的巴黎聚会，纪念马恩战役七十周年。信里主要在表彰出租车司机，他们以运送战士去前线的方式参加了城市保卫战。聚会邀请世界各国的出租车司机参加，甚至包括东南亚三轮车夫。壮观的游行队伍将从拿破仑墓附近出发，沿1914年的行军路线行进。肖勒姆的用意是向在伤残退役军人协会展出的，也是硕果仅存、令人崇敬的出租车致敬。作为筹委会的成员，他将很快去巴黎，参加此次聚会的准备工作。回家途中，他将在纽约市停留，拜访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代表，请他们记住托尔葛的那个伟大日子产生的精神，然后向每一位热烈道别。上午九点三十分，他将拜访联大法国代表团，十一点拜访苏联代表团，十二点三十分拜访中国代表团。下午两点拜访大不列颠代表团，三点半拜访美国代表团，五点去见联合国秘书长。然后返回芝加哥，开始“新生活”——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中承诺的生活。
他以人类自身的名义，重申了本世纪人类的尊严，呼吁给予经济资助。
还有些次要的材料，关于销毁核武器和期望超级大国之间永久和解的声明，体现着托尔葛精神。凌晨三点，我的头已经毫无兴趣保持清醒，无法再看下去了。
根本睡不着，于是我没去睡觉，喝了点浓咖啡。睡也没用，脑子不会停止思考。
遇到深夜头脑清醒兴奋时，我不会使用“失眠”一词。白天，那些终生习惯大惊小怪的人使你无法有真正的发现。我学会享用夜间时光，它折磨神经，撕扯情绪——“无法入眠而出神入化地躺着。”要想达到这个境界，并承受住它，就需要坚强的意志。
我拿着咖啡躺在一个叙利亚风格的角落，（我没故意创造这种东方氛围，这个角落是怎么形成的？）躺在近乎平缓、有光线、空旷月明的过道上思考。也许能为堂兄肖勒姆做些什么。为什么要做？为什么不把他介绍给慈善部门？等他去过慈善部门五六次，我也就可认为我已为他尽了力。然而，在堂兄肖勒姆这件事上，一般的逃避方法不起作用。作为犹太移民的儿子（他的父亲在富尔顿市场上做鸡蛋买卖），堂兄肖勒姆决心在自然和历史中为自由寻找依据，并减轻、抑制和消除死亡的恐惧，它统治人类——震慑人类。再者，他是一个爱国的美国人（一种非常古老的情感），一个世界公民。总之，他想确保一切都美好，奉献一份别致的礼物，保佑人类。所有这一切，肖勒姆为全球犹太人树立了典范。与芝加哥董事会议室和幕后活动场所的背景，以及欺诈、纵火、暗杀、职业杀手、毒品贩子抗争，这种理想的正直源于看不见的力量——道德法则，而在芝加哥，它一向比蒜皮或手纸还薄弱，现在更像氩气一样稀少。不管怎样，想想他，也许是驾驶出租车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乘客们是使《哥林多后书》[64]相形见绌的彼勒[65]的后裔。而在这空前绝后的堕落中，肖勒姆的思想却更加纯洁。这种努力使他身患恶性肿瘤。我一直认为，每天在城市的车流中开十个小时的车，足以使人身患癌症。这是强迫性的静坐不动导致的，再加上越发加深的恶感，器官释放出愤怒的逆流，也许还有机械装置的缘故。
我能为肖勒姆做些什么呢？疏远三十年后，我不可能径直上他家去按门铃。我没法给予经济资助——我没钱帮他印刷成千上万页的东西。他至少需要十万，或许他希望艾扎从大环商业区凭空变出钱来。艾扎不是属于怪物式的精英财务分析家吗？但堂弟艾扎不是具体操作员，无法攫取大笔钱用于“知识”项目或开明的改革，也不是玩弄大钱的政治拨款人。
我不敢与他同坐在六层公寓他的客厅里，讨论他倾注毕生心血的著作。我缺乏所需的语言。大学的生物知识无济于事。我们曾在波希米亚公墓讨论过的那些了不起的问题：显贵的环境、众多的坟茔、腐败的花朵，但我的施本格勒比波希米亚公墓里的那些东西消失得更加无影无踪。
我与莫迪舅舅也没有共同语言，无法向他敞开思想。在肖勒姆看来，若我不用几年时间钻研，使我具备资格，他无法将我列入他哲学体系支持者的行列。毫无疑问，时间根本不够。既然如此，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募集资金，将他安葬在东德。渴求硬通货的共产党人不会拒绝合理的提议。早晨洗脸修面时，我记起了伊利诺伊州埃尔金市的一个堂兄弟——尽管不是近亲，但我一向与他关系友好，且挺有感情，也许他能帮忙。处在一个变态的时代，要尽量维护感情。储存起来，感情会保持原样，因为人们并不经常明白维持感情的目的。然而，这些精神水生物也令人奇怪地持久和顽强地存在。人们似乎能够相互长达数十年或无数年地“保持不变”。如此的分离，具有永恒色彩。“无同时代人”的一种解释是，任何有价值的联系都受时间限制。而人不在，就会感觉到他们的价值犹存。这种关系犹如用使人昏睡的乐器演奏渐慢乐段，而整个交响乐队的其他乐器声则轻得微乎其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