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他问奥尔德肖特的火车站站长：“去伦敦的火车在哪里？”“已经开走了，上校。”“开走了！那再开一辆来。”
现在我必须向读者介绍一位在我当时的生活中开始起重要作用的人，此人性格独特，仪表堂堂，他就是指挥第四轻骑兵团的布拉巴宗上校。第四轻骑兵团一年前离开爱尔兰后来到奥尔德肖特，驻扎在东部骑兵营地。布拉巴宗上校是我家多年的故友，我在上学的时候见过他几次。在桑赫斯特军校学习时，我曾应邀与他在该团的食堂里共进晚餐。对此，我深感荣幸。那是一次隆重的款待，在那个时候，骑兵团的食堂展现给一个年轻人的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壮观。二三十名军官，身穿蓝色镶金的骑兵盛装，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桌上摆着这个团二百多年来在各种比赛和战争中所获得的奖品和奖杯，简直就像是国宴。全场显得富丽堂皇，洋溢着庄重而严肃的气氛，在骑兵团弦乐队的音乐声中，我们享用着美好而丰盛的晚餐。我慎重而谦逊地接受了他们对我的热烈欢迎，之后我又受邀去过几次。几个月后，我的母亲告诉我，布拉巴宗上校非常希望我能进入他的骑兵团，但是我的父亲说“不行”。看来他仍然相信，通过他的权势，我仍有可能进入步兵团。卡布里奇公爵对我未能进入第六十步兵团深表不快，他说，到一定时候，他会想办法克服这些困难的。“同时，”我父亲写道，“我知道布拉巴宗是军中最优秀的军人之一，但他不能带我的儿子去第四轻骑兵团。”
不过，我最终还是进了第四轻骑兵团。父亲最后一次从国外回国后，对我的事情就没什么兴趣过问了。母亲向他解释事情如何自然而然有了新进展，他似乎也愿意我成为一名骑兵军官，甚至是挺乐意的。事实上，他生前对我说过的最后几句话中，其中之一就是：“你有马了吗？”
******
我的父亲于1月24日凌晨去世。当时我正睡在附近的一幢房子里，一听到这个消息，就赶紧在黑暗里穿过格罗夫纳广场回家，当时路上积雪很深。他去世时毫无痛苦，因为事实上他已经昏迷很长一段时间了。我曾梦想能与他平等相处，进入议会站在他这一边，也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我能做的就只有继承他的遗志，并保留对他的回忆。
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了，母亲总是在我身边给我提供帮助和建议，那时我已经二十一岁了，而且她也从未觉得应该对我进行家长式的控制。事实上，她很快成了我的一个热心的同盟者，利用她的一切影响和无穷的精力来推进我的计划，维护我的利益。她已经四十岁了，但依旧显得年轻、漂亮，使人着迷。我们平等地在一起工作，更像一对姐弟，而不像一对母子，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这样的关系一直维持到最后。
******
1895年3月，我正式加入第四轻骑兵团。我比预期时间提前六周进入该团。报到以后，立即与其他几个下级军官一起接受严格而艰苦的新军官训练。我们每天都要在马术学校、马厩或兵营的广场里进行长达数小时的训练。因为我已经参加过两次马术课程，所以能很好地适应马术训练，但我必须声明，第四轻骑兵团训练的严格程度，超过了我以往参加过的任何一次军事训练。
当时的规矩是，新军官在头六个月内必须接受训练，要和士兵一起进行骑马和徒步操练，和他们接受同样的训练。在马术学校里，新军官必须站在队列的最前面；在广场上，则站在其所在班的右边，他必须努力给士兵们树一个榜样。我并不能一直出色地完成任务。在没有马鞍的马背上疾驰，或慢跑时上马与下马；在没有马镫甚至没有马鞍的情况下跳过高杠，有时候还需要把双手反扣在背上骑马越过高杠，或双膝夹着光溜溜的马背策马快跑。这样的训练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小意外。不知有多少次，我在马术学校里被颠得浑身酸痛，感觉身子就像要散架，但还是必须扶正金边的军帽，装出一副很有尊严的样子。因为此时，那二十个新兵正在窃笑，他们看到军官也在遭受着他们经常要遭的罪，感到很开心。我的运气不大好，训练一开始，就拉伤了肌肉，而且刚好是拉紧马最需要用到的肌肉，之后，我深受其苦。当时，电疗法还没有发明，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得不使用受伤的肌肉忍痛坚持着，因为如果为此哪怕是请一天的假，都会被人认为是懦夫。
该团的骑术教练，外号叫“黑猩猩”，是一位可怕的暴君，恰好碰到这几个星期他的脾气极其不好。有一位资深的中尉在《奥尔德肖特时代报》上插了一个这样的广告：“×××少校，骑术教授，驻东部骑兵营地。能在十二课时内授完狩猎课程，十八课时内授完障碍越野赛马术课程。”这则广告让他大受嘲讽，使他觉得马术学校学员脸上掠过的每一个微笑都是在嘲笑他。
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我完全赞成年轻人接受严格的训练。除此之外，当时我的生活是快乐的。从骑术学校毕业以前，年轻的军官就可以经常带骑兵连外出进行骑马训练，或进行长途行军，有时甚至可以排成纵队进行演习。叮叮当当的骑兵演习很刺激，很富有魅力。如果同样的演习是骑在飞奔的快马之上，则更加令人兴奋。马群骚动，马具装备叮当，动作刺激，帽上羽毛飞扬，感觉像是一部活的机器，再加上庄重的制服，所有这一切，都使骑兵的训练演习成为一件美好的事情。
我必须向读者解释一下，骑兵行进时是排成纵队，而打仗时则排成横列队形的。骑兵训练的目的就是要让部队能快速敏捷地从一种队形转换成另一种队形。因此，骑兵部队按照梯形队形转换，几乎可以在任何时候，向任何方向上都有一队骑兵做前锋，这种方法适用于较大型的骑兵作战场面。骑兵团、骑兵旅，甚至是骑兵师，都可以在难以置信的瞬间组成前锋队列，做好冲锋的准备。
现在的战争已经把这一切都丢在一边，走上了贪婪的、卑鄙的机会主义之路，并转而求助于戴眼镜的化学家、握着飞机操纵杆的飞行员或者机关枪，这真是可耻。但是在1895年的奥尔德肖特，这种恐怖的事情还没有出现。正如我们所知，重骑兵、枪骑兵，尤其重要的是轻骑兵，在战场上仍保持着它们的光荣地位。过去的战争残酷但是伟大，而现在却变得残酷且卑劣。事实上，现在的战争已完全变味了，这全要归咎于民主和科学。自从这两个干扰项中的一个被允许介入现代的战争，就注定了战争的厄运。过去，只有一小部分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用古老的武器和错综复杂的古代谋略时时刻刻在保卫着国家。而今，所有的人，包括女人和孩子，都一齐上阵，互相残杀，只剩下一些视力模糊的职员在统计死亡人数。自从民主影响到战场，或者说强行控制了战场，战争不再是绅士的游戏。让战争见鬼去吧！让国际联盟也见鬼去吧！
在19世纪90年代，能看到陆军总监拉克将军操演一个由三四十个骑兵中队组成的骑兵师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庞大壮观的骑兵师整装待发，一声令下，骑兵师按十五度的角度变换前阵，外围的骑兵旅必须在厚厚的尘云里飞奔两英里。马蹄掀起的尘土遮天蔽日，让人无法看到五码远的地方。一个上午的操练有二十个坠马事件、六起事故，这就是这种演习的特色。等到阵线最后布好，骑兵团、骑兵旅接到命令准备冲锋时，大家都禁不住兴奋地大喊起来。
回到营房后，我想到德国人能一次调遣二十个骑兵师，而且每一个师都与我们唯一的师一样强大；我又想到如果六个人在一个兵洞里守着一架马克西姆重机枪，冷静地与骑兵对垒，又会怎么样呢？这样一想，刚才演习中的热情一下子就低落下去。
维多利亚女王坐在皇家四轮马车里检阅部队时，阅兵队伍非常壮观：整个奥尔德肖特的守备部队全军出动，大约两万五千名骑兵、步兵、炮兵，还有不能被遗忘的工程兵和后勤辎重部队，身穿蓝金相间与红灰相间的军服，从女王面前雄赳赳气昂昂地经过。要想让所有的欧洲强国——法国、德国、奥地利和俄罗斯，在同一天在他们各自国家的二十个不同地点进行同样的阅兵仪式，似乎也很难。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政治家们不组织召开一个国际会议，参战的每个国家派出代表团来参加会议，就好像参加奥运会一样，每个国家的代表团是一支完整的军团，集中了本国的军事精英，通过比赛的方式来解决世界的统治权问题。不过，维多利亚时期的大臣们没有冒险精神，他们错过了机会，让战争白白地从这些精英和训练有素的军人手中溜走了，使战争沦为令人厌恶的人、金钱和机器的问题。
我们已经知道战争的堕落将不可避免，所以也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英国军队再也不会卷入欧洲冲突。我们只有一个陆军军团、一个骑兵师和一个民兵组织——上帝保佑他们——以及志愿者，靠这点力量我们怎么能赢得胜利呢？当然，奥尔德肖特指挥部里没有一个沙文主义[46]的中尉或者好斗的参谋，在1895年，甚至是形势很乐观的时期，会相信我们这支小军队会再度被派往欧洲战场。然而，那年春天和我们一起训练的名叫黑格[47]的骑兵上尉终有一天会意识到自己手中兵力缺乏。在后来的一次重大战役中，他只能集结到四十个英国师，外加第一美国兵团，总共只有六十万人马，而且支援部队也不超过四百个炮兵旅。
我常常在想，其他任何一代人是否看见过我们这代人曾经历过的令人震惊的事实和价值的变革。从小所受的教育让我相信一些事情是永恒不变的，是重要的，而现在，这些事情却很少能够持久，我所坚信或被教育后坚信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
布拉巴宗上校是一位爱尔兰的穷地主，他的一生都是在英国军队里度过的。他是奥维达[48]小说中英雄的化身。自从19世纪60年代初进入英国近卫军步兵团以来，他一直是时尚的先驱，他是伦敦社交界最耀眼的军事明星之一，是威尔士亲王终身的亲密朋友。无论在宫廷还是在俱乐部，无论在赛马场还是在狩猎场，他都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尽管他一直单身，但他一点也不讨厌女人。他年轻时一定特别帅，他的身材是一个标准男人所应有的，实际上他的身高还不到六英尺，但看上去挺高的。现在，他正值壮年，风度翩翩。他的面部轮廓分明、匀称，一双灰色的眼睛炯炯有神；他有结实的下巴，一撮小胡子使他看起来更加帅气，即使是恺撒大帝见了也会把他当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美男子的典范。此外，他还具有上一代花花公子的风度和气质，不知是真的还是装出来的，他从未把“R”这个字母的音发正确过。他很健谈，讲话时思路敏捷，他引人注目的个性不管在任何场合都不会冷场，无论谈话的气氛是否友好。
他戎马一生，经历许多波折。他在英国近卫军步兵第一团待了六年以后，因为经济拮据而离开，后来又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在1874年的阿善堤战役中，他参加了志愿军，这是极大的特权。在这次战役中，他表现十分突出，上层人士都为他四处活动，请求恢复他的军职。事实上，这次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恩惠。威尔士亲王十分希望他能够被委派到他所在的军团——第十轻骑兵团，这个团在当时军队里是限制最严、最难进的。但由于当时该团没有空缺，他暂时被派往前线的一支步兵团任职。有人问他：“你现在属于哪个团，布拉巴宗？”他回答道：“我自己也记不清楚，不过他们的军服上镶有绿色贴边，就驻扎在滑铁卢附近。”
后来有一次，他问奥尔德肖特的火车站站长：“去伦敦的火车在哪里？”“已经开走了，上校。”“开走了！那再开一辆来。”
他最终调入第十轻骑兵团。他在1878年和1879年的阿富汗战争以及1884年的萨瓦金战役中的出色表现，使他在团里的威望不断提高。由于他在现役中连升两级，因此他的军衔实际上要高于他所在团的团长。这种情形至少会引起当时只有在英国军队里才会出现的尴尬局面。有一次，第十轻骑兵团的团长对布拉巴宗上校所带领的骑兵中队不满，竟让他们回营房，这让布拉巴宗深感羞辱。不过，几个星期之后，第十轻骑兵团与另一个骑兵团组成一个旅，进行演习，这时，团的权威作用没有了，布拉巴宗的高军衔让他自然而然拥有了对这个旅的指挥权。面对自己过去的团长，而现在是自己的下属，布拉巴宗重复其指挥官说过的话，十分干脆，并在最后严厉地命令道：“先生，把你的团带回去。”这个插曲在军中一度成为热门话题。不可否认，布拉巴宗有他的道理。当时，人们习惯于以一种死板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现在看来很不合适。不过，对每件事情都可以有两种看法。
显然，他在团里的资历不足以让他指挥第十轻骑兵团，于是战争办公室在1893年任命他指挥第四轻骑兵团。这不可避免地在那个团的高层军官中引起了反响，没有一个团会因为一个想要改变他们团面貌的陌生人的到来而欢欣鼓舞。当这位多次荣获奖章，在社会上和军队中拥有很高威望的可怕上校第一次掌管第四轻骑兵团的指挥大权时，该团气氛非常紧张。况且，这个团的历史比第十轻骑兵团还要长。布拉巴宗没有什么试图去迎合该团的意图，相反，他展现了一种善于控制形势的自信，不仅使全团的人毫无异议地服从他，而且还赢得了军官们，至少可以说是团里的尉官们的高度崇拜。一些资深的军官也被迫低头。一天晚上，他向一位性情暴躁的后勤主任说：“你是从哪个药剂师那里弄到这种香槟酒的？”
对我来说，他是一位严于治军的军官，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我发现他常常在食堂用餐时谈论一些关于战争、体育、宗教或非宗教的话题，我从中发现上校博览群书，知识面很广。例如，有一次我引用“上帝让风轻轻吹拂在剪过毛的羊羔身上”，布拉巴宗问：“你从哪里看来的？”我得意地回答，虽然人们常认为这是出自《圣经》，但它实际上出自斯特恩[49]的《感伤旅行》。“你读过这本书吗？”他不动声色地问。幸运的是，我不仅诚实，还很警惕，我承认我没读过，这本书似乎是上校最喜欢的书之一。
不过，上校也遭受过挫折。在我加入第四轻骑兵团前不久，他和当时在奥尔德肖特担任指挥的伊夫林·伍德爵士产生过激烈的冲突。布拉巴宗不仅在该团的操练制服上做了不少小改动——大多数都是非常合理的改动。比如，把制服上的金饰带换成铬黄色条纹。但是他三十多年来下颌上一直留着一小撮帝王式的胡须，这当然违反了女王的第七条法令，即“下巴和下唇之间的胡须都要剃光”（除了那些拥有开疆功勋的人可以留胡须）。但是这三十多年来，不管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从未有上级向布拉巴宗帝王式的胡须发起过挑战，这帝王式胡须成了他的特权和习惯。对此，他非常自豪。他刚把他的团带进奥尔德肖特指挥部，伊夫林·伍德爵士就急切地表现出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的样子来。第四轻骑兵团的操练裤上的铬黄色条纹不见了，操练时穿的宽松卡其[50]套衫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老一套的镶金饰带的操练裤和紧身的夹克。上校被迫服从，但他私下向战争办公室抱怨过此事。毫无疑问，他有他的道理。事实上，在一年内，他的这些既合理又经济的改革已经在全军得以推广。但是在战争办公室或在伦敦，没有人敢推翻伊夫林·伍德爵士的决定，因为他手握女王的军规。当伊夫林·伍德爵士得知布拉巴宗批评过他的决定，他决定做一次大胆的回击，他给上校一个书面的命令，要求他在下一次检阅时必须“根据女王的法令规定剃须”。这对布拉巴宗来说是一种致命的侮辱，但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服从。那天晚上他做出牺牲，剃掉了胡须。第二天凌晨，当他自毁形象出现在部下面前时，大家见此模样都惊呆了，听了他的解释后更是震惊。这件事对上校的打击太大了，后来在任何场合他都不愿意再提起此事。从那以后除非是军务上的需要，他闭口不提伊夫林·伍德爵士。
我有幸在布拉巴宗上校手下当差，后来在他在世的二十年里，我一直与他长期保持着真挚的友谊。上校是一位十分教条顽固的死硬派托利党人。他的三个基本信条是：保护贸易，强制征兵，恢复《传染病防治法案》。他判断政府和政治家的标准是看他们是否或能否与他的信条一致。但是，政治上的事情，甚至是自由贸易争端、劳合·乔治预算案，以及阿尔斯特[51]争端等问题，都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关系。
******
1895年的夏天，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因为我们得知主张地方自治的激进政府在下议院被击败，索尔兹伯里勋爵再次组阁上台。我们每个人都喜欢罗斯伯里勋爵，因为大家都认为他很爱国。但是他的同僚太糟糕，把他拖下了台。人们说罗斯伯里太软弱，不得不违心地向他的那帮同僚做出让步。此外，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支持他执政，然而大家都知道，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不把大英帝国搞垮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为约翰·莫利说了句话，但是他们说他是最坏的那一种人，而且和芬尼亚组织成员以及各种卖国贼是牵扯在一起的。让人感到特别高兴的是，政府是因为缩减火药的供应而被赶下台的，如果战争爆发了，没有火药怎么打仗？有人说事实上火药供给是充足的，但是用任何理由做棍棒都足以把这帮混蛋狗打下台！当然，当时自由党在奥尔德肖特很不受欢迎。大选表明，多数国民都和我们有同感，因为索尔兹伯里勋爵以一百五十席的多数票而重新执政。此后，保守党执政十年，在此期间，他们打了很多仗，这些战争占去了本书很大的篇幅。事实上，贸易保护问题出台后保守党才被选下台，后来自由党上台，打了所有战争中最大的一仗，但现在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内阁庆功宴过后，我应邀参加在德文郡大厦举行的晚会。在那里，我发现所有的新内阁大臣穿着镶金边的蓝色制服，看上去很精干。这些制服没有我们的华丽，但是款式我很喜欢。我专门与乔治·柯曾谈过话，他是新当选的外交事务次官，看上去神采奕奕，官运亨通，他谦恭有礼地接受了我的祝福。他解释道，尽管他的职位很低，但它在下议院代表外交部，因此，他希望他能参与外交政策的制定，而不仅仅只是捍卫和解释外交政策。在场的也有落选的年轻人，但这些可怜的人不得不满脸赔笑，而且还必须笑得比其他任何人都开心，并向所有夺取了他们职位的人道贺。因为根本没有人考虑到要为我安排什么职位，所以我也就没有什么嫉妒心需要控制。
******
就在这个时候，埃弗雷斯特太太去世了。当我听到她病重的消息后，就立即赶往伦敦去看望她。她住在伦敦城北她的姐姐家，她知道自己处于病危之中，但她只为我担心。那天正下着大雨，我的夹克都湿了。当她的手触摸到我的夹克时，她非常担心，生怕我会感冒。我只好把夹克脱下来烘干，她这才平静下来。她唯一的愿望是见一见我的弟弟杰克，遗憾的是无法安排他们见面。我赶往伦敦市区请来一位好专家，两位医生一起对她的病情进行了会诊，认为她得的是一种腹膜炎。当时我不得不乘午夜的火车赶回奥尔德肖特，接受第二天清晨的早检阅。检阅一结束，我又赶回她的床边，她还能认出我，但渐渐失去了知觉，很快就去世了。她一生清白，热爱生活，一生都在为他人服务。她有一种单纯的信念，因此她无所畏惧，似乎对死亡也毫不在意。她是我人生二十年中最可敬最亲密的朋友。她以前曾照料过一位牧师将近二十五年，我给这位牧师发了一份电报，他对埃弗雷斯特太太忠心耿耿的服务与精心照料记忆犹新，他现在已经是一位副主教了，现住在坎伯兰郡。我们在埃弗雷斯特太太的墓前见面，他没有带小艾拉一起来。
我想起这位可怜的老妇人的命运，想到众多的老妇人在她们的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无人照料，无以维持生计。我参与过养老金和保险政策的制定，这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而这些政策对于老妇人来说，特别有帮助。对此，我感到很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