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加坡又去了一家马来剧院。此次我早已不再寄希望于在这里看到马来艺术和民族特点，或者除此以外还能做一些有价值的研究，而是只想趁着夜色怡人，像那些来到某个陌生的沿海城市的人一样，晚上闲散无事，在酒足饭饱之后起了兴致，去逛一逛杂耍剧院。
演员们技艺娴熟，其中一人扮演的应该是欧洲人，他们表演的是一出巴达维亚的婚姻戏，剧本是编剧根据报纸上的报道和法院的公告攒的。幕间有歌曲演唱，伴奏的是一架老钢琴、三把吉他、一把低音提琴、一个圆号和一个单簧管，表演既触动人心，又诙谐有趣。女演员中有一位年轻漂亮的马来姑娘，或许是爪哇人，在台上雍容雅步，风姿绰约。
引人注目的却是另一位年轻女演员，她身材瘦削，扮演的是一个行为古怪的丑角。她很敏感，异常机智，在所有演员中显得鹤立鸡群。这女子穿着一件黑色连衣裙，像是套了个大口袋，乌黑的头发上戴着难看的浅金色化纤发套，脸上抹了白粉，右颊点着一颗黑痣。她化着这样一副丑陋无比的乞丐的妆容，出演的是一个神经兮兮的配角，同剧情的关系微不足道，却一直待在舞台上。这个角色是粗俗的小丑，她时而龇牙咧嘴，像猩猩一样吃着香蕉，时而骚扰一下其他演员和乐队，说个笑话打断演出或者一声不吭地模仿表演，猴子学样般滑稽可笑，然后又局外人一般交叉着双臂，在地板上一坐就是十分钟，或者两眼发呆，流露出漠不关心、病态的聪明和冷冷的轻蔑，或者紧紧盯住我们这些坐在前排的观众，眼神中带着冷峻的批判。行为出现这种异常状况的时候，她看着也没有那么怪异了，倒是显得很忧伤，涂得鲜红的薄嘴唇因为笑得太多而疲累，也休息起来，仿佛周围一切都与其无关，妆容丑陋的脸上双眼冷冷地望着，忧伤，孤独，又充满了期待。跟她交谈或许就像跟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某个傻瓜或者哈姆雷特说话。直到某个演员的表情刺激了她，给她注入了活力，她站起身，不费吹灰之力地模仿这个表情，那种击溃一切的夸张，足以让其他演员失去信心。
然而这位天才女子仅仅是个丑角：她不能像其他女演员一样吟唱意大利咏叹调，身上穿的是象征身份卑微的黑裙，她的名字既不会出现在剧院的英文节目单上，也不会出现在马来文节目单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