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郊外一条河的岸边，有一座新建的精神病院。时间已过半夜一点半，一位身穿白服、蓄着山羊胡子的人走进门诊部。三个卫生员目不转睛盯着坐在沙发上的伊万。这里还有处于极度亢奋状态的诗人柳欣。方才用来捆绑伊万的一条条毛巾在沙发上胡乱堆作一团。眼下伊万的手脚倒是都自由了。
柳欣一见有人进来，脸色陡地变得苍白，他干咳一声，怯生生地说：
“大夫，您好！”
大夫向他鞠了一躬，只不过行礼的时候眼光没在他身上，却瞟着伊万。那位老兄坐在一旁一动不动，表情相当凶狠，眉毛拧成疙瘩，就连大夫进门他也纹丝未动。
“瞧，大夫，”柳欣不知为什么战战兢兢回头瞅瞅伊万，神神秘秘地悄声说，“他就是鼎鼎大名的诗人伊万·流浪汉……您看，我们怀疑他得了精神病……”
“酒喝得凶吗？”大夫口齿含糊地问。
“不啊，喝是喝，可不算过分，不至于……”
“不成天找蟑螂、捉耗子、抓鬼什么的吗？不追猫撵狗地到处乱窜吧？”
“不，不，”柳欣回答时打了个寒噤，“我昨天还见过他，今天早晨也……他都一点没事。”
“那为什么只穿条衬裤呢？从床上拖起来的？”
“大夫，他就是这副模样进的餐厅……”
“哦，哦，”大夫显得很满意，“怎么还挂彩了？打架了吗？”
“他从围墙上摔了下来，后来，在餐厅还打了人……把几个……”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大夫说。接着，又转向伊万：“您好！”
“您好，害人精！”伊万恶狠狠地大声说。
柳欣搞得好不尴尬，对这位彬彬有礼的大夫连正眼都不敢瞧。但大夫却一点也不在意，以一种灵活的习惯性动作摘下眼镜，撩起衣摆，放进后裤袋，接着又问伊万：
“您多大岁数？”
“你们都给我滚开好不好！”伊万粗声恶气地嚷了一句，掉过头去。
“您干吗要生气？难道我的话不中听吗？”
“我二十三，”伊万激昂地说，“我要连你们一起控告，特别是你，坏蛋！”后半句他是单独冲着柳欣说的。
“你想控告什么？”
“控告你们把我——一个健康人——抓起来，强制送进疯人院！”伊万怒不可遏地回答。
柳欣这时仔细朝伊万瞅了几眼，心里凉了半截：这家伙的眼神里果然没有精神错乱的丝毫征兆。原先，在格里鲍耶陀夫那会儿，眼睛是混浊的。可现在，却又跟原先一样清澈明亮了。
“天哪！”柳欣暗想，心里还真有点后怕，“他可真是个正常人哪！这是闹的什么鬼把戏！说实在的，咱们干吗要把他拖到这儿来？正常，百分之百的正常！只是脸上划了那么几道口子……”
“您现在，”大夫坐到只有一根亮闪闪的独腿的白凳子上，平静地说，“并不是在疯人院，而是在医院。这儿谁也不能扣留您，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伊万狐疑地斜了他一眼，不过还是咕咕哝哝地说：
“谢天谢地！一帮白痴当中总算找到个正常人！天才的糊涂蛋萨什卡是个头号白痴！”
“天才的萨什卡是谁？”大夫问。
“就是他，柳欣！”伊万用肮脏的手指点着柳欣说。
柳欣一听不由恼火万分。“这就是他对我的报答，”他心里很不是滋味，“报答我对他的同情！搞的什么名堂呀，真是的！”
“纯粹典型的富农心态！”伊万又说。看来他打定主意不把柳欣揭个底朝上决不罢休，“而且还是个巧妙地披上无产阶级画皮的富农。瞧他那副愁眉不展的嘴脸，再拿他写的那些口号喊得比谁都响的诗句对照对照吧！嘻—嘻—嘻！……你们最好扒开他的肚皮，看看他心里想些什么……那你们准会大吃一惊！”伊万不怀好意地大笑起来。
柳欣气得喘不过气来，脸憋得通红，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他在自己怀里温暖了一条毒蛇。原来竟把同情给了这样一个蛇蝎心肠的敌人。最叫人窝囊的是有苦说不出——总不能跟精神病患者吵架吧？
“干吗非把您送到我们这儿来？”大夫认真听取了流浪汉的揭发后又问。
“这伙大蠢包，真他妈的活见鬼！把我抓起来，用破布一捆，放到大卡车上就拉来了！”
“我想问问，您干吗只穿内衣就进了餐厅呢？”
“没啥可奇怪的，”伊万回答，“我到莫斯科河去游泳，衣服被人偷了，给我剩下的就是这套破玩意儿！我总不能光着屁股在莫斯科大街上走吧？只好有啥穿啥，因为还急着上格里鲍耶陀夫呢。”
大夫疑惑地看看柳欣，后者皱着眉头喃喃地说：
“餐厅叫格里鲍耶陀夫。”
“原来如此，”大夫说，“干吗您要急呢？有公事要谈吗？”
“我要去抓顾问。”伊万说，同时惊惧不安地朝四下望望。
“什么顾问？”
“您听说过别尔利奥兹这个人吗？”伊万意味深长地问。
“是那位……作曲家吗？”[20]
伊万大失所望。
“哪是作曲家呀！哪是……唉，不是。您说的那个作曲家是跟米哈伊尔·别尔利奥兹同名的人。”
柳欣一点也不想插言，现在只好解释一下：
“莫斯科文协的主席别尔利奥兹，昨晚在长老巷，被电车轧死了。”
“不知道你就别瞎说！”伊万对柳欣火不打一处来，“当时在场的不是你，而是我！有个人故意把他弄到电车底下去了！”
“推了一下？”
“怎能说‘推了一下’呢？”伊万嚷道，他对人人如此无知感到非常恼火，“这样的家伙，还用亲自下手去推？他什么事干不出来？你就等着吧！他事先早就算出，别尔利奥兹会被电车轧死！”
“除了您，还有谁见到过这位顾问？”
“麻烦就麻烦在只有我跟别尔利奥兹两个。”
“原来如此。那么，您采取了什么措施来抓这个凶犯呢？”说罢，大夫转身对穿白服的女人看了一眼。那女人坐到一旁，取出一张空白表格，伏在桌上填写起来。
“措施是这样的：我在厨房拿了一支蜡烛……”
“就是这支吗？”大夫指着女人面前桌上同圣像放在一起的断成好几截的蜡烛。
“就是这支，而且……”
“圣像是干什么用的？”
“圣像吗？……”伊万脸红了，“这帮人最不放心的就是这幅圣像，”他又朝柳欣那边指指，“不过，问题是，他，那位顾问，他……咱们就直说了吧，他可有点儿邪门，能装妖弄鬼的……不想点办法还真抓不住他。”
三个卫生员不知什么缘故，都把手贴着裤缝站着，虎视眈眈瞅着伊万。
“真的，”伊万接着说，“真能装妖弄鬼！有确凿证据。他亲自同本丢·彼拉多谈过话。你们不用这样瞅我，他的话句句是实！露台啦，棕榈树啦，他都亲眼见过。总之，他肯定到过本丢·彼拉多那里，这我敢担保。”
“是吗，是吗？”
“所以，我这才把圣像别到胸前，跑去……”
时钟忽然敲了两下。
“嚯，”伊万叫了一声，从沙发上站起来，“都两点了，我还在这儿跟你们闲扯！对不起，电话在哪儿？”
“别拦他。”大夫对卫生员说。
趁伊万抓起电话听筒的时候，女人悄悄问柳欣：
“他结婚了吗？”
“没有。”柳欣提心吊胆地回答。
“是工会会员？”
“是。”
“喂，民警局吗？”伊万对着电话听筒喊，“民警局？值班员同志，请立刻下令，派五辆摩托，架起机枪，去抓外国顾问。什么？来接我吧，我领你们去……我是诗人流浪汉，在疯人院给你们打电话……您的地址？”流浪汉捂住话筒小声问大夫，接着又对话筒喊，“你们听清了吗？喂！……不像话！”伊万大叫一声，把话筒往墙上一摔，然后转向大夫，朝他伸过手去，不咸不淡地道了声再见就想走。
“我说，您这是上哪儿？”大夫看着伊万的眼睛说，“深更半夜的，就穿一条衬裤……您不舒服，别走了。”
“让我过去。”伊万对当门而立的三个卫生员说，“你们到底放不放我走？”诗人的呐喊令人毛骨悚然。
柳欣发抖了。女人按了一下小桌里的按钮，玻璃桌面上跳出一个锃亮的小盒和一只封口的安瓿。
“啊，原来是这样！”伊万四下望望，像一头发狂的困兽，“那好……再见吧！”说罢，猛地向窗帘扑去。
只听哗啦啦一声巨响，帘后的玻璃却安然无恙。又过片刻，伊万便只落得个在卫生员手里挣扎的份儿了。他嗓子都急哑了，又撕又咬，大吵大嚷：
“原来你们安的是这种玻璃！放了我！快放了我……”
注射器在大夫手中一闪。女人一把撕下托尔斯泰衫的破袖，然后抓住了伊万的胳膊。她的手特别有劲，一点也不像个女人。一股乙醚味儿在空中飘散开来。伊万在四条汉子的挟持下，气力逐渐衰竭。大夫抓住时机，迅速把针头扎进他的胳膊。伊万被掣了几秒钟，随后被安置到沙发上。
“强盗！”伊万大叫一声，从沙发上跳起，但却被按住。刚一松手，又要跳起来，不过这回自己坐了回去。他不言不语，怪模怪样地东张西望，忽然打了个哈欠，愤愤地冷笑了一声。
“到底把我给关起来了。”伊万说着又打了个哈欠，冷不防地躺下了。他把脑袋枕到靠垫上，像孩子似的把拳头往腮帮子底下一塞，喃喃的话音中充满了睡意，凶狠的劲头早已无影无踪，“那就太好了……你们会自食其果的……我警告过你们……你们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现在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本丢·彼拉多……彼拉多……”说着说着闭上了眼睛。
“准备洗澡，一一七号单间，专人看管。”大夫戴上眼镜吩咐。这时，柳欣又打了个寒噤：两扇白门无声无息地自动开启，露出门外的走廊。走廊里亮着蓝色的夜间照明灯，一台胶轮床推了进来。平静下来的伊万被挪到轮床上，推进走廊，门在他身后又关闭了。
“大夫，”柳欣深感震惊，悄声问，“他真的有病？”
“噢，是的。”大夫说。
“他怎么啦？”柳欣怯怯地问。
大夫疲倦了，他瞅了柳欣一眼，无精打采地说：
“行为和言语过度兴奋……言谈是呓语型的……这个病例看来相当棘手。很可能是精神分裂症，再加上酒精中毒……”
大夫的话柳欣一点儿没懂，不过有一点他明白，就是伊万境况不妙，于是叹了口气问：
“他干吗总提什么顾问呀？”
“大概是见到过什么人，使他那病态的想象力受到了刺激。这也可能是某种幻觉……”
过了一会儿，卡车把柳欣送回莫斯科。天亮了，公路上已经用不着路灯，可是它们还亮着，给人一种很不愉快的感觉。司机因为一夜没捞到休息，心里老大不高兴，把车开得飞快，拐弯时车轱辘一滑就是老远。
森林一闪过去了，河流也甩到了一旁，迎着卡车扑来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色：一道道建有岗亭的围墙、一垛垛木柴、高高的电线杆、一座座挂着串串瓷壶的输电塔、一堆堆碎石，还有那被纵横交错的水渠分割成一块块的大地——总之，你可以感到，莫斯科就要到了。瞧，一拐过弯去，她立刻就会展现在你眼前，把你搂进自己的怀抱。
柳欣颠得够呛，晃得东倒西歪，屁股底下坐的那块木头总想往外跳。民警和潘杰列伊早就换乘无轨电车走了，这会儿他们扔下的餐厅毛巾，在车厢里颠得东一条西一条。柳欣想收拾收拾，不知为啥却气哼哼地骂了一句：“去他妈的！真格的，我是他妈的傻瓜怎么的？”随后一脚把它们踢开，再也不朝它们看一眼了。
汽车飞驰，乘客的心却阴沉得可怕。显然，疯人院此行给他留下了极其沉痛的印象。柳欣想弄个明白，究竟什么使他这样难过。是那条在记忆中永难磨灭的亮着蓝灯的走廊吗？是终于意识到人世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失去健全的心智吗？是的，是的，当然也包括这一点。不过，怎么说呢，这只不过是一种表层的感受。还有比这更进一步的东西。那是什么呢？是屈辱。是的，是的，就是流浪汉劈面向他掷来的那番令人难堪的话。屈辱倒是其次，糟心就糟在这番话说的完全是实情。
诗人已无心东张西望了，他呆呆瞅着颠簸不已的肮脏的厢底，喃喃低语，自怨自艾。
是啊，写诗！……他已经是三十二岁的人了！真的，以后怎么办？……还是每年涂抹这么两首诗吗？一直混到老？……是啊，混到老。这些将会给他带来什么呢？声誉？“别胡扯啦！不要自欺欺人吧！一个蹩脚诗人绝不会有什么好声誉。怎么会蹩脚呢？不，这是实话，是实话！”柳欣无情地剖析着自己。
这位被一阵神经衰弱搞得情绪异常消沉的诗人，感到晃了一下之后，身下的大厢板再也不颠了。抬头一看，原来卡车已进入了市区，莫斯科上空已是曙光照耀，云霞染成了金色。卡车排在车队里，停在即将转上林荫路的拐弯处。不远有一方碑座，上面矗立着一尊铜像[21]，头颅微侧，无动于衷地谛视着这条林荫路。
诗人病了，一连串怪诞念头涌入脑中。“他才是真正的幸运儿哪……”柳欣在车厢里一下子站起身来，举起手臂，不知什么缘故，竟对这尊无损于任何人的铜像发起了攻击。
“无论他在生活中迈出怎样的一步，无论遇上什么波折，最后总会变得对他有利，都成了他的荣誉！请问，他干了些什么？我真不明白！……‘阴霾的风暴’这几个词儿里有什么特别之处？真是莫名其妙！……就是走运，没说的！”柳欣忽然得出这么一个恶毒的结论，同时觉得卡车在他身下一抖，“白卫军朝他开了一枪，打碎了他的屁股，却给他带来了永生……”
车队蠕动起来。诗人真病了。甚至变得苍老了。又过了不到两分钟，他走上了格里鲍耶陀夫的露台。这儿已是人去桌空，只有一个角落里还聚着一伙人，饮用着最后的几杯。这儿的中心人物是个熟识的节目主持人，戴着一顶绣花小圆帽，手里正举着一杯“阿勃劳”在张罗。
阿尔奇巴德·阿尔奇巴多维奇见柳欣抱着一大堆毛巾，殷勤地迎了上来。这时柳欣才终于摆脱了那堆可恨的破抹布。假如不是在病院和卡车上承受了这么多磨难，柳欣准会对他的精神病院之行津津乐道，而且还会添枝加叶，编造各种细节来点缀他的故事。不过现在谁还有这份心思！虽说柳欣是个不怎么善于察言观色的人，然而，经过卡车上这番痛苦的反思之后，破天荒头一回他仔细观察了海盗的行止。现在他明白了：别看此人对流浪汉问长问短，甚至啧啧惋叹，其实对流浪汉的命运全然无动于衷，毫不同情。“这样就对了，干得真漂亮！”柳欣怀着一种恬不知耻、自甘暴弃的心情恨恨地寻思。于是，他立刻收住精神分裂症的话题，提出要求：
“阿尔奇巴德·阿尔奇巴多维奇！能不能给我来点伏特加？”
海盗作出一副深明其理的样子，低声说：
“明白……马上就来……”随后朝侍者挥了挥手。
一刻钟后，只剩下柳欣独酌了。他低头面对一盘子小鱼，一杯接一杯地灌着。他明白，也承认，在他的生活中一切已无法改变，能够做到的只有遗忘。
别人尽兴豪饮，诗人却白白浪费了自己的良宵。现在他明白，良宵一去不复返。只消从灯影下抬起头来，仰面朝天望去，立刻便会知道，夜，已经永远消逝了。侍者们正在从一张张桌上匆匆忙忙扯下台布。露台上窜来窜去的猫显得朝气蓬勃。新的一天正以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到诗人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