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军如此，其他那些军队又如何呢？载涛是拿不出主张，载洵却不把心思放在这上边，他早已把算盘拨到“财”上去了。
对于这样一个局面，摄政王很焦急，他又缺乏“急中生智”的本领。因而，只有急。急还不把人急死！所以，三十岁的人竟显老态了。
载沣把载涛召到面前，问了他一些军谘府的情况。载涛拿出一片纸，照本宣科读了一遍，气得载沣脸都发青了。“如此大事，军谘大臣总应该心中有数。读起文章来了，成何体统！”心里这么想，却未曾出口，只摆摆手，便把他推了出去。
载沣又把载洵召到面前，想问问海军的组建情况——海军，自甲午海战以来，一直是朝廷的一块心病，不抓不行，中国的海域如此之辽阔，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怎么行？抓又抓不起，建一支强大的海军要多少银子？银子从何处来？载沣想得更多的，还是把银子交给海军部之后，会不会用到买兵舰、训海兵上去？载洵的德行，载沣是悉知的，在朝中，论贪财，他和庆亲王奕劻总是在争第一名，贪财贪到无孔不入。有一年，他奉旨去奉天查案，到了沈阳竟借故天冷不下车，一定要地方官送给他貂皮三千套才行，弄得盛产貂皮的东三省的官儿不得不入关买貂皮。此事，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无不咬牙切齿。往日，载沣不当政，这话听了也就“任之”了。如今，身居摄政王了，载沣觉得不能再“任之”了，至少得提出个警告，下不为例。正是载沣要开口尚未开之际，人报：“东三省总督锡良求见。”载沣心里一惊：“东北的事情这么紧，他此刻进京何事？”但他还是说：“请他进来吧。”他转脸对载洵说：“你先回去吧。海军的事，改日再议。”载洵告退时，载丰又说：“眼下，钱还是十分紧迫的，拨给海军部的一笔款，务必用到刀刃上。否则……”他没有把话说完，就背过身去。
载洵心领神会，点头退了出去。
锡良进来了。他对载沣打个躬，问声好，便坐一旁。载沣侧目打量他一下，见他满面愁绪，感到了“东北的事情不顺心”，也就没有直接询问，只问些身体状况和旅途劳累。锡良却开门见山，说出了目下东北的情况。
“美国人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的朋友，他们同样是来东三省发财的。”锡良言语很温和。在路上，他还愤愤地把美国人比成“强盗”。
载沣说：“不是他们自己乐意出来协调的吗，怎么又会变更呢？”锡良轻轻地摇摇头，先叹了声气——中国的东北，当时正是中国对外的焦点地区：日本人以他占领的旅顺、大连为海军根据地，想通过南满铁路直贯南部地区；帝俄以海参崴为海军基地，也想通过北满铁路直贯北部地区。这样，东北全境便被日、俄两国瓜分了。两国的陆军通过铁路，几日之间便可占领中国东北三省的全部。这是载沣摄政前慈禧留下的状况。慈禧死前，在有良心的中国人的提醒下，她已看到了这种现状的危险性，想采取一种维护主权的措施，以保持东三省的自主。采取什么措施尚未决定，她死了。载沣摄政了，自然把这个任务接了下来，商讨的办法，就是南、北满两条铁路之间再修一条由锦州到瑷珲的铁路——锦瑷铁路，来控制东三省南北。办法挺好，可是，修锦瑷路需要大批投资，钱从何来？朝廷束手无策。
清政府从慈禧太后起，便推行了“以夷制夷”的政策，李鸿章、袁世凯都是这个政策的积极推行者。载沣虽然把袁世凯赶跑了，但是，他却承袭了那个“以夷制夷”的衣钵，想联美以制日俄。这样，锡良和奉天巡抚程德全便作为全权代表同美国银行团的代表司戴德举行了美国投资东三省的谈判。
其实，这个谈判虽属中国需要，也更是美国人的需要，司戴德是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的代理人，哈里曼正在推行一套“世界大铁路”的侵略计划，中国的东北，自然在他大铁路计划之内。所以，一拍即合。
这个以铁路制铁路的办法，说穿了，便是不仅制不住日俄，却会把更多的强盗引进东北，来共同瓜分东北。载沣并不承认这个后果，仍然想争取谈判成功，求一剂强心剂，缓解日俄对东北的霸占。
美国人答应的贷款修铁路谈判，谈起来，却变了内容：不是修铁路，而是贷款收买两条铁路的所有权。结果，日俄两国均不予理睬，买回铁路事成了泡影；当他们再回头谈建锦瑷铁路时，日本政府却出面强硬干涉，而美国人竟想缩手。怎么办？锡良此来，就是向上边讨办法的。
“建设‘锦瑷铁路’不是同美国已有个草约了吗，怎么又会把收买两铁路权事混为一谈？”载沣听了锡良的汇报说。
锡良说不出所以然。但是，他却毫不含糊地说：“收买南北满铁路既已成了空话，却惹起日本对建设锦瑷铁路的反感，他们强硬地告知：绝不允许中国行动。”
东北事既然碰到了阻力，清政府又无力自主，载沣只好无可奈何地说：
“那就把这事停下来，以后再说吧。”
“停不下呀！”锡良说。
“怎么停不下？”载沣急问。
“美国政府不管日俄什么态度，只说与中国业经有了修建锦瑷铁路的草约，必须在约定时间内换成正约，铁路照常修建。”
“这不是又惹出麻烦了吗？！”载沣说，“停又停不下，建又建不得，这咋办？”
“锦瑷铁路美国人要换正约，按时建。另外，他们还提出，由几个强国共同投资，搞一个‘统一东三省铁路办法’，该收买的收买，该修建的修建，把东三省铁路全部抓起来……”
还不待锡良把话说完，载沣却焦急地摇着手。“别说了，别说了。越说越乱，一切都放下，放下。以后再说。”
锡良不再言语。但是，以后怎么说？却是悬下来的一件大事。锡良发愁，载沣也发愁。他们都愁着不知会在以后出现什么事？
三
洹上，果然是一片世外桃源。
袁世凯决心做一个戴笠披蓑的渔翁。
又是秋高气爽的日子，袁世凯从养寿园的荷塘散步回到书房，大约是受着残荷败叶的影响，心绪竟有些悲切。“映日的荷塘，云天都半边红了，眨眼间，竟到了一片萧疏的时刻。草木的生命何其短！”惜草怜木，突然又想起人来，“人生何尝不苦短！”他呆呆地坐了片刻，觉得心情平静了，他暗暗地又在笑。“我怎么会多愁善感起来了？这是女人气质。不，不必愁。‘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明年，荷塘不是还会有‘映日荷花别样红’吗！”他扬了扬眉，突然焕发起诗兴。他想写诗。
写什么呢？他毕竟是疏于此道的。漫长的官场岁月，频繁的争争斗斗，虽然都有“诗”情“画”意，但那是文人的所为，而他袁世凯却不“附庸”。就连八股文章，他都有点深恶痛绝。他在直隶总督任上，便曾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会衔奏请朝廷，停止科举制度。朝廷真听了他们的奏请，从此废除了科考。这件事成了袁世凯常常自鸣得意之举。而今，武无处用了，文章被提了上来。最近他常常读些书，便是例证。今天又想写诗。他拿出文房四宝，皱眉沉思有时，终于从他的几张垂钓照片联想起刚刚萌起的一个“愁”字，从愁字想开来，诗思倒是开阔了，竟然一挥即出：
身世萧然百不愁，
烟蓑雨笠一渔舟。
钓丝终日牵红蓼，
好友同盟只白鸥。
投饵我非关得失，
吞钩鱼却有恩仇。
回头多少中原事，
老子掀须一笑休。
诗写好了，独自细赏一番，倒也觉得满意。尤其是尾句，仿佛是神来之笔，他竟高兴得笑了起来。随之，又提笔冠了一个题：《自题渔舟写真》。题定了，犹觉诗兴未了，索性再续其二：
百年心事总悠悠，
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兵甲，
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磐石，
叹息神州变缺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
烟蓑雨笠一渔舟。
后一首写好了，他没有再笑。他写好了这首诗后心里总觉得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却又说不明白。他放下笔，背过身去，缓缓地踱着步子。
正是袁世凯情绪不定的时候，他的三哥世廉走进来。“三哥，你坐。”
袁世凯很敬重地指着一张椅子。
袁世廉点点头，坐下来。坐定之后，方才注目，却看见了案上的诗。“怎么，你写诗了？”在袁世廉的印象中，袁世凯从不写诗。所以他才这样惊讶。
“哪里是写诗。”袁世凯淡淡一笑，“别人不知道，三哥你是知道的，我从小就疏于诗文。连念书的本领也没有，一说拿笔写文章，便开始头疼。”
袁世廉业经把案上的两首七律都看完了，他说：“这两首诗写得不错嘛，是动了情感的。”
“怕是连平仄也不通。”
“也别那么拘谨。”袁世廉说，“诗这东西，固然要求严格的韵律，但我看，重要的还是意境。古句中不合平仄的诗颇多，有的竟千古传颂。这便是所谓的‘诗言志’。光是依照平仄拼句凑字，充其量只能算是个作诗匠，称不起诗人，更称不上大诗人，不朽的诗人。我说多了。其实，对于诗，我也是门外汉。”
“三哥说得很对，我也是这么认为，只要把自己的喜怒哀乐能够如实地表达出来，就是好诗。就像废除了科举制度，换成一种凭实学真才选人一样，真本领不一定都在‘之乎者也’上。”袁世凯兴奋了，他像是突然间发现了知音一般，真正开怀畅谈起来。并且把早些日子写的几首五绝、五律、七绝、七律都翻腾出来。“三哥，你好在心里很平静，这些即兴的东西你乐意时看看，该改的改改，也算是留下点儿雪泥鸿爪，自我开心而已。”
“怎么，写过不少诗了？”袁世廉说，“是不是还想刊印点……”
“也算有吧。”袁世凯说，“早些天，有位学士来访，就有这么个建议，并且连集名也有了。”
“好呀，什么名？”
“因为这些东西都在洹水边上写的，就像洹水上的圭塘桥一样，便拟叫《圭塘唱和诗集》。你看如何？”
“名字不错。我看可以定。”兄弟二人相视一笑。
袁世廉比袁世凯大四岁，是“世”字五兄弟中第二位做官的人。袁世凯做直隶总督的时候，他是徐州道，因为多病解职。大约同是庶出的关系，他和袁世凯的相处特别密切。袁世凯到洹上来“养疴”了，他便急急从项城赶来，和他朝夕相处。论文才，他大大超过袁世凯，称得上正儿八经的科班；若论士途通达，他却远远落在袁世凯之后。他在徐州被解职的时候，身体强壮得像一只虎，而且政务颇多建树，不知得罪了哪座庙里的“方丈”，他丢了官。当他真的无官回到原籍时，竟真的病倒了，多方求医也不见效。袁世凯在他洹上高墙大院内为他辟了一处幽静的房舍，并差了专人照顾，大约又是同为“养疴”，兄弟能相通的话题更多了。他常常到袁世凯的花园或书房，有时下棋谈心，有时品评时势，又有时谈书谈画，总不过是消磨时光而已。
无官的人，身轻心也宽，读读书，谈谈心，写诗作画，也都是些纯洁朴质的事。袁世廉不为丢官惋惜。经过一段岁月，他倒是都适应了。最近一段，哥俩聚到一起，还常常谈论一些弃官、挂冠的名士，极羡他们的隐居生活。有一次，袁世廉对世凯提到了东汉初的会稽人严光，说这个人是光武帝刘秀的同学，刘秀这边登基，他那边便隐居深山了。“刘秀也算得上礼贤下士的君主，竟派人把老同学找到洛阳，给了个‘谏议大夫’的高官。结果，这位严子陵还是跑到富春江上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去了。”
“我倒是很欣赏那位陶朱公。”袁世凯说。
“你指的是越国的大夫范蠡，范少伯？”袁世廉说，“他确实为越王勾践立下了汗马功劳呀！”
袁世凯猛然沉默下来，他好像想起了什么。想起了什么呢？自然想到他的处境。“范大夫出走，那是大势所趋，也是他的精明处。越王报仇复国了，下一步便是杀功臣。范蠡看明白了，他隐去了。而今，大清王朝正是千疮百孔、疮痍满目之际，我袁世凯还对他有用，在此刻他们赶走了我，岂不太反常规了吗？”袁世凯也曾想过，当他精力耗尽，大清王朝得以复兴，他便隐居山林。他不曾想到距那一天还那么遥远他便被丢下了。忆古思今，他自然感慨万分。
不过，他并不想在三兄长面前流露这种情绪，他只笑笑，说了几句其他的事，便把话题岔开了。袁世廉呢，竟是明白了。他也不想勾起弟弟更大的烦恼，便自觉地离去了。
今天，当袁世廉展开了其弟的诗作，用意精心地欣赏时，仿佛又看到了当日其弟的不平情怀，他轻轻地掩卷，闭起目来……
袁世凯并不安心他的隐居生活，他对“多少中原事”并没有“掀须一笑休”，并且在字里行间深藏着对朝廷的不满情绪。一首《登楼》的小诗他便这样写道：
楼小能容膝，
檐高老树齐。
开轩平北斗，
翻觉太行低。
又一首《晚阴看月》诗却是这样写道：
棹艇捞明月，
逃蟾沉水底。
搔头欲问天，
月隐烟云里。
如果心情平静了，他怎么会觉得“太行低”，会感到“月隐烟云里”呢？袁世廉轻蔑地笑了。“四弟呀四弟，看起来，你的尘缘尚未了，还想再出去作为一番。”袁世廉又无意翻了几页，最后在一首《次王介艇丈游养寿园韵》诗前停住目光。
乍赋归来句，
林栖旧雨存。
卅年醒尘梦，
半亩辟荒园。
雕倦青云路，
鱼浮绿水源。
漳洹犹觉浅，
何处问江村？
袁世廉猛然觉得累了，思绪也乱了。他把诗卷掩起来，原样封好，放进一只木盒中，然后，伸个懒腰，竟自躺倒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