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年初，还有件事得提一下：北京《新潮》月刊创刊，我父亲看到上边发表白话小说，就写了篇《这也是一个人》投去，被发表在第三期上。鲁迅先生当时在北京，注意到了《新潮》上的小说，四月十六，他在写给傅斯年先生的信上说：“《新潮》里的《雪夜》、《这也是一个人》、《是爱情还是痛苦》（起首有点儿小毛病），都是好的。上海的小说界梦里也没有想到过。这样下去，创作很有点希望。”这里的“上海的小说界”，指鸳鸯蝴蝶派。
《这也是一个人》，说的是农村里竟有这样的妇女，从出生到死亡，像一头牲口似的走完了她的一生；吃多大的辛苦都还在其次，她自己简直没意识到她也是一个人，也没有谁把她当作一个人。封建的传统的意识，客观的，主观的，死死地把她捆住了。父亲在编第一个集子《隔膜》时，把这一篇的题目改成了《一生》。六十多年后我们开始编《叶圣陶集》第一卷，还来得及跟父亲商量，认为这一篇的题目还是改回来的好。《这也是一个人》，加上问号，则催人思索；加上叹号，则令人惋惜。老人家后来不主张这两个标点并用，那就索性不加标点吧。父亲沉思了一会儿，同意就这么办。
一九二〇年春天，五高成立四周年，开了个盛大的庆祝会。母亲抱了我去，让我看表演，结果反被人家看了去。我穿的是才从观前街买回来的海军装，方楞出角的大翻领拖到了肩头后边，没遮阳的平顶帽子后头却拖着两小段黑缎带，这身奇装异服倒引起了轰动。许多人逗着我玩儿，逗得我憋了满肚子气。章君畴先生从苏州带了一小队童子军来演示。他腰间挎着个小照相机，给我和母亲连拍了两张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到我满脸的不高兴，还有母亲脑后的发髻。
章先生还给我父亲母亲拍了张肩并肩的半身相，格局颇像结婚照。母亲团团的脸庞像用圆规画的，微微笑着；眉毛稀稀朗朗，正是父亲经常开玩笑说的，“淡淡春山有若无”。父亲也微微笑着，眉毛墨黑，头发也墨黑，又留得长了些儿，嘴唇上髭也墨黑。苏州那时有个规矩，也许别处也如此，男子死了父母，一年之内不得理发刮胡子。往往里边老人家快断气了，外边已经手忙脚乱，还得差人赶忙去唤剃头匠。拍这张相片的时候，我祖父过世还没满一年，父亲只好把唇髭留着。母亲当然穿的素，在黑白照片上不怎么显眼。
“游踪初印杭州”，没留下照片；“惜别通州”，更不必说了。在甪直，倒留下这么一张，可是跟《扬州慢》中的三句又不十分匹配。《扬州慢》说的是：“惯来去淞波卅六，篷窗双倚，甫里苏州。”“甫里”是甪直的别名。“淞波”指吴淞江上的波浪。这吴淞江从苏州到甪直，水程三十六里，再往东并入苏州河，流进上海的黄浦江。我家迁居甪直以后，父亲母亲经常一同进城访亲办事，所以说“惯来去”。乘小汽轮拖带的航船，得花五六个小时，两人闷在舱里遥望着窗外，只盼着能早点儿见到那三棵老银杏的树尖。要是身边带着我，要是我胸前又挂着个小“傻瓜”，只消咔嚓一下，不就把这个可纪念的场面锁定了，如今也后悔莫及。可是也不打紧，只要细细找，在我父亲的文篇中，类似这样的镜头还不少。如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二日他写的那个短篇《伊和他》里就有。
短篇只写了两个人：“伊”是我母亲，“他”就是我，还不足两岁四个月。那天吃过晚饭，母亲抱着我在窗口数天上的星星，忽然飞来一只蜻蜓。我拿握在手中的玻璃镇纸扔出去打蜻蜓。蜻蜓当然没打着，那沉重的玻璃球落下来，打在我母亲的左眼角上。母亲痛得流泪了，把脸埋在我胸前。我吓傻了，双手捧起母亲的脸，看到母亲的眼角又肿又紫，忍不住“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满脸蒙着泪水。母亲吻着我的额角，脸上现出满足的微笑。故事到这儿就完了。也算是小说？这个我答不上来。只知道这篇《伊和他》曾经常被选进国文课本。
还有《地动》，那篇小说的小主人公，父亲也是比照着我写的，说我才两岁半，每天吃过晚饭就缠着他讲故事。他随口编，我都当成真的，听得津津有味。有一天，故事才开了头，地忽然震动起来，把故事打断了。第二天晚上，我照例摇着父亲的膝盖，央他“再讲一个”。他说：“好，今天就讲地动：有个地方有一座高塔，高得能碰着云。有一天地动了，动得比昨天厉害多了。高塔不停摇晃，倒下来摔成了六段，有个匠人走过看见了，觉得挺可惜，提来了一大桶糨糊，把塔一段接一段粘起来。太阳落山，那座高塔又站在老地方了。”我听得出了神，可是不满足，还要父亲“再讲一个”。母亲向着我，也说：“再讲一个吧，就讲地动时候的一个小孩。”题目都有了，父亲只好再讲一个。这个故事把我惹哭了，哭得伤心透了。
父亲说：有一天地动，也比昨天厉害，屋里的东西全在地上打起滚来。有个孩子在场上玩，也身不由己打起滚来。他滚过了昆山，滚过了上海，再滚过去就是大海了。海面又平又滑，他滚得格外快了。滚过了大海，滚到了外国，才让一座高墙挡住。这时候来了一个人，看到他躺在墙边，拾起来放在上衣口袋里。那个人回到家里，吃了晚饭，看他的报，写他的信，读他的书，后来解开上衣要睡了。孩子在口袋里大声喊，那个人才想起口袋里还有个拾来的孩子，把他取了出来，问他喊个什么。孩子说：“我还没吃饭，我要我的母亲……”听到这儿，我已经受不住了，眼眶里含满了泪水。父亲还接着往下讲：那个人对孩子说：“你的家远着呢。饭，我给你吃；母亲呢，隔几天再回家去看吧。”
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退到了母亲身边。孩子见不着母亲，这样可怕的事儿，我从来没想到过。母亲抱起我，亲着我说：“你的母亲在这里呢。”祖母也安慰我说：“你的母亲在这里呢！”都没有用，我哭得气都喘不过来了。父亲的故事不得不草草收场。他说：那个人对孩子说：“你要马上回去也可以，先唱支歌谢谢我。”孩子唱了一支《种田牛》，唱得真好听。那个人拿一张邮票贴在孩子的额角上，带他到邮局去一寄，邮差当天夜里就把他送到了家。母亲站在大门口等着他呢，把他搂在怀里，娘儿俩都快活得要酥了。
娘儿俩快活得酥了，我可抽抽噎噎，还哭个没完。可是尽管我伤心成这样，尽管我的脑袋又大，对那个晚上也没留下一丝儿印象；真亏得父亲写下这篇《地动》。倒是那孩子唱的《种田牛》，我至今还记得：“一只种田牛，站在田横头，拉起犁头，‘咯吱咯吱’走。”“咯吱咯吱”是牛蹄子踩在水田里的声音。母亲唱着，父亲弯着腰，两只胳膊背在身后，拉住我的双手，按着拍子，一步一摆朝前走；我这个犁头就一步一摆跟在后头，跟着母亲唱。在甪直，母亲教我唱会了多少支歌呀，至今还能唱全的，数来不满五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