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
说到“文人政治”，托克维尔的那本《旧制度与大革命》，可能马上会被人想起，自前年该书因一位政治要人的点赞而声名烜赫以来，书中描述的“作家干政”现象，也引来无数关注。这位法国哲人描述了在大革命发生之际，深刻影响当时法国社会的一群精英群体，他们对日常具体事务一无所知，只关心制定抽象原则，宣扬普遍法则，而从不考虑用何手段加以实施。法国人接受了这些“启蒙作家”的教育后，逐渐染上了他们的本能和性情，一起沉湎于虚构社会，以至全部文学习惯都被搬到政治中去。
甲午战争败于“文艺”
把政治当文学玩，托克维尔以为这是法国才有的现象，因为同期的英国就全不是这个样子，在那里，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是混合在一起的，一些人将新思想引进实践，另一些人借助事实来纠正和限定理论。也就是说，思想、理论与实践是相互结合、彼此检验、共同促进的。托克维尔当然不会想到，在他说完这些话半世纪后，与欧洲相隔遥远的东方，一个国家的一位海军将领，对另一个国家的一位海军将领说了一段与他意思相仿的话语：“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梯阶耳，岂足济夫实效？”
这是1894年，天朝上国大清被东亚新强日本打败了，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给清朝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致了一封劝降书，直陈中国之败乃在“文艺”。大清上下，有没有人听懂伊东佑亨在说什么呢？
那位在战后奔赴日本签订屈辱条约，为此背负卖国贼骂名的中堂大人李鸿章，其实早就一万个明白，清朝到底因何而败。雪珥近著《李鸿章政改笔记》，对此就有精辟分析。
早在同治十年（1871年）主持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时，李鸿章就已经意识到，大清国的未来威胁是在身边。此后二十载，他无时无刻不告诫朝野上下应警惕日本。但他的未雨绸缪，却都如对牛弹琴。甲午战事开启之前，李鸿章曾有增兵朝鲜计划，却马上被更大的当家者——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所否决，更早当北洋海军要求增购新舰时，同样为执掌财政大权的翁氏所不允、不予出钱支持，导致自1888年至1894年间，北洋海军未新购一艘新舰，海军舰艇吨位虽号称世界第八，装备技术水平却显著落后于时代。设若及早更新海军装备、及早增兵，中日之战局究竟如何，那就很难说了。
翁同龢等人给李鸿章的战争准备使绊子，莫非有意向日本出卖大清不成？非也。当日本对大清发出战争威胁时，翁同龢的主战论调，一时比谁都高，他的一番反日“爱国”言论也引得了士大夫们的一片喝彩，大清政府也在他的鼓噪下，真的选择与日本开战了。但结果，却全不是他们所能想到的。
翁氏的言战主张，初看起来是尚武精神勃发、一心为国家着想，为何却输掉了国家命运？原因就在于托克维尔所说的“文学习惯”、伊东佑亨所称的“文艺”。此君之尚不过是时时站在道德制高点，而于战争筹划及战争之风险，却皆一无所知。
翁氏是道德文章做得花哨但于实务却颟顸无方的典型，这又是晚清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普遍状态。在国家危难之际，晚清崛起的一批“清流”，一度被时人以为是希望所在，回过头来看，其实正是他们把一个风雨飘零中的帝国进一步送入了不归之境。
相比之下，李鸿章则是另外一种类型，高调做事，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李氏自称裱糊匠，力图修修补补，通过对一件件具体事务的改进，为大清政权重拾生机。太平天国运动时建立淮军，同治、光绪年间力推“自强运动”，万千纷扰之中创建北洋海军，鸿章所行，从不满足于嘴上说说，而是真金白银，看准了就干。实干家的特点是实事求是、务求实效，不满足于高企的理想和蓝图，还善于考虑技术环节，明白哪些须行，哪些可行，所行之事该如何办理，又应达致什么程度。
然而，如李鸿章那样愿做实事、把实事做好的，实在太少了。19世纪下半叶中国所遭遇的，乃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在列强环伺的险境中，如何绝处逢生、力挽狂澜？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时影响极为广大，这也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主导群体的普遍认识，那就是中国的“道”仍是世界最好的，只不过“器不如人”。那么，“师夷长技以制人”，把西人的“长技”拿些来就是了，至于“道”，那是不必改变的。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群袖手谈心性的晚清士大夫形象。
“战国策”派的反思
政治的“文学”或“文艺”化误国，误在何处？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现的“战国策”派，对此有深刻省察。
抗日战争期间以西南联合大学一些教授为主体组成的“战国策”派，对国家危亡有切肤之痛。他们目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强国对强国的决斗、强国对弱国的并吞”的残酷现实，强烈希望国人振作猛醒，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参与国际竞争。其核心关注是尚武精神，也就是以“力”为尚的“大政治”——“就是国与国间斗争的政治”，“斗争的方式有二：战争和外交，其目的则为求国家之生存与发展”。在《大政治》一文中，何永佶用“金鱼缸里的政治”和“大海里的政治”为喻，来说明国际政治的本质是以实力为依托的权力竞争，在何氏看来，中国人对外所习惯的“金鱼缸里的政治”乃是“小政治”（low politics），它“‘优哉游哉’，以为天下是一个‘信义和平’的世界，那里没有鲨鲸鼋鳖，只有青草白石的金鱼缸，也的确是这样”，然而，“那条金鱼在这安乐窝的金鱼缸里住了几千年，忽然被抛入大海，那里有的是海虎、海豹、海狮、海貔、海豺、海狼、海蛇、海蝎，个个垂涎他的金色的美，‘象以牙而焚身’，这条金鱼也许就因自己的美丽而遭不测。把‘中国’二字代表‘金鱼’，就可知我们处境之危。”“在金鱼缸里时人人都是友，在大海洋时个个是敌”，“国人犹以为现在仍是‘金鱼缸’的政治，而不知早已变成‘大海里’的政治了”，“大海里的政治”即“大政治”（high politics）才是中国人应该致力为之的，“不能伟大，便是灭亡。我们更不得再抱着中庸情态，泰然捻须，高唱那不强不弱不文不武的偷懒国家的生涯”。
“战国策”派推崇马基雅维里式的权力政治，主张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因此提倡从事实而非从道德出发的世界观，“国际政治是‘非道德’（amoral，不是‘不道德’immoral），一切幼稚的善恶观念必须打破”，“大政治是以事实做根据的：国际既不能避免战争，我们唯有以武力维护安全；国际既没有公理、法律、道德，我们的算盘只有国家和利害”。在外交上，要求推行唯实外交，权利害，玩均势，合纵连横，“典型的外交家，不是会说好话的白脸书生，而是如里宾洛甫一流的斗士”。同时主张英雄崇拜，“一个不知崇拜英雄的时代，一定是文化堕落民族衰亡的时代”，陈铨、贺麟等反复著文，力证现代中国人的人格形成，要以英雄崇拜为前提。与之相对，反对蝇营狗苟、大而无当的“世界主义”，陈铨在《政治理想与理想政治》一文中说：“在世界没有大同，国际没有制裁以前，国家民族是生存竞争唯一的团体；这一个团体，不能离开，不能破坏。民族主义，至少是这一时代环境的玉律金科，‘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口号，确是一针见血。然而中国现在许多士大夫阶级的人，依然满嘴的‘国际’、‘人类’，听见人谈到国家民族，反而讥笑他眼光狭小，甚至横加诬蔑，好像还嫌中国的民族意识太多，一定要尽量浇冷水，让它完全消灭。他们忘记孙中山先生虽然讲世界大同，他同时更提倡民族主义，世界大同是他的政治理想，民族主义才是他的理想政治。”
令“战国策”派所忧心不已的，是尚武精神在中国的没落。林同济、雷海宗都曾撰文，指出中国社会主导阶层——“士”的精神品格，两千年间有很大变化，经历了由大夫士到士大夫的演变过程。这是两种极为不同的人群，林同济说，西周到春秋前期的士，是爵禄世袭的，是有战斗训练的，是有专司的职业的，也就是说，是贵族的、武德的、技术的。但到孔子之世，这一阶层就已走入末运了，再经过战国时代的剧变到了秦汉，中国的社会政治，已变为大一统皇权类型，也就是“大夫士”之一物渐次变为文人化、官僚化，而形成两千年来“士大夫”的结构了。雷海宗说，“士君子”是封建时代对士族阶层的尊称，士在当时处在政治社会领导的地位，行政与战争都是士的义务；凡是君子都是文武兼顾的，六艺中，礼、乐、书、数是文的教育，射、御是武的教育，到春秋时仍是所有君子必受的训练；当兵绝非如后世所谓下贱事，而是社会上层次的荣誉职务，在这种风气下，君子锻炼出了毅然不屈、慷慨悲愤、光明磊落的人格。但到战国以后，这种文武兼备的人格理想逐渐消失，出现文武对立，文人称游说之士，武人称游侠之士，“一半流于文弱无耻，一半流于粗暴无状”，而汉以后所谓士君子或士大夫完全属于战国时代游说之士的传统。
与大夫士相比，士大夫的性格特点、理想追求，完全变样。概而言之，是两点，一为官僚化，陈独秀说，把中国士大夫的骨肉烧成灰，里面都可以发现“做官发财”四个大字。二为文人化，不再学习和懂得射御之事，成为专事苦读诗书之徒。也就是说，“大夫士是贵族武士，士大夫是文人官僚”。由此又派生出士大夫阶层的以下特点：
一是重宦术而非技术。大夫士是会做事的，通晓各种社会事务，而士大夫是从战国游说之士而来，鼓唇摇舌只为一官半职光宗耀祖，所谓“宦游”即“游于官”而非如大夫士那样“游于艺”也。“由封建的士到当今的士，便是由技术到宦术，便是由做事到做官。做事是生产，是‘创造’。做官是消费，虚耗，是‘反创造’。中国之整个政治之所以糟糕，整个文化之所以僵化，关键就在这里，始则政府人员，继则社会人士，上上下下，都不想做事，只想做官，不晓得做事，只晓得做官。”
二是重书本而非实践。“中国的书本头脑是一种整个的宇宙观——一种文字迷的宇宙观……他不能直接念及现实，他失去直接看到现实的本能。所以论到治河水利，历代文人的建议，几于千篇一律，总脱不出大禹治水行所无事那一套”，“中国政治上最大的毛病，就是这种文字迷的假信。西方人办事，言论只是实行的起点；中国人办事，言论乃是一切的终点”，这种书本主义、只说不做的习弊，“在官场中发达特甚。我们有个专有名词，就是‘做官样文章’”。
三是重道德而非厉害。士大夫阶层眼中的世界，是一个文治而非武功的世界，文是王道，武是霸道，“力之一事，自他们看去，不但在道德上是‘坏’与‘恶’，并且在实际上是‘无效’和‘无用’的”，这种“德化第一”主义，在林同济看来，“无容讳的成为一种弱者的自慰语，无力者的自催眠”，大难临头时还在念念叨叨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在现实利害面前不免沦为苍白可笑，“敌至城下，亦竟或诵经赋诗而图存。数千年不讲国防，一旦失去东四省则瞠目不解其理，不解为什么此光天化日之下，在此国际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的森严世界里，竟会有人来犯天下不韪以破我行政土地的完整。惊愕之余，乃仍在那里梦想欲借公论以克暴力，喊正义以动邻国。”
这些特点决定了士大夫最多只能守成，并无应付变局的能力。林同济把这种现象，称为“文人政治”。官僚化、文人化的士大夫阶层，不仅没有血性、缺乏尚武精神，在该担当时不敢担当，而且习惯于以道德论世，对经世致用一窍不通，对如何解决国家难题没有办法，这使他们在该担当时不能担当。雷海宗说秦汉以降，中国的智识阶级即士大夫们大部流于文弱无耻，无事时奔忙于“鸡虫之争”，大难来时则“惊得都作鸟兽散”，乃是典型的伪君子面貌，乱世士大夫的行为几乎都是误国祸国的行为。
社会中坚阶层的特质决定国家性格，也决定国家命运。“战国策”派认为上千年来中国伪君子遍布，结果是国内文弱之气蔓延，宋明最后都不抵外敌入侵而国破政亡。在国家危难之际，士大夫阶层不仅不识大体，沉迷于党争而不管国家死活，还丧失原则和立场，动辄卖身倚靠。雷海宗总结士大夫阶层误国祸国的方式有三：一是结党误国。典型如东汉末年的党祸、宋代的新旧党争、明末的结党，都宁可误国，也不肯牺牲自己的意见与颜面，当然更不肯放弃自己的私利，各党各派所谈的，都是些主观上并不诚恳、客观上不切实际的高调。其二是清谈，逃避现实。魏晋时代，胡人已把凉州、并州、幽州大部殖民化，内政与民生也到了山穷水尽之时，负政治责任的人与很多在野的人仍在谈玄。三是做汉奸。刘豫、张邦昌、洪承畴都是进士出身，投身他人时，毫不为耻。
危机出烈士。“战国策”派对中国传统及士大夫群体的批判，今天看来有些过激，未必全然合乎历史事实，但总体来说有针对性，因此又是有建设意义的。事实上，在此之前，清末和民初之际影响巨大、集思想家与政治家于一身的梁启超，也曾因为目睹国家积弱，而大声疾呼要转变传统惯性，复兴尚武精神。那些峨冠博带、指天画地者，自以为气吞东海、舌撼三山，却被梁启超斥为“虚骄嚣张之徒”，毫无责任，立于他人背后，摭其短长，以为快谈，而不思解决之道，“此辈实亡国之利器也”。梁氏更是痛责，“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若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则只能曰狂吠而已。”梁氏后来著文，对李鸿章当时处境多有同情，认为李氏并非“权臣”，倘使李氏果有实权，尽行其志，则“其所成就亦决无以远过于今日”，并不会输于同期之德国俾斯麦、日本之伊藤博文，而将中国失败尽归于李鸿章，则使“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梁氏高评李鸿章，认为他乃是“以一人而敌一国”。
做事难，并非难在事难办，而是难在一个办事、十人掣肘，另外还有百人在边上说风凉话，等着看你出洋相。干得多不如干得少，干得少不如不干的，不干的不如挑刺的。中国之所缺，正在于以实心“做事”者少；中国之所滥，正在于以虚言“做人”者多。雪珥前些年辗转于文字场与生意场之间，现已完全放弃生意而倾心于晚清改革史研究，对晚清时弊及其由来后继多有深刻洞察。他的看法基本承继了梁启超和“战国策”派的思路，认为晚清以来中国发展前行的最大问题，就是文学性浪漫想象与现实政治可行性混沌不分，普遍性地急功近利，期盼一夜暴富、一举成名，不耐烦裱糊的慢工细活，以为推倒重来，换上某一“主义”之蓝图，必能造就摩天大楼。于是，墙倒众人推，人人皆成拆房之专家，你方拆毕我登场。结果，中国经常性面对的局面，是制造一个“主义”，生产一个理论，忽悠一个愿景，什么都可以许诺，就是不能说如何实现。人人迷信所谓“主义”，以为万能灵丹，其结局必然是来回折腾，徒耗国力民力。
当家才知柴米贵。雪珥先生在书中提及的一些细节，在此值得再提。1862年，当同样奉行实干主义的恭亲王奕訢，决定建立总理衙门及其附属机构京师同文馆时，曾遭到不少清流人士的反对。朝中泰斗倭仁上书，坚决反对“正途出身”的官员进入同文馆，并抛出大话：“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奕訢将计就计，马上请旨慈禧要求倭仁保举精通天文算学之人，另行择地开馆，并由倭仁督饬讲求。这反将之策，立刻掀开了那些高谈性理、不知其实者黄袍下的短尾，倭仁赶紧解释：“奴才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既然不知何处有，为何又要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的大话！毛昶熙和沈桂芬也曾是与倭仁一样的饱学经书、不知实务之人，也一度对新式衙门和同文馆杯葛有加，等到奕訢有意安排他们进入总理衙门，当千斤重担真正压在身上时，他们几乎立刻就变成坚定的改革者。
清谈误国，实干兴邦。托克维尔的法国，与李鸿章、梁启超和“战国策”派的中国，在这一点上多有相通，那就是对社会有巨大影响力的精英群体，偏好抽象原则和高上理念，而对原则与理念的实践可行性缺乏关注。也就是说，政治理论、主张和诉求与现实世界是脱节的，人们一味沉浸于说出来的话是不是“美好”、“正义”，在道德上是不是“高尚”，而不去追究所说一旦付诸实践，到底可不可行，行了，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托克维尔认为这是法国人政治不成熟的表现，政治毕竟不同于文学，后者可以天马行空、越虚构越优美，但政治是要看结果的，不从技术环节考虑利害得失，那越美妙的思想和理论，操作起来就可能越是祸害无穷。现实是，中法这两个国家，近世以来所遭之难，也确比其他大国为多。这恐怕不能一味归于“外国欺压”吧，国家内部精英群体的状态和表现，也干系重大啊。这种缺弊，就中国而言，直到今天仍然时有表现。
原载《读书》201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