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文招祸，胡兰成被关在了上海路十二号——“政治工作局”（汪伪政府的另外一个特工组织）的看守所。逮捕令由汪精卫亲自下达。胡兰成被关押了四十八天，最终被池田等日本人救出。2005年5月号《印刻文学》刊发李黎等访问胡兰成侄女胡青芸的文章《今生春雨，今世青芸》，提及1943年胡兰成被逮捕，几遭杀身之祸，是侄女青芸从上海至南京，奔走营救，找到池田出面，胡兰成才免得杀身之祸。
乱世才子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说，他身陷囹圄之际，同为苏青主办的《天地》月刊作者的张爱玲，动了怜才之念，还陪苏青去周佛海家代请向汪精卫求情。接下来便是众所周知的张、胡“初见”——胡兰成一腔热情去拜访才女，吃了闭门羹，留了名片，然后是张回访胡。
1944年的胡兰成与沪上的知名女作家张爱玲相恋，女作家的才思也刺激了他。2月，胡兰成在《新东方》杂志上发表《〈中国之命运〉的批判》。3月，在《新东方》杂志上发表《皂隶·清客与来者》《中共的存在及其性格》。5月，在《天地》月刊第七八期合刊上发表《瓜子壳》。5、6月，在《杂志》月刊第十三卷第二、三期发表《评张爱玲》……
在和第二、三任妻子登报解除婚姻关系之后，胡兰成和张爱玲结婚了。“战后，他逃亡到边远的小城的时候，张千山万水地找了去，在昏黄的油灯影里重逢。”张爱玲遗作《小团圆》里，女主人公九莉将这一段感情看得关乎性命般重要，那应该也是彼时张爱玲的心境写照。
此时，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挫败，颓势已显。而汪伪政权的首脑汪精卫也在日本帝国大学附属医院不治身死。陈公博就任“代理主席”，事实上汪伪政权已经日暮途穷。闲赋已久的胡兰成却有了“不受束缚、大干一场”的机会。这一年11月，由池田陪同，胡兰成带着沈启无、关永吉西飞武汉，去接收《大楚报》。
办报是他的老本行。这次挟日人之势，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他先以言论吸引读者，然后整顿内务，并从日本人、朝鲜人手中收回了报纸的发行权。报社很快做到了自给自足。日本人对他亦多所照应。日本在华的三品报导部长、武汉当地的福本宪兵队长、远藤联络课长和汉口中野总领事等，都和他交往密切。有这样的背景，一切都好办。即便偶有所谓“反日”言论，亦可标榜报纸的独立性，符合日本的更高利益。
1944年末，盟军对武汉的空袭愈来愈密，日军日渐衰微。“空袭使我直见性命，晓得了什么是苦，什么是喜，什么是本色，什么是繁华，又什么是骨力。”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如是说。他把才结婚的张爱玲抛在一边，又和十七岁的护士周训德谈起战时恋爱。
1945年日本败局已定，投降在即，时任大楚报社的胡兰成出版了《中国人的声音》一书。书中收有三十一篇政论文章，写于1945年1月中旬至3月初。胡兰成以一身而指陈“中国人”，为日本人张目：“日本战胜比美国战胜好。日本倘使战胜……她将不能不让步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运动。”这篇《日美战胜对于中国》写于1945年2月21日，离日本宣布投降不到半年。胡兰成仍可以如此这般自欺欺人。此时，就连周佛海在2月9日的日记中也承认：“时局无法转圜，颇致感慨。”
8月15日，日本投降，胡兰成怂恿二十九军军长邹平凡宣布武汉独立，从日军那里要了一万多人的武器装备，踌躇满志，想和蒋介石讨价还价。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令他的计划胎死腹中。9月初，他逃离武汉，在给重庆派来的接收大员袁雍的信中，他依然自诩国士：“国步方艰，天命不易，我且暂避，要看看国府是否果如蒋主席所广播的不嗜杀人，而我是否回来，亦即在今后三五个月可见分晓。士固有不可得而臣，不可得而辱，不可得而杀者。”
他以士自诩，却是典型的“策士”心态，为个人的功名利禄，朝秦暮楚，凭借机谋智慧、口才文章，四处奔走。胡兰成流亡日本之后，经岁寂寞，晚年曾回台湾重弹旧调，在台湾中华文化学院教书。不久汉奸身份暴露，被台湾一帮文化人驱逐回日，几年后命丧异国。他亦曾给蒋经国上书，煌煌两万长文，大谈“士的文化”等：“自尚书周礼以来一直以士为政，此亦是中国独有之传统，为他国所无，所以，总理定出训政时期，以党治国，中国说‘政教’，不像西洋说‘政权’。政治的本质即是教育性的，所以中国文化人对于政治那样的抱有兴趣，而且对于时局有着那样大的影响力，凡此皆为他国的文化人多不能了解。中国的文化人是士，此又是中国独有的文明传统。”
余英时曾在《士与中国文化》里说，中国的“士”接近于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士的特性便是“通古今，决然否”。胡兰成却不记得，“士”在中国独有的文明传统里，“士志于道”，是要明道救世、维护基本价值的。孔子的弟子曾参发挥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在天下无道的时代，作为一个“士”，需有“澄清天下之志”，胡兰成则根本上自己就是一个乱世。
张充和：“我要回到更旧的世界里去”
文/王月
今天，102岁高龄的张充和，总要被人冠以“民国最后的闺秀”“民国最后的才女”这样的称呼，但她和那些头衔都不像。
她一点也不新，也不求名。文字写过就不管了，等有心人收拾起来替她出书，2014年8月出版的《小园即事》就是这样而来。
在张充和身边，有说不完的故事。但她总爱待在自己的小园里，向着断井残垣，梦想回到更旧的世界里去。
20世纪50年代，卞之琳不再写诗。他将自己近百万字的小说《山山水水》烧掉。这小说写的是他和张充和的故事，已不符合时代的主题。1953年，他投身于江浙农业合作社试点工作。一个秋夜，诗人来到苏州，被安排住进了九如巷三号的张家老宅。
这实在太巧，这里是张充和、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四姐妹的旧居。这一晚，卞之琳在日记里这样记述：“秋夜枯坐原主人留下的空书桌前，偶翻空抽屉，赫然瞥见一束无人过问的字稿，取出一看，原来是沈尹默给张充和圈改的几首词稿。”诗人觉得这是缘分，便把这几张纸取走保存。
回到九如巷时，张充和已经十六岁。她出生于1914年的上海，却在合肥长大，因为她的一个叔祖母没有后代，便将她过继过去。
叔祖母是李鸿章的侄女，她花重金为充和请塾师。头一个爱教骈文，她不满意，又请了一个朱先生。这个老师第一堂课就交给充和一篇《项羽本纪》，让她用红笔断句。
充和便跟着朱先生写字，念四书五经、唐诗宋词。课堂在合肥张家的藏书楼的一楼。二楼藏着书，有十三经、二十四史，有小说、剧本，还有上百块笨重的木板，那是《古文辞类纂》十五卷的珍贵雕版。叔祖母让充和随意看书，她在这里读到的第一本长篇是孔尚任的《桃花扇》，接着是汤显祖的《牡丹亭》。
叔祖母去世后，张充和回到苏州大家庭。和她三个时髦的姐姐相比，充和一直待在乡下，所以有些土气。父亲张武龄在苏州创办了女学，三个姐姐接受的是相当洋派的教育，她们知道新文学、白话文，知道胡适之；充和只会古文。
充和的父亲是昆曲迷，每个星期他都会请来老师，让自己的女儿们学唱昆曲。在充和过来之前，这已经持续了好几年。充和来了，看到姐姐们唱昆曲，她大吃一惊，原来那些曾经读过的句子，都是可以唱的。
多少年后，身在美国的张充和，当起了昆曲老师。她在大学里讲授、示范演出昆曲，让美国人对昆曲之美感到震撼。而她的弟子，也促成了昆曲被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张充和在美国的弟子陈安娜曾撰文回忆老师：“充和教学生是很认真的，因为她自己学昆曲就非常认真，每首曲子至少拍一百遍，把握了唱腔和气口以后才吹笛子。”
如今昆曲所用的笛子，有两根，一根是尺字调，一根是小工调，这是经西洋钢琴定音后的结果。但充和的笛子，只有一根，是老式的平均孔笛子。如果用这种笛子，音准就跟别的乐器配不起来了。
陈安娜提醒充和，现在昆曲的世界已经变了。但充和却说，“我已经快一百岁了，难道还要我来适应你们的昆曲世界吗？”
过去的昆曲，讲究咬字吐音，讲究基本功，而非急着上台，将身段变得毫无道理的繁复。1986年，为纪念汤显祖诞辰三百周年，充和回国，与大姐元和合演了一出《游园惊梦》，元和演柳梦梅，充和演杜丽娘，让台下观众见识了旧世界的风采。这才是水袖轻舞，余音袅袅。
台下一位日本观众看哭了。他说，这是大家闺秀演绎大家闺秀的传奇，精彩、传神。后来，演出的剧照被俞平伯看到，他说这是“最蕴藉”的一张照片。但充和却始终不喜欢登台，每次演出都要鼓足勇气，演出之后好像大病了一场。她喜欢待在家里，在曲会上和志同道合的曲友同乐。
1933年，张充和离开苏州，前往北平，去参加三姐兆和与沈从文的婚礼，之后她决定留在北平。没有事做，她便参加北大的入学考试，结果国文得了满分，数学得了零分。北大还是破格录取了她。
这一年，卞之琳刚刚从北大毕业。那时他已是诗坛新星，闻一多夸他是“技巧专家”，又夸他在年轻人中间不写情诗，是一个榜样。初秋的一天，他去达子营二十八号拜访沈从文，看到槐树下，巴金、沈从文，还有几个文学青年，正听着这个女孩兴高采烈地说话。
充和的北大生活很活跃。她喜欢戴一顶小红帽，便被同学们称作“小红帽”。相比学业，她更喜爱的是昆曲，常常和卞之琳这些好友去戏院。曲终人散，已是北平城的深夜，男生们首先送充和回到沈从文家中。
后来，充和因病未能完成北大的学业，她回苏州养病。抗战爆发后，她便去了昆明，与沈从文的九妹同住在一个房间。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书，她则吹着笛子，将弹琵琶的、弹古琴的都吸引过来，她的房间便成了音乐爱好者的聚会场所。
汪曾祺曾经在一篇回忆西南联大生活的文章里写到张充和：“有一个人，没有跟我们一起拍过曲子，也没有参加过同期，但是她的唱法却在曲社中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个人便是张充和。汪曾祺是她的粉丝，“她唱得非常讲究，运字行腔，精微细致，真是‘水磨腔’。我们唱的‘思凡’‘学堂’‘瑶台’都是用的她的唱法（她灌过几张唱片）。她唱的‘受吐’，娇慵醉媚，若不胜情，难可比拟”。
那时没有录像，张充和是如何娇慵醉媚，只能从画上看。
那是1938年，充和辗转来到成都，在成都演出昆剧《刺虎》。张大千邀她到家中聚会，充和演了一段，张大千极为赞赏，当场挥毫，画了两幅小品送给她。
一幅是古装仕女持扇立在芭蕉下的背影，另一幅是水仙花，象征充和演出时的身段。充和一看这水仙，就做了一个身段，问张大千，是不是就是这个身段，张大千点头说是。
后来，张大千访美，听说充和家的花园里芍药开花了，便天天到她家去作画。《仕女图》和《水仙花》，充和还挂在客厅里，不过她已不记得那时她唱的是《闹学》还是《思凡》。
那时的充和，很少工作，但她衣食无忧。叔祖母在合肥为她留下田产，她可以靠收租过活，不必依附他人。相比要养活一家子的沈从文，她手上宽裕得很。
沈从文喜欢带她去淘古董，看到心爱的便让她买，“四妹，你应该买这个，应该买那个”。充和心里明白，“我若买去，岂不是仍然塞在他家中，因为我住的是他们的屋子”。
战争期间，万事艰难。在沈从文家中，充和的书桌是四个煤油桶上搭起的木板，她就穿一身朴素的旗袍，梳着麻花辫，坐在蒲团上，就着昏暗的煤油灯读书、习字。书桌可以简陋，但笔、墨和砚台必须是最好的。
在昆曲之外，充和毕生的爱好还有书法。幼时她跟着朱先生临颜真卿的《颜勤礼碑》，很小就能写大字，甚至题匾额。后来又写小楷。她性格活泼，二十六岁住在大院子里还要爬树。她那时的字也很俏皮，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不拘一格。
1940年，张充和转往陪都重庆，认识了沈尹默，马上向他请教书法。沈尹默教学生，不说她哪一笔不好，哪一字不对，只告诉她，你应该看什么帖，临什么碑。在这之后，充和的字就有了更多纪律。
去歌乐山的沈尹默家，充和要坐一小时的公共汽车，或者去搭运煤油的卡车。回去也是坐公共汽车。有次沈尹默坚持要送充和去坐车，但他高度近视，充和担心他找不到回家的路，没上车，偷偷跟在他身后，目送他平安返家。
沈尹默习惯早起临帖练字，一练就是几个小时。充和也学着这样，勤练不辍。
当时在重庆，空袭警报要响三次，头一次是告知将有敌机来袭，这时候就要停止手头的工作了；第二次是告知敌机已经接近，必须下防空洞了；第三次警报拉响，敌机已经到达。
防空洞就在充和的桌子旁边，她随时可以下去。但等着警报无聊，她就练字。张充和的字，很多都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警报响之间写的。她写小楷，因为那时不会有人替她磨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