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〇四年到一九〇五年爆发了日俄战争。彼时住在邵阳乡下的我们对战争毫无所知，至于战争的结果，就更不必提了。一九〇五年春，二伯从城里回来，外表很严肃，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似的。后来，有一天他对我和哥哥说：“皇上已经决定废科举，再继续读旧式学堂已经没用了。以后你们一定要进城里的新学校。”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期日本的崛起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大感吃惊。在此以前中国人称日本人是“小日本”，话中含有不屑之意。何以如此，至今我仍不解。有些中国读书人称日本人为“倭寇”，因为过去日本人曾经结伙劫掠过我国的沿海各地。一八九五年日本战胜中国，全国震惊。知识分子开始自问：日本何以能够如此？大部分人（虽然也有少数例外）都认为是明治维新的结果。
因此，一八九五年后，在中国产生一种维新的潮流和政治运动。一九〇〇年的“拳匪之乱”，是维新运动的一股逆流，欲将没有主见的执政者拖到最保守的一方而已。待一九〇五年日本战胜俄国，维新之议已成不争之事实。中国必须循着日本的成功之路去维新，去改革。其中一项最具体的措施是建立新教育制度。即使是最反对改革的慈禧太后也同意废除一向为人向往的科举。
二伯深为这些事烦恼。他在返家之前在城中获悉此事，我敢说，他实在是煞费考虑。他决心采取步骤来应付这种新情况。他认为：不管中国怎么变，他的侄辈欲求发展只有读书一途。
二伯急于要我和哥哥继续读书，即使到距家若干里外的城里去上学也在所不惜。因为他的独生子（我们称他三堂弟）没有念书兴趣。不论他父亲如何惩罚他，他仍逃学。有一次，我记得二伯把他绑在梯子上要佣人把他丢进水塘去。他放声大哭，声震屋宇。祖母看见他的三孙子被绑在梯子上，责问是谁干的，要把他怎么样。佣人们只好羞怯地说他们是奉二先生的命令，二先生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祖母也不再问，吩咐他们把三堂弟拉上来。释放后，牵着他的手带他到自己的屋子里。对于读书问题祖母和二伯他们的态度是一致的，都训诫三堂弟要用功。但，他们的训诫和惩罚都没有用，三堂弟就是不念。
一九〇五年冬，二伯回城里。他请一位远房表兄于第二年春天把我和哥哥送到省城长沙。这位先生我叫他“蓝（Lang）三伯”，但他与我家究竟是什么关系我却不知道。他比二伯年纪大，在我家店铺里做过账房，为人非常可靠。
一九〇六年后不久，也就是光绪三十二年，家兄和我跟蓝三伯去长沙。虽然我对祖母等家人依依不舍，但也愿意到大都市去见识见识。都市对我们并不太生疏，因为二伯和家父常去城里买些东西回来。
我们徒步赴长沙。因为我没有出过远门，所以走起来感到很吃力。蓝三伯比我们走得快些。他不时把糕饼放在路边引我们到前面去拾取。从小官道开始，不久就上了大官道。大官道上行人很多，还有些轿子，这种情景我们过去从未见过。路边许多大建筑也令我感到惊异。有一个地方，一片广阔的稻田里有一丛小树，野鸟飞进飞出。蓝三伯告诉我们那丛树林里有神。如果有人去伤害林中的鸟，就会触怒了神，神会惩罚他，所以没有人敢去林中捉鸟。就这件事论，迷信比警察的力量还大。
沿大官道，每隔三四里就有一个市集，其中有旅社、药铺和杂货铺。我们每天平均走二十里，每到有店铺的地方就停下来休息吃茶，中午吃饭晚上住宿。
当我们到湘乡时，我以为是到了外国，因为那里的人说话我不太懂。湘乡的风景很美。
有一段路我们沿着一条小河行走，看见河边有个大轮盘，运水灌田。又经过一座很好看的桥，桥有九孔。蓝三伯说在未建桥前行人是用渡船过河。因为水流湍急，渡船常生意外，人常被淹死。一位贫穷的大善士立志要修一座桥，他募了许多年的款，桥才修成。桥边有座石碑，上面刻着修桥经过及善士们的大名。若干年后，大官道成了行驶汽车的公路，桥上也改行汽车了。
过了湘乡，我们看到曾国藩故居。曾是湖南杰出的人物，也是中国十九世纪最负盛名的政治家。他的故居虽然距离大道有一段距离，但却可以清楚看到。房子虽然很大，但并非是沿途最大的。
过湘乡抵湘潭。湘潭的语言我认为和邵阳的差不多。在湘潭有一家邵阳人开的铁器店，我家和他有过生意上的来往。蓝三伯带我们到那家铁器店做礼貌上的拜会，店主奉茶并给我们每人一包槟榔。槟榔是用红纸包裹，我感到很新鲜，于是打开来吃，谁知又辣又热，把嘴弄得非常难过。湘潭人对嚼槟榔很感兴趣，长沙人亦复如此。若干年后，我发现越南人也好此道。可能湘潭长沙两地的人在某个时期与越南人有某种关系。
在长沙我们住旅馆。这里的旅馆和邵阳的完全不同。二伯已来长沙接我们，第二天他带我和哥哥去明德小学，该校分小学和中学两部分。由于乡下学堂和都市学校的功课不同，所以我们过去学的都不算数，重新从小学的最低年级开始。
明德与邓家学堂和赵家学堂之不同，有如老虎与猫。小学部约有四百人，建筑现代化，木板铺地，还有玻璃窗，我那班有三十多名学生。我们着制服，进教室、宿舍须先排成像士兵的行列。我们有体操课。此外，还有游戏的时间。
所学的科目是国文、数学、修身、图画和自然。礼拜六只有上午有课。星期日全天放假，我们可以到城里去游玩。我们逛公园，逛庙，爬城墙，到河边逛码头。有时我们过河去爬有名的岳麓山，山上有历史上有名的岳麓书院。
晚间下课后，我们仍要排队到礼堂听代校长训话。训话的内容都是要我们爱国。他强调中国是文明大国，但被东西列强压迫。所以他要年青的一代努力读书，吸收新知识，俾使中国富强。我认为他的话又新又刺激。有时他也会念一封校长的来信。彼时校长正奔波于平沪之间为学校募款。校长的信同样的也是鼓励我们爱国。
后来，我获悉这所学校和国父孙逸仙先生所领导的革命有关系。明德是一所充满革命气息的学校。中学部学生很少。有人背地告诉我，那不是一所真正学校，是革命分子的秘密机构。但是，却有好几个皇上任命的湖南高级官员和地方绅耆都爱护那所学校。
星期天我们体操老师或课外活动老师有时命我们穿上漂亮的制服整队穿过大街。我觉得我好像是一名小兵上战场。同学们在校内有时会谈到自由、平等，有时也攻击传统的管教方式。不晓得是什么缘故，有一次有些学生示威，反对课外活动指导老师。为了镇压那些参加者，代校长把为首的人开除了。
长沙和明德使我进入一个新世界。革命令人感到迷惑、浪漫、兴奋。我没有听人谈论过国父的具体革命计划，我只对未来的理想世界有个基本的想法。只有一件事我是肯定的：所有中国青年都应该努力用功，以备将来为国牺牲。
在年长一些的学生们中，特别是在当时毛泽东就读的省立师范中，流行一句口号：“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为普鲁士。”普鲁士主义的真意何在没人能够真正了然，那句口号的意思只是表示在新中国建立的过程中，湖南人一定要担任重要角色。极端的保守主义转变成极端的激进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