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对胡先生的回馈，也有很多令人感动的事迹。现在且说一位胡先生的康奈尔大学同学、美国保险业巨子史塔捐赠胡适纪念馆的故事。史塔于一九五八年曾到南港“中研院”拜访老友，共进午餐。一九六二年二月，胡先生逝世时，他因事不克亲来吊唁，引为憾事，乃于一九六四年捐赠一百万元为胡适奖学基金，并建造胡适纪念馆陈列室。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间，史塔冒着风雨，亲访胡适墓园，老泪纵横，迟迟不去。后又捐赠纪念馆的日常费用，使陈列馆中遗著手稿能善加保存，供后人凭吊阅览。老友情怀，令人感动！
胡先生热爱朋友，更热爱年轻人。他尊重年轻人，关怀年轻人，乐助年轻人。
有一天晚上，胡先生在使馆宴客，客散后，他叫我到书房去，交了几封私函给我，托我次日到银行去替他买几张英镑的汇票分别附在这几封信内，然后用挂号寄到英国伦敦去。原来他在伦敦的几个门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失业断粮，他寄去小款，或为他们在英生活费，或为来美路费。并叮嘱我：“此事不可对人言。”他说：“中国读书人最重气节，不愿受人馈赠。故我每次寄款总说暂借，以免伤害到他们的自尊心。”听说胡夫人常说：“适之帮助穷书生，他开起支票来活像一个百万富翁，待我，他就好像是一个穷措大。”其实他对夫人尊重而体贴，毫不吝啬。他这些送人之款，多系由各处所送演讲费中支付。这类汇款，每月他都会托我去办一两次。有些学人后来经美回国，来见胡先生，对他的“甘霖”接济，真是感激涕零。胡先生约他们便餐时，也常召我陪席，意在对我这些额外工作微劳的酬谢。胡先生对生平助人之事，是终生不提一字的。
胡先生早年对林语堂留美费用接济事，也曾有一段记载，林太乙的《林语堂传》中曾有记载。语堂晚年到“中央研究院”参观并到胡墓献花致敬，也曾道及这段往事。
我初见胡先生时，胡先生四十七岁，我二十三岁。胡先生说，他初到北大时，蔡元培先生长他二十四岁，叫他为“小朋友”，故他今日也叫我为“小朋友”。我当时内心感到：我这个“小朋友”活到二十三岁，才第一次遇到一位真正以平等待我的长者。我追随胡先生四年，我亲眼看到他关怀每一个与他接近的人，不分长幼，不分尊卑，不分男女，不分国籍，都受到他同等的尊重。人有一长，他赞不绝口；人有过失，他温语婉劝。从不说一句刻薄话，也从不在脸上表露出丝毫不悦之色。他是一位真能把民主观念与日常生活打成一片的贤者。
爱才与举才
胡先生的爱才，是人所共知的。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日，胡先生看到《民主潮》十二卷第三十四期上刊载一篇《论思想或观念的僵窒和简化》，他欣赏这篇文章很用功思想，很用气力造句作文，是全文无一句草率句子的好文字。作者署名“韵笙”，他不知是谁，立刻写信给编者夏涛声说：“请你告诉我：这位‘韵笙’是谁？我很想见见他，向他表示我的诚心佩服。”第二天得到夏涛声的复信，说韵笙是徐传礼，是政大研究所毕业生，现在编译馆工作，并在新闻学校兼课。胡先生对他的秘书胡颂平说：“这两天很忙，隔几天，请通知夏涛声约徐君来谈天。”胡先生对后辈的热心鼓励是不遗余力的。可惜，再过三天，胡先生即离开尘世，与这最后衷心赏识的徐君无缘相见了！
千家驹教授在北京大学尚未毕业时，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为胡先生无意中读到，就此约谈。千家驹远比上述的徐传礼为幸运，因为他不独见到了胡先生，并且得到胡先生两次推荐任职。但是当时的千家驹是北大非常学生会会长，是一个“左”倾青年，对胡先生当时的政治立场颇有反感，因之对胡先生并不想接近。
香港《明报》一九九二年一月号曾刊白吉庵的一篇《胡适举才，具慧眼，有胆识，后世怀念》的文章，文中述及胡适推举的三个人——钱穆、吴大猷、千家驹为例。千家驹也在《明报》一九九二年二月号发表了一篇《感念适之先生——为胡先生逝世三十周年而作》的文章，对胡先生的举才经过，说得很清楚：
胡先生第一次与我见面时，并不了解我的政治立场，他介绍我去北平社会调查所工作。迨以后社会调查所的陶孟和先生打听到我是北大学生会的捣乱头儿，可能是“共产党”，他踌躇起来了。他去问胡先生，胡先生对陶孟和说：“研究工作与捣乱并不矛盾，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况且你是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说他是共产党，我看不会吧。”当时（一九三二）共产党是“洪水猛兽”，没有人不害怕的。其实，胡先生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共产党”，他不过爱才若渴，深怕陶孟和不用我，故认为我不会是“共产党”。陶先生对胡先生是很尊重的，经胡先生这么一说，我的工作便定下来了。后来（一九三四）胡先生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说：两三年前，社会调查所的陶孟和先生对我说，当年北大经济系毕业生远不如清华毕业生。刚巧那时我在火车上借了两本杂志，读了一篇研究，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偶然发现那篇文字的作者是一个北大未毕业的经济系学生，我叫他把他做的几篇研究送给陶孟和先生看看。陶先生看了大高兴，叫他去谈，后来那个学生毕业后就在社会调查所工作到如今，总算替他的母校在陶孟和先生的心目中恢复了一点已失去的信用。
我进了社会调查所后，不久我又通过胡先生的关系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与吴半农先生合译马克思的《资本论》。吴先生译第一卷，我译第二卷，还有一位王守礼先生译第三卷。译稿既未完成，亦未出版（只有吴半农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已由商务印书馆印成，但未公开发行。现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图书馆藏的一册，已成海内唯一孤本），原因是当国民党统治时代，马克思的著作是被视为禁书的。所以商务印书馆的老板王云五不敢发行。但是文化基金会竟聘请我们翻译《资本论》，并付以巨额稿费，这胆识与魄力，也只有胡先生敢这么做。
一九三五年，胡先生又介绍我去北大经济系任教。这时距我在北大毕业还不满两年！所教的是北大经济系四年级的课程。他们都是我在校的同学。当时北大经济系主任赵乃抟先生不同意，说千某人北大刚毕业不过两年，又未镀过金（留洋），去教高年级经济系学生，怕有“不方便”之处（即不受学生欢迎）。但由于胡先生的坚持，北大校长蒋梦麟还是聘请我了。去北京大学教书，完全是胡先生主动提出的。但为了赵乃抟先生说有“不方便”之处，我确曾对胡先生发了一顿牢骚。（此信收集在《胡适书信选（中）》。）我去了北大教课后，颇受北大同学的欢迎，总算没有为胡先生坍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