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法院路上的墨杜萨[1]喷泉的正对面，有一排由皮热[2]设计的具有贵族建筑风格的古老府邸。在其中的一座府邸里，有人在同一天的同一时刻也在举行订婚喜宴。
不过，这个场面上的角色倒不是普通小市民、海员和士兵，而都是马赛上流社会的头面人物。在座的是一些在拿破仑摄政时期提出辞呈的法官，从法国军队里开小差，加入到孔代军队[3]里去的老军官，还有一些年轻人，他们虽说都由家里花钱雇四五个人代服兵役，但境况仍不稳定，这些年轻人都是在对某个人[4]充满仇恨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五年的流放生活本该使此人变成一个殉道者，而十五年的复辟生涯却使他变成了一个神。
宾客坐在餐桌旁，情绪激昂地交谈着，在当时的南方，这种情绪显得尤为狂热、活跃与激烈，因为五百年以来，在尖锐的政治对立之中，宗教派别的意识也在火上加油。
那个皇帝，他曾主宰过世界的一部分，曾听到过一亿两千万臣民用十种不同的语言高呼“拿破仑万岁”，现在仅仅成了统治五六千人口的小小厄尔巴岛的国君，在餐桌上的这些人看来，他对法国，对王室来说，永远只是一个废物而已。法官们不断指责他在政治上的失策；军人在议论着莫斯科战役和莱比锡战役[5]；女人则在私议他与约瑟芬的离婚案。这帮保王分子不仅由于一个人的垮台，而且因一个原则的灭亡而兴高采烈、趾高气扬。他们似乎觉得，美好的生活又在他们面前展现，他们终于从噩梦中走出来了。
一位胸佩圣路易十字勋章的老人站起来，向贵宾们提议为路易十八国王的健康干杯，他就是圣梅朗侯爵。
这一杯酒使他们同时联想到哈威尔[6]的流亡生活和法国的绥靖王，因此又引起了一阵议论和欢呼。他们以英国式的礼仪纷纷举杯，女人则把她们的花束解开来，抛撒在筵席的桌布上。场面上气氛异常热烈，且诗意盎然。
圣梅朗侯爵夫人是一个眼睛干涩、嘴唇很薄的女人，举止间很有贵族气派，而且虽说年龄已到五十，但风度仍很优雅。她说道：
“如果这些革命党人在这里就好了，他们该明白，是他们把我们赶走的，在恐怖时代[7]，他们用一块面包就买下了我们这些古老的宅邸，而反过来，我们却心安理得地让他们在那里策谋造反；他们该明白，我们才表现出真正的忠诚，因为我们依恋的是一个行将没落的君主政体，而他们则是在向一个初升的太阳顶礼膜拜，我们破产了，他们却发了大财。他们该明白，我们的国王是真正受人拥戴的路易，而他们的那个篡权者，只是个受人诅咒的拿破仑。我说得对不对，德·维尔福？”
“您说什么……侯爵夫人？……请您原谅，我刚才没认真听。”
“唉，让孩子们随便些吧，侯爵夫人，”先前提议祝酒的那个老人说，“孩子们快结婚了，他们自然爱说说其他事情，而不是谈论政治。”
“我请您原谅，母亲，”一个年轻的美人儿说，她的头发呈金黄色，一对睫毛浓密的眼睛顾盼时如珍珠般流光溢彩，“我刚才独占了德·维尔福先生一些时间，现在我把他交还给您。德·维尔福先生，我的母亲在对您说话哩。”
“我刚才没听清楚，如果夫人愿意重述一遍问题的话，我将悉心作答，”德·维尔福先生说道。
“我们原谅您，蕾内，”侯爵夫人说道，在她那张干瘪的脸上绽出一个令人惊奇的温柔的笑靥，女人的心就是这样的，无论在持偏见者的闲言碎语之中，还是她本人在坚定的党派立场上变得多么不留情面，它还总留有宽厚、善良的一角，这是天主给母爱留下的一角之地，“我们原谅您……刚才我是说，维尔福，波拿巴分子既没有我们的信念，也没有我们的热情和忠诚。”
“啊，夫人，他们至少也有取代这些的品质，这就是狂热。拿破仑是西方的穆罕默德，但对野心十足的芸芸众生来说，他不仅是一个立法者，一个主子，而且还是一种象征，平等的象征。”
“平等！”侯爵夫人大声说道，“拿破仑，平等的象征！那么您把罗伯斯庇尔先生比作什么呢？我觉得您把他的头衔偷来给科西嘉人[8]了；而我觉得，有一次篡位已经足够啦。”
“不，夫人，”维尔福说道，“我把每个人都放在恰如其分的位置上：罗伯斯庇尔的归宿之地应该是路易十五广场上的断头台；而拿破仑的归宿之地则该是旺多姆广场的廊柱；区别在于前一个降低了平等的水准，后一个则抬高了平等的地位；前一个把国王们压低到断头台上，后一个却把人民抬高到皇座上，”维尔福笑着补充道，“我并不想说这两个人就不是下流可鄙的革命者，也并不想说热月九日[9]和一八一四年四月四日[10]对法国而言不是两个幸运的日子，不是同样值得热爱秩序和王朝的朋友们庆祝的日子；我只是想说，拿破仑虽说跌倒后再也爬不起来了——但愿如此——但他仍拥有众多的狂热信徒。有什么办法呢，侯爵夫人？克伦威尔只及得上半个拿破仑，他也还有不少信徒哩！”
“您知道您说的话在一里[11]开外就能闻出革命党的味道吗，维尔福？不过我原谅您，既然是吉伦特党人[12]的儿子就难免会对恐怖保留一点儿兴味。”
维尔福涨得满脸通红。
“不错，我的父亲是吉伦特党人，夫人，”他说道，“不过我的父亲并没有投票赞成处决国王，他在恐怖时期像您一样被流放了，他的脑袋几乎和您父亲的脑袋一样落在同一个断头台上。”
“是的，”侯爵夫人说，这血腥的回忆丝毫也没有使她动容，“不过，他们各自是为着截然相反的原则登上断头台的，证据就是我的所有家庭成员一直跟随着流亡的王室成员，而您的父亲却迫不及待地投奔新政府，公民诺瓦蒂埃成为吉伦特党人以后，诺瓦蒂埃伯爵就成了参议员。”
“母亲，”蕾内说，“您知道，最好别再谈论这些可怕的往事啦。”
“夫人，”维尔福答道，“我赞同圣梅朗小姐的意见，恭请您忘掉往事吧。这些事情，连天主的意志也对它们无能为力，我们再来非难指摘又有什么好处呢？天主能改变未来，但它不能改变过去。我们这些凡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倘若不能否定它，至少可以忘掉它。嗯！我么，我不仅放弃了家父的主张，而且脱离了他的姓氏。我的父亲曾经是，也许现在还是波拿巴分子，名叫诺瓦蒂埃；而我呢，我是保王党人，名叫德·维尔福。在一株老树的树身上，残留着一点革命的液汁，就让它干枯吧，您只要看到，夫人，一棵幼芽已与这株老树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尽管它不能或者几乎也无法彻底与之断绝关系。”
“好样的，维尔福，”侯爵说，“好样的，回答得好！我也一样，我总是劝侯爵夫人忘记过去，但从未成功过，但愿你会比我走运些。”
“嗯，好啦，”侯爵夫人说道，“让我们忘记过去，再好也不过啦，一言为定；不过，维尔福，您至少对未来要坚定不移才好，请别忘了，维尔福，我们已在陛下面前保举过您；在我们的请求下，陛下也同意不再追究（她把手伸给了他），就如我答应您的请求，忘掉过去一样。不过，倘若有个谋反分子落入您的手里，请记着，正因为您来自一个可能与这些谋反分子有牵连的家庭，别人就会对您加倍注意的。”
“嗨，夫人，”维尔福说道，“我的职业，特别是我们生活的时代要求我必须严惩不贷，我会做到的。我已经成功地办理了一些政治性的起诉，这就表明了我的忠心。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一查到底。”
“您这样想吗？”侯爵夫人问道。
“我很担心，拿破仑在厄尔巴岛上，离法国很近，他的存在，几乎就在我们的海岸视野范围之内，这就给了他的拥戴者以希望。马赛城里领半饷的旧军官比比皆是，他们成天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找保王党人寻衅滋事，所以在上层人士中就常常闹决斗，在普通百姓之间就常常发生暗杀事件。”
“是啊，”德·萨尔维厄伯爵说，他是德·圣梅朗先生的老朋友，也是德·阿尔图瓦伯爵的侍从官，“是啊，不过您得知道，神圣同盟[13]要让他移居他地哩。”
“是的，在我们离开巴黎时，正在研究这件事，”德·圣梅朗先生说，“他们要把他送往何地？”
“送往圣赫勒拿岛。”
“圣赫勒拿岛！这是什么地方？”侯爵夫人问道。
“离此地两千里左右的一个小岛，在赤道的那边，”伯爵答道。
“好极啦！正如维尔福所说的，把这么一个人放在这里真是太蠢啦，这里靠近科西嘉，那是他出生的地方；又靠近那不勒斯，那里他的妹夫仍在执政，又在意大利的对面，他曾想给他的儿子在那里建立一个王朝哩。”
“不幸的是我们受到一八一四年条约的约束，”维尔福说道，“要动拿破仑就不能不违反协议。”
“哼！这些条约迟早要违反的，”德·萨尔维厄先生说道，“当他叫人枪毙不幸的德·昂甘公爵时，他就那么严守条约吗？”
“对，”侯爵夫人说，“就这么定了，神圣同盟为欧洲除掉拿破仑，维尔福为马赛除掉他的拥戴者。国王要么统治，要么不统治。如果他统治，他的政府应该是坚强有力的，而他的臣僚应该是坚贞不屈的，这是防止出乱子的办法。”
“夫人，不幸的是，”维尔福微笑着说，“代理检察官总是在出乱子之后才来收拾残局的。”
“那么该由他来补救。”
“我还可以对您说，夫人，我们不是在补救，而是在以牙还牙，就是这样。”
“哦！德·维尔福先生，”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说道，她是德·萨尔维厄伯爵的女儿，德·圣梅朗小姐的朋友，“那么当我们到马赛后，设法办一次大案吧，我还从未见过重罪法庭审理案件哩。听人说，这可有趣了。”
“的确非常有趣，小姐，”代理检察官说，“因为这不是在看一出杜撰的悲剧，而是一幕真正的悲剧，其痛苦不是演出来的，而是真实的。我们看见站在被告席上的那个人，不是一等幕下便回到家与家人共进晚餐，然后再安心睡觉以便第二天重新演出，而是被带到监狱，交给刽子手。您明白了吧，对喜欢追求刺激的爱激动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场面比这更值得看的了。放心吧，小姐，如有机会，我乐意提供。”
“他在吓唬我们……他还在笑呐！”蕾内说道，她的脸吓得苍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