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伙计们，”坡勾提先生说，一面落座，“你们都好哇？”
我们大家，有的用语言，有的用表情，对他欢迎。只有格米治太太，也没说什么话，也没作什么表示，只一面打着毛活，一面直摇脑袋。
“又怎么啦？”坡勾提先生说，同时把双手一拍。“鼓起兴致来好啦，老姏[28]！”（坡勾提先生的意思是说老姑娘。）
格米治太太好像怎么也鼓不起兴致来。她掏出一块黑绸子旧手绢儿，用它擦眼睛，擦完了，并没把它放回口袋儿里，仍旧把它放在外面，又用它擦了一回眼睛，擦完了，仍旧把它放在外面，预备要用的时候，就在手头儿。
“又怎么啦，嫂子，”坡勾提先生说。
“不怎么，”格米治太太回答说。“你又上悦来居去来着，是不是，但尔？”
“哦，不错，我今儿晚上上悦来居去来着，在那儿待了不大的一会儿，”坡勾提先生说。
“我很难过，把你逼得往那儿跑，”格米治太太说。
“把我逼得往那儿跑？我还用人逼！”坡勾提先生很老实的样子大笑着说。“我自己就巴不得老往那儿跑哪。”
“巴不得老往那儿跑，”格米治太太说，一面又摇头，又擦眼泪。“不错，不错，巴不得老往那儿跑。我很难过，都是因为我，才叫你巴不得老往那儿跑。”
“因为你？决不是因为你！”坡勾提先生说。“你千万可别往那方面想。”
“我说是，是因为我，”格米治太太喊着说。“我难道自己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吗？我难道还不知道我是一个孤孤单单的苦命人，不但所有的事儿跟我都没有不别扭的，我还跟所有的人，不论是谁，也都没有不别扭的？不错，不错，不论什么事儿，我偏比别人更爱心里别扭，还比别人更爱在外面露出来心里的别扭。这就是我命苦的地方。”
我坐在那儿听着这番话的时候，我的确不由得要认为，命苦的不但是格米治太太一个人，这一家还有别的人，沾了她的光，也跟着命苦呢。但是坡勾提先生却没用这种话来对付格米治太太，他只求格米治太太鼓起兴致来，作为回答。
“我本来不想要这样，但是这可由不得我自己，”格米治太太说，“太由不得我自己了。我知道我自己是怎么回事。我的苦命叫我觉得什么事儿都别扭。我老觉得我的命苦，这样一来，就老觉得什么都跟我别扭了。我倒是想要拿命苦不当回事，但是我可又没法子不拿它当回事。我倒是想要把心一狠，叫它去它的，但是我的心可又狠不起来。我把这一家人都闹得挺别扭的。这我并不觉得奇怪。我今儿就把你妹妹一整天都闹得挺别扭的，把卫少爷也闹得挺别扭的。”
我听到这儿，心一下软起来，非常难过，不由得大声说道，“没有的话，格米治太太，你并没把我闹得挺别扭的。”
“我这样，本来十二分地不对，”格米治太太说。“我这样报答你，太不应该了。我顶好上‘院’[29]里去，在那儿把眼一闭就完了。我是一个孤孤单单的苦命人，顶好别在这儿闹别扭。要是凡事都要跟我别扭，我自己也非别扭不可，那让我到我那个区[30]上，在那儿别扭去好啦。但尔，我顶好到‘院’里去，在那儿把眼一闭，免得连累你们！”
格米治太太说完了这番话，就起身走开，睡觉去了。坡勾提先生一直没露丝毫任何别的感情，只一味表示最深切的同情；现在格米治太太走了，他把我们几个瞧了一眼，满脸都带着原先使他激动的那种最深切的同情，一面点头，一面低声说：
“她这是又想起她那个旧人儿来了！”
我不大明白，格米治太太想的这个旧人儿是谁，后来坡勾提打发我上床睡觉的时候，才告诉我，说那就是死去的格米治先生。她又说，一遇到格米治太太犯了脾气，她哥哥就把她那是又想起格米治先生来了这句话当作是公认的事实，这种想法，老使他深深地感动。那天夜里，他上了他的吊床以后，过了好久，我还听见他对汉说，“可怜！她这是又想起她那个旧人儿来了。”我们在这儿待的那段时间里，不论多会儿，只要格米治太太犯了同样的毛病（有过几次），他就老说这句话来打圆场，说的时候，永远是带着最温柔的同情心。
这样，两个星期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除了潮水的涨落以外，没有什么别的变化。潮水的变化改变了坡勾提先生出门儿和回家的时间，也改变了汉工作的时间。汉没有事的时候，有时和我们走一走，把大船和小船指给我们瞧，还带着我们划了一两次船。人们对于一个地方的印象，往往在有些方面深刻，在有些方面淡漠。虽然我说不出这是什么道理，但是我相信，大多数的人确实是这样的，特别是有关人们童年时期的印象，更容易有这种情况。因此，不论什么时候，我只要听到亚摩斯这个名字，或者看到亚摩斯这个名字，我就想到一个礼拜天早晨在海滩上的光景。那时候，教堂的钟当当地响，招呼人们去做礼拜，小爱弥丽靠在我的肩膀上，汉懒洋洋地往水里扔小石头，太阳就在海的那一面儿刚刚透过了浓雾，把几条船显示出来，那几条船从雾里看来，和它们自己的影子一样。
后来回家的日子到底来到了。我和坡勾提先生，和格米治太太分别，还能咬着牙忍受；但是我和小爱弥丽分离，心里那份难过，真像刀子扎的一样。我们两个胳膊挽着胳膊，一块儿走到车夫落脚的客店，在路上，我答应她，一定给她写信（我后来把我答应她的这句话办到了，我写给她那封信上的字比普通用手写的出租招贴上面的字还大）。我们分别的时候，悲不自胜。如果我一生中，心头的肉挖去过一块的话，那就是那一天挖去的。
我在坡勾提先生家里住着的时候，我对于我自己的家，又一度忘恩负义，没大想起，或者说，一点儿也没想起。但是我现在刚一朝着它转去，我那童年的良心，就好像带着责问我的态度，用坚定的指头，往那方面指。我那时感觉到，家才是我的安乐窝，我母亲才是我的贴心人，才是我的好朋友。因为当时我的情绪低落，这种感觉越发显著。
我们一路前行，这种心理一直盘踞在我的心头。因此我们离家越近，看见的光景越熟悉，我就越急于要回到家里，要一头扎到我母亲怀里。但是坡勾提她自己却不但没有和我一样的急切心情，反倒连我有的这种心情都想要压服下去（虽然是很柔和的）。她看起来好像心慌意乱、无情无绪似的。
不管坡勾提怎么样，反正只要马肯走，我们总归是要到布伦得屯的栖鸦庐的，而且到底也真到了那儿了。我们到家那时候的光景，我记得太清楚了：那时正是下午，天气寒冷，天色阴沉，密云四布，眼看就要下雨的样子。
门开开了，我在又快活又兴奋的心情下，半哭、半笑，一心只想门里面一定是我母亲。但是却并不是我母亲，而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佣人。
“这是怎么回事，坡勾提？”我很懊丧地问。“我妈难道还没回来吗？”
“回来啦，回来啦，卫少爷，”坡勾提说。“她早就回来啦。你等一会儿，卫少爷，我有——我有一句话跟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