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形成和特点与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晋北地区地域相对独立，内外长城将其包围呵护。明长城自居庸关向西，经该地南北边沿大致呈椭圆状展开，北线经河北张家口、怀安，山西天镇、阳高、新荣、左云、右玉、平鲁，到达偏关万家寨，称外长城；南线从居庸关出发，向西南经河北易县、涞源、阜平，山西灵丘、浑源、应县、山阴、代县、原平、宁武、神池，在偏关老营与外长城交汇，称内长城。地域上长期处于边缘，文化上以粗犷豪迈见长，封闭坚守，世代繁衍于此，所以人际关系简单却分外倚重。在这个地域内，别说一个市里不同县区的人们，就是相邻朔州大同两个市里的，只要坐到一起，不到三句，总有共识的人、共同的话题。中华文化本身就以“人情”为根基，地处塞外的晋北表现得分外明显。
晋北大部与内外长城之间完全契合，且长期处于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纷争对抗的前沿阵地，其显要的军事地位由来已久。巩固边防尤其以明王朝最为重视。1421年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始终将该地视为拱卫京师屏蔽边防的战略要地。北京西面，内长城线上设六座著名关隘，自西向东为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称内三关，雁门关、宁武关、偏关为外三关。这六座关隘彼此互为联动，构成一个防御整体，成为保卫京都、守护中原的稳固屏障。
外长城一线从辽东到甘肃险要地段设置“九边”重镇，其中“大同边”“太原边”的防务就在这一区域。相对于内长城的“关”，外长城的关隘以“口堡”著称。晋北与内蒙古接壤的地方，如今叫“堡”的比比皆是：杀虎堡、得胜堡、威远堡、阻虎堡、败虎堡等。如同“虎”由“胡”演化过来一样，平鲁卫的“鲁”原先是“虏”。“虏”“卫”这些明显带有战争色彩的字眼，充分展现了这里所经历的那些金戈铁马的岁月。
明朝在蒙古（当时蒙古部落称鞑靼）边境一带设置四十余个卫所。按照明朝的军事编制，5600人为卫，1120人为千户所，112人为百户所，所下设总旗、小旗。卫指挥官为指挥使，正三品（相当于现在副省级官员），千户为五品。卫衙内还设有镇抚，为从五品。单从卫所官员配置的级别待遇不难看出，朝廷对边镇的重视程度。
明史上有“北虏南倭”一说，北部边境鞑靼和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是长期困扰大明江山社稷的两大问题。保卫北方疆域安全更胜于沿海的袭扰。军事家、政治家、哲学家王守仁曾在他的著作中称：“大明虽大，最为紧要之地四处而已，若此四地失守，大明必亡。”所谓四地指：大同、宣府、蓟州、辽东。它们在京城以北自西向东一线摆开，是明朝最重要的防守据点。“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大名鼎鼎的戚继光在扫平多年为虐的倭患后，任蓟州总兵扼守京畿门户14年。“师出必捷，威振绝域”，后颇有争议的李成梁任辽东总兵30年。明朝中后期，将原来的四个军事要地整合为两个大的“军区”：宣大、蓟辽。翁万达、王崇古（本书第四章所述“隆庆议和”的直接领导人）先后任宣大总督，谭纶任蓟辽总督。总督地位略次于当时的兵部尚书，有时还兼任兵部尚书。
平虏卫设立于1464年，属山西行都指挥使司，是“大同边”重要据点之一，初称老军营。境内分布长城108华里，下辖少家堡、大水口堡、迎恩堡、败虎堡、阻虎堡，后增设井坪堡、乃河堡、将军会堡和阻堡。卫堡开始为军事设施，后兼管民政等地方事务。平鲁凤凰城在平虏卫的基础上始建于明成化十七年，即公元1481年，辛丑牛年筑土城垣。1498年用砖包砌东、西城墙，内设点将台、校军场。1572—1574年用石砌南、北城墙，筑女墙、瓮城。1587年，筑南关土墙和坝门，土墙周长855米，高8米。从坝门到西城墙下，用石头砌水壕，壕长835米，宽7米，深2米，在西城墙下驻水口，水口石券洞，安有铁栅。从始建到补葺完备历时106年，城垣周长3150米，高12米，有东西南三门，分别为：东作、西城、南讹。城内建有四大街、八小巷，东街有衙署，西北街有军营、马铺，西南街建有草料场。
平虏卫的设立，凤凰城的修建，注定与时任最高领袖朱见深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明朝第八任皇帝明宪宗朱见深年号成化，在位23年，终年41岁（1447年—1487年）。朱见深的朝代，用小说里的话说，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朝代”。
1447年，朱见深出生，两岁的时候，父亲出征打仗被俘，他被任命为太子；当了太子，除了奶奶派了个19岁的万姑娘伺候外，享受的基本上是孤独和冷漠；5岁时，太子被废，他被撵出皇宫；10岁时，随着父亲皇位的恢复，受尽欺辱、本性懦弱的他又得到了太子身份；1464年，18岁的朱见深当了皇帝，可他“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他将皇后、众嫔妃一律束之高阁，专宠35岁的万妃，一宠到死。
下面几个年代与事件和平虏卫有关。
1464年，设立了平虏卫。这一年18岁的朱见深当了皇帝。
1481年，修建凤凰城。同时大兴庙宇。
事件一：鞑靼进攻边境。
当朝最大的当权太监汪直滥用职权，邀功心切，积极主动骚扰鞑靼和辽东，制造事端。1481年（凤凰城始建年份），鞑靼部落大举进犯边境。朱见深略知缘由，便命汪直亲自到宣府处理，加之同僚同声弹劾，从此汪直一贬再贬，直至销声匿迹。在中国历史上，太监乱政的实在不少，汪直也算不上臭名昭著的代表人物。但提到著名的特务机构东厂、西厂，知道的人一定很少。1477年，在朱见深的大力坚持下，在一帮太监的精心谋划下，西厂第一位CEO汪直闪亮登场，并在未来的不短时间内，汪直领导广大“干部职工”针对人的肉体，创造性地开展了多项极限试验，为世界情报特务史的丰富多彩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知是因为鞑靼入侵，还是原本就要加强边境防务，反正在这一年作为边境重地平虏卫，着手修建了凤凰城。
事件二：仙道之风盛行。
皇帝宪宗沉溺修道成仙，宠信方士僧道。有一个著名的方士叫李孜省，自诩能长生不老，宪宗深信不疑，很是器重，曾赏赐其两枚印章：忠贞和直、妙悟通微。并嘱咐有事可随时秘密上报。其不断受到提拔重用，官至左通政，从三品。属通政司，主要负责出纳帝命、通达下情、关防诸司出入公文、奏报四方臣民建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1481年李孜省出任右通政，笼络僧人、太监等形成势力，干乱政事，权力在内阁大臣之上。皇帝一心成仙，大兴佛事，亲封大智慧佛、大慈悲佛、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等，不可胜计。在京城拆迁居民几百户，兴建了大永昌寺。上行下效，全国佛音袅袅，香火缭绕。
平虏卫建时属军事机构。在军事机构的核心位置北固山上，建有多座以道观为主的道教庙宇，直到清代才陆续建有佛教建筑，鼎盛时期共有18座之多。道教和佛教，不管以怎样的形式表述人们的愿望和信仰，应该说与当政者的执政理念不无关系。
固山巍焕与翁万达
李白曾写过这样一首诗，叫作《子夜吴歌·秋歌》：
长安一片月，
万户捣衣声，
秋风吹不尽，
总是玉关情。
何日平胡虏，
良人罢远征。
尽管这首诗里有“平胡虏”几个字，但在有限的有关设置“平虏卫”的史料中，没有一点信息表明这个名称与这首诗有关系，也许，本来就没有那么复杂。兵荒马乱的时代，“扫平胡虏，护卫江山”就是最原始的出处、最直接的原因。
早些年前，北固山顶有一座用石头垒起的小楼，高约10米，小楼面向城内的一面较为平整，上有篆书竖写“固山巍焕”四个大字，那时庙宇殿堂已荡然无存，这四个字要么认不全，要么不好理解。后来山脚下修了山门，虽然山顶的小楼全部拆除，但“固山巍焕”仍然以横排列赫然出现在山门的正上方。
鲁迅先生曾说，翻开中国地方志几乎都有古八景、新八景这一说辞，即使没有实物实景，传说、神话也会凑齐。“固山巍焕”便是平鲁古八景的第一景。它不是传说也不神话，清代教授王旸题诗：
北固山围平鲁城，
三台鼎峙自天成。
崚嶒磐石声名状，
巍焕层楼气象宏。
道路遥瞻惊突兀，
登临环顾羡峥嵘。
欣逢万国咸宁日，
永镇边疆拱大清。
《平鲁志》记载，“固山巍焕”为明宣大总督兼兵部尚书翁万达所题。翁万达，广东潮州人，生于明孝宗朱佑樘弘治十一年，即1498年。也就说，翁大人出生时，平虏古城城垣已建成17年。1544年十二月，嘉靖帝调任时年46岁翁万达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偏、保等处军务兼理粮饷，并令其“星夜兼程，赴镇任事”。
急调翁万达到任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其人执政经历丰富，既在中央机关历练过，又有基层工作经验，先后担任户部主事、郎中，广西梧州知府，四川按察使，陕西巡抚等职；二是嘉靖年间，蒙古俺答部南下侵扰不断，史料明确记载当时由平虏卫入侵的就有两次。1541年八月，俺答与其兄各率领万骑从平虏卫入边，深入太原一带作乱，山西副总兵丁璋战死。九月，再次从平虏卫入边，侵扰朔州等地。1542年七月，俺答率十多万骑兵从大同左卫入边，深入晋南，“掠杀男女20万，杂畜200万”，京城宣布戒严。1544年十月，俺答再度入边，直达河北完县（今顺平县），京城告急。第三，守护京师防卫的宣大一带地方军政大员多属平庸之辈，无担当大任之能。
宣大总督的驻地在朔州，翁万达上任后，多次深入前线巡视，称海拔1596米的平虏卫北固山为“最高峰”，足见其陡峭，且地理位置的重要。“固山巍焕”的提出应该在1545年年初，因为不久，为居中调度，侧重京城防务，他将宣大总督的驻地由朔州迁至阳和（今阳高县城）。从1544年十二月临危受命到1549年五月回京，翁万达在宣大总督任上共4年半时间，期间边境防务明显好转。
尽管翁万达的从政经历从南到北，从地方事务到军事作战，频繁易位，几度升迁，但没有资料显示他在江浙一带工作过。作为“文足以安邦，武足以戡乱”的朝廷重臣，翁万达即使没有去过镇江，没有亲临那个早已闻名天下的“北固山”，想必早有耳闻。
站在塞外的北固山上，面对俺答铁骑的常态化侵袭，随时准备投入战斗的翁万达，对“固山巍焕”的理解一定会少一些文学的矫情，少一些对美好故事的追忆，多的是拒敌于外的担当，守土有责的气概。
烟雨雁门关
最初知道“雁门关”是从身边妇孺皆知杨家将的故事中了解到的。对“雁门关”情有独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娘舅姓杨，据说是北宋名将杨业的后代，因此，除了敬仰之外，又增加了几分朦胧的亲近。
亲临雁门关是在一个烟雨蒙蒙的雨天。面对任何一处古迹遗址，沧桑是众多感受中不变的基调。雨中游历仿佛是给原本的沧桑沉重调和了更多的佐料，咀嚼与回味愈发浓烈。
前人留下的众多诗句中，足以证明雁门关的险要。《吕氏春秋》记载雁门为“天下九塞”之首。《山海经》说：“雁门山者，雁飞出其间。”傅山先生总结为：“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我经常这样想，人们通常所说的“塞外”“塞北”，指的就是这里以北吧。
雁门关有门三重：东门、西门、小北门。东门上筑楼台，曰雁楼，门额嵌石匾一方，横书“天险”，据传为唐武则天所书。西门上筑有杨六郎庙，门额嵌石匾一方，横书“地利”。小北门未设顶楼，但砖石结构格外雄固，门额石匾横刻“雁门关”三字。从东门望去，是郁郁葱葱的松柏林海。几千年来，曾经守边的将士们也许和我一样，站立在雨中的城楼上，透过连绵起伏的山峦，恋想着自己的家乡。当然，他们的责任更要时刻警惕着小北门外的那些个来自所谓“蛮狄外族”的侵犯。
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雁门关注定成为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相互对峙的前沿阵地。在雁门关发生的故事当数北宋杨家将与辽的战争最为广泛。谁也不知道从何时起，我们早已将辽国视为“敌国”，辽人视为“坏人”，杨业等人无疑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其时，早在五代时期，即公元938年，当权者已将燕云十六州，包括现在的雁北大部献给了辽国。距北宋雍熙北伐（986年）已有50年的时间。如果我们生活在北宋的朔州，我们便不是宋朝人，而是辽国人，并且是辽国京畿地区的臣民。因为辽国先后在北部建有五个国都，其中之一就有现在的大同，时为西京。
历史是系统的，也是整体的。
身临古迹，感怀历史，客观全面比情感直觉更为重要。按照现在行政区域划分，雁门关属代县管辖。代县在雁门关东南大约40华里的地方。城内现存边靖楼一座。该楼比山海关靖边楼高15米，比嘉峪关城楼高17米，为中国木质结构最大鼓楼。它的正面和背面分别悬挂着“威震三关”“声闻四达”两块巨大的题匾。当年，杨业便任代州刺史。如今，雁门关附近除了有杨家祠，还有一个以杨家后代远近闻名的鹿蹄涧村，村里一多半都是杨家传人。
严格意义上讲，代县与雁门关，不论从地域划分，还是从文化底蕴层面看，都比关外的我们亲近得多。对身居晋北的人们，“有北无雁”的疑惑也就有了比较确凿的答案了。
明代兵部尚书王越对雁北这样描述：
雁门关外野人家，不养桑蚕不种麻。
百里并无梨枣树，三春哪得桃杏花？
六月雨过山头雪，狂风遍地起黄沙。
说与江南人不信，早穿皮袄午穿纱。
历史和文化是相通的，有时甚至是重叠在一起的。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首先要熟知这个地方的历史。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来自何方，将走向何方”。
雁门关见证了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的交锋和融合。
从蒙恬北击匈奴开始，晋北地区就是汉中央政权与蒙古、鲜卑、辽、金等少数民族“拉锯”的地方。自公元396年鲜卑族人建立北魏迁都大同，到938年后唐将燕云十六州献于辽，再经辽、金、元、清，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满族人，晋北地区属少数民族当政时间累计1000年以上。就算除了元朝、清朝大统治时期，雁门之北游离在中原文化边缘也有400余年。
即使在唐、明鼎盛时期，古人都将晋北等同于“天涯海角”之地。有“远与君别者，乃至雁门关”“羊马群中觅人道，雁门关外绝人家”为证。
时至今日，晋北地区著名的历史文物，都有少数民族的痕迹：大同云冈石窟、浑源悬空寺都兴建于北魏；应县木塔建于辽代；朔州崇福寺里最负盛名的弥陀殿、观音殿均建于金代。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自诩为“豪爽大气”，晋北人接纳和融合，开放与豁达的思想由来已久。
好在文化是不能割裂的，尽管地域可以划分，成败荣辱也只是历史瞬间凝固的结果。杨家将忠贞不渝、宁死不屈的品性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他们不属于那个地域，也不应该属于那个朝代。
然而站在雁门关的楼台之上，想着北宋杨业愤懑之死的情景，不能不让人想起与之相对应的那个风波亭内含恨而终的岳飞。他们背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北宋、南宋前后当政319年，史学家说那是一个“乱成一片”的朝代。你来我往，谁主沉浮本来是朝代更替的规律，但是，两个皇帝，父（宋徽宗）与子（宋钦宗）一起被俘虏劫持，而后继者（宋高宗）摇尾乞怜，跪拜称臣，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史上也实为罕见。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除了“北宋缺将，南宋缺相”因素外，中国历史上大家熟知的奸臣在宋朝都很有市场，《水浒传》里的高俅，《岳飞传》的秦桧，北宋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中的蔡京，他们位高权重，但都是十足的祸国殃民的奸佞之人，宋朝奸臣辅政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时间长。不论哪一个辅政时间都较长，高俅手握相权20多年，秦桧17年；二是连续执政。奸相接连辅政是宋朝走上没落的最直接原因之一。
文化是困不住的。或许正因为宋朝不曾停息的内忧外患，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化巅峰。文学、哲学、科技齐头并进。后人耳熟能详的名字比比皆是：苏轼、范仲淹、王安石、陆游、辛弃疾、文天祥、朱熹、周敦颐、沈括、蔡伦……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回望西口
大同和朔州大致处于雁门关以北、杀虎口以南的区域，这里曾经是多民族混战的地方，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融之地。与其他地方相比，这里的人们说话直接，为人豪爽，办事严谨不够，但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勇气和毅力。中原文化的仁义礼信和含蓄内敛自不必说，这好比是一块画布的底色，勾勒什么色彩都在它的基础之上。晋北文化的探究不得不让我们了解与之一“墙”之隔的游牧文化。
公元555年，北齐时期将朔州治所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当时称盛乐）越过长城迁到朔州马邑西南。墙里墙外，两地有着揪扯不开的渊源和关联。
走出去，回头望，有些事理会让你更清晰，更全面。
从杀虎口一路往北，不足两个小时就到了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由此再往北越过大青山，就是所谓的“后山”了，近一点可以到达包头市达茂旗的希拉穆仁草原，远一点东北方直抵呼伦贝尔大草原。草原的风光别是一番景象，突出的土丘被青绿的小草覆盖得严严实实。洁白的云朵在不远的头顶翻着滚，挥着手，飘忽而去。远处与天相接的地方，山的圆润的轮廓曲线连绵不断，首尾相连。身处其境，环顾四周，仿佛就是观看一场大型的环幕电影，视觉宽阔异常，感觉分外亲近。
看着草原上零零散散，易于拆迁的蒙古包，回头看晋北，没有一处像晋中南“乔家大院”“王家大院”“李家大院”的院落，这里也曾出现过身价不菲的商贾，权高位重的官员，他们握着手中的巨资权柄或抽了大烟，或居家外迁，或平实度日。由于世代处于频繁的“战争与和平”交替推演中，留给先人的选项确实不多：要么习武骑射、征战沙场；要么躬耕二亩薄田偏安一隅，运气好点的，遇到风调雨顺，老天施舍，勉强度日。大部分时间，即使庄稼长得再好的田地也将成为各民族军人的比武场。几千年来，在我们的思想深处，安逸就是最大的追求。身处战乱不断的环境，人和心都是移动着的，修葺超标准豪华修养之所实在非心所愿，强人所难。以至于现在不少晋北人的心都是飘着的，居无定所的环境造就了无法扎根的心灵。
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的故事就发生在包头达茂旗，在风雪交加的夜晚，在人迹罕至的蛮荒之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地”的困境中，一个11岁，一个9岁，两个女孩保护着集体的300多只羊，坚持到了最后。我相信支撑她们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文化氛围熏陶的结果。呼伦贝尔草原，历史学家翦伯赞眼中的“古代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带着他的军队从这里走出去，统一了蒙古草原，征服了亚欧大陆，曾几何时，他们是多么的不可一世。
同蒙古勇士一样，晋北人或多或少习染了“易创业难守业”的特点。“韧性”是我们共有的品性，凭着坚忍不拔的意志，只要抓住机会，我们都是创业的好手，眼下晋北地区腰缠万贯的煤老板不在少数，但在此基础上做大做强，在全省乃至全国叫得响的几乎没有。
从呼和浩特市往西可以到达久负盛名的鄂尔多斯市，鄂尔多斯蒙古语的意思是“宫帐守卫”，一说守卫，保守的意思相对多一点，但鄂尔多斯前些年的发展，实在让一向自诩为煤海的我们汗颜，人均GDP曾经超过北京、上海，效益竞争力超过香港，国土面积近一半的沙漠植被覆盖率竟然达到70%以上。人们忙碌的身影，积极进取的目光，俨然不像是在内地。也许所有成就的取得就在每个人的眼睛里、脚步上。
现在的鄂尔多斯，原本引以炫耀的康巴什新区，由于房屋空置率太高，人烟稀少，“清洁工比行人多”，人们一说起“鬼城”，一般情况都要把鄂尔多斯说在前列。
谋求做大做强，我们有无以媲及的自信，实现可持续发展似乎永远不是我们思考的课题，所以“冲劲有余，后劲不足。”
回望西口，我们既有游牧文化的粗犷，又有中原文化的阴柔，所以我们有时张狂得能吓倒一切，有时乖巧得能感动自己。我们做事“不争第一，不能垫底”，在地域夹缝中生存，多而兼有的文化就是我们的特点，在交融频繁的背景下，明显带有非汉族的思维模式，同样也是我们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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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山
按说还不到怀念的年龄，可故乡的大山让我常常回到过去，浮想联翩。
小时候，村里来了位外乡的姑娘，穿着连衣裙，很是稀罕，一群山里娃跟在她的身后，扯着嗓子反复喊：“我们村地不平，没见过女人穿裙裙。”那女子扭着身子哼了一句：“一群小山汉！”生在山中，长在山中，懂事后才知道“山汉”一词多少有点儿贬义。
山里人也不避讳，使劲地用“山”组着词造着句：飞的叫“山雀”，喝的叫“山茶”，吃的叫“山药”，吃完了叫“下山”，不着边际的话叫“发山”，同母异父兄弟叫“隔山兄弟”……
有人说，山里娃即使穿上多好的衣服，都抖落不掉他骨子里的土气。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想丢掉朴实如山的品行，稳重如山的气魄，坦诚如山的性格。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土固然是滋养生命的根本，但对待事物的看法、与人交往的准则，往往有惊人的共识，他们思想基因里有着极为相似的认同感，对于好与坏、对与错的评判，几乎如出一辙，所以他们身不由己成为“一方人”。
山里人有“山”一样的秉性，他们说话向来直率，交流起来不需要暗示，不被所谓什么规则左右，举手投足，清澈见底，一目了然。山里人要对你好，那绝对没有二心，再热的炕头，硬是拉你上去，大碗的肉，大碗的酒，不停地催促吃好、喝好。在他们眼里，客人的饭碗从始至终不能见底，否则就是诚意不够。他们自己不喝醉，那肯定是没把客人招呼好。
那时常随父亲下地干活，他顶着烈日在山坡上锄田、割莜麦的情景成了我记忆里永远的特写。黝黑的皮肤，细密的汗珠，弯曲的脊背，600多米长的麦垄，他从来不舒展一下腰，一步一个脚印硬是从地的这边走到地的那边。我猜想，支撑他那不算魁梧壮实的身体努力前行的一定是没有锄完的地和即将落下的太阳。后来，父亲得了胃穿孔，豌豆大的汗珠顺着他的脊背往下淌，他咬着牙，没有哼一声。以后，想起了父亲就想起了他的脊背，就想起了大山，也就明白了啥叫“坚毅如山”。
记得刚参加工作时，听同事私下议论单位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谁是谁的人，谁有多大的“背景”。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背景”一词反复出现，而且像雾一样弥漫到升迁、提薪、调离等多个环节，其举足轻重的作用日渐凸显。一日，回到村里与父亲谈起工作时，沮丧和无奈有意无意流露出来，父亲沉思一会说，走，上山。老家的山不高，不险峻，也不陡峭，准确地说是较大的丘陵。站在山尖，环顾四周，极目之处，一个个山头圆润的被蜿蜒的曲线串联起来，在落日余晖的映衬下，粗犷、雄阔的大山乖巧得像一个个小的土堆。这让人不由感慨：即使拥有千沟万壑，依然是那样恬静。父亲说，他没去过华山，不知道它的“奇险”，没见过桂林，不知道它的“清秀”，更没有身临其境感受过泰山、昆仑的“恢宏”“巍峨”。陪伴我们的是几千年不变的山丘，它们甘于寂寞，它们乐于积蓄，任凭风吹雨打，始终挺着不屈的身躯，这种精神，就是我们的“靠山”。
莫名的纠结，难以按捺的急躁，向“东”向“西”的选择，想想都十分闹心。我相信，我们周围大多数是平凡的人，因为平凡，我们想方设法，绞尽脑汁找寻自己的“靠山”。但是，因为平凡，我们缺乏迎合喜好的经济基础，没有来自第三方有力的声音，凑巧你还是“山里人”的话，那么你更不具备“见风使舵”的潜质、“指鹿为马”的本领，接下来只能是伸长脖颈排查，抓耳挠腮依附属于自己的“靠山”。这条路不管走多长，“靠山”起多大的作用，回头看，就连“靠”上的人都说，真正的“靠山”是他自己。
好多事情就是这样，从起点开始，终又回到了起点。我们深度挖掘周围的“靠山”，往往忽略了挖掘自己，用那么大的辛苦供他人愉悦，用到自己身上，结果也差不到哪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