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赵诚著，24.6万字，实为一部《黄万里传》。多年前曾出版过，经作者修订，陕西人民出版社最近出了全新修订版。两个版本我都看过。应当说此番的修订，内容有增加，装帧有改进，是一个更好的本子。
读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传主黄万里先生，不光是一个饱学之士、忠贞之士，还是一个几乎任何时候都衣饰整洁的儒雅之士。几十年间，虽屡经挫折，但风仪不减，只要有可能，总是西装革履，示人以端庄干练的形象。
究其原委，主要是他年轻时所受的教养。出身名门，幼承庭训，留美多年，风气习染。1911年出生，其父黄炎培，清末举人，著名社会教育家。1934年赴美留学，先获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学硕士，继获伊利诺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
再就是，他担负重责，持身严正。1937初回国，历任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技正、成都水利局工程师、甘肃水利局局长，一直独力主持水利工程与水文勘探。1949年赴沈阳，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
意志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1950年其任唐山交通大学水利系教授，1953年院系调整后，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直到2001年去世。自1957年起，霉运开始。因反对上三门峡水库工程，被打为“右派”，直到1980年才获得“改正”。二十多年间，尤其是“文革”中，曾扫厕所数年，下放江西鲤鱼洲劳动一年多，接着又下放三门峡坝区劳动多年，直到“四人帮”垮台才回到北京。若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精神稍一松懈，早就自暴自弃得过且过，哪里还顾得上什么衣着风仪？
我做了个统计，全书有关黄本人衣着的图片三十三帧，有关黄本人衣着的文字五处，另有两处文字，虽未提及衣着，但可推见。试作研析。
三十三帧图片中，摄于新中国成立前者十帧。除了一张是周岁照，头戴绒帽，身穿花衣，一张是少年照，白色中装，领口紧系，其余八帧，均为西装且打领带。1937年回国与家人的合影，为全身，能看出身穿浅色西装，脚登白色皮鞋。
当注意的是，1940年在四川三台县水利工程的庆典仪式上，背后是乡民，近景多人中，独有黄万里，一身深色西装，白衬衣，浅色领结。再就是，1948年在甘肃水利局长任上，为职工讲课，仍是西装。
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三帧照片，可分为“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三个时期。
“文革”前五帧。分别为第60页，新中国成立初在唐山交大任教时与同事学生的合影，时为冬季，穿中山装棉衣；第76页，1957年夏打成“右派”前与家人合影，西装上衣，大翻领衬衣；第98页，1957年10月刚打成“右派”后与妻子在自家庭院合影，开襟毛衣，翻领衬衣；第209页，1963年夏带长子黄观鸿探望父亲黄炎培，祖孙三人合影，白色衬衣；第132页，1965年夏小女儿参加高考，学业优异却受到父亲连累未被录取，在家中与妻子女儿坐在一起的合影，不太清，似毛衣。这当然是因为时代变了，不宜穿西装了。纵然如此，也不是一下子就变了，全都变了。
不是一下子变了，是说新中国成立初期两三年，在唐山交大，还是穿西装的。他的学生，后来成了著名水利学家的王三一教授，在回忆文章里说：“初见黄先生时，他西装革履，留着日本式的小胡子，喜欢跳舞，翩翩起舞时，神态十分潇洒。”
不是全都变了，是说遇到特殊场合，该穿还是要穿的。调到清华大学后，直到“反右”前，黄一直是水利系工会的副主席和清华教授俱乐部的主任，组织舞会是他的职责，跳舞是他的爱好。有那么一段时间，年轻漂亮的女助教李亚莉，几乎成了他的专职舞伴。据李亚莉回忆说：“黄先生特别爱跳舞，但他没有舞伴，因为黄师母不爱跳。所以，他常常带我和黄师母两个人去，我就成了他的舞伴。”这样的场合，必是西装革履无疑。
“文革”中三帧。一为第140页，似乎坐在自己家里，怀抱两个小孙女，面容肃穆，穿对襟中式棉衣。一为第147页，从江西鲤鱼洲回到北京后，1972年春与在京的姐姐弟弟合影，面容沉静，中式棉衣。一为第149页，1972年春从三门峡水库工地回京探亲时，独自摄于中山公园，头发灰白，面容苍老，身穿厚厚的中山装棉衣，或许是中山装外套，内衬棉衣。
有一段文字，可以想见他在三门峡下放劳动时的穿衣状况，其时工资冻结，每月只发二十元生活费，工作是打扫厕所。据同事沈英回忆：“黄先生心胸开阔，豁达乐观。一个大专家被贬到三门峡打扫卫生，用砖垒厕所……我记得有时黄先生随清华的人去开会，当地人并不知道黄先生的身份，有一次把他也请上了主席台。回来后黄先生又挨批了一通。对这些无端磨难和凌辱，黄先生都泰然处之。他看得很透，知道是怎么回事。每天打扫完厕所后，就在楼道里练太极拳。”这个故事的吊诡之处是，已沦为政治与经济双重贱民的黄先生，仍然衣着整洁而气宇轩昂，以致不明内情的当地干部，把他当成了清华水利系三门峡基地的负责人之一。
还有一段文字，也可以看出黄当年的“形态”与心态。据同事任裕民回忆：“20世纪70年代我在三门峡水利系基地泥沙组。黄先生在这里劳动。他的生活习惯与其他人有点不一样。马路对面有卖小吃的，一般的教授都不买，黄先生不这样，买了之后，就大模大样地吃起来……当时他是大右派，动不动就把他拉出来批一下。一次，把他叫到车间工人那儿去批斗。工人叫他低头，他就低头，他无所谓。‘你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文革”结束到去世前共十五帧。黄先生是右派，对他来说，“文革”结束，还不是苦难的结束，真正的结束，应当是1980年“右派改正”之后。
这十五帧照片中，穿西装者六。其余均为中装、毛衣、医院病号服，还有一帧为背心，系在家中与侄辈的合影。这一时段，取中间值，按1991年计，黄先生已是八十岁的老人，多次住院动手术，早已没有了当年的英雄气概。但是，只要外出讲学，或是正式场合，甚至在家中照相，仍是西装笔挺，一点也不含糊。
这六张西装照，分别是：第187页，1987年赴美国讲学，在旧金山金门大桥边留影；第178页，1988年在浙江大学讲《连续介体力学能量消散率定律》；第218页，1988年与夫人在颐和园留影，外穿风衣，扎腰带；第220页，1997年与夫人钻石婚合影，深色西装，白衬衣，扎领结；第196页，晚年在家中的留影，深色西装，白色衬衣，深色领带；第239页，1998年重返讲台，白色西装，深色领结。这年黄先生已八十七岁，身患癌症且动过大手术，身体很是虚弱，然而，长江特大洪水过后，心里非常不安，觉得有必要把他多年治水的心得与理论，给同学们讲一讲，便主动申请上了讲台。
这件事还要多说几句。按说，像黄先生这样的留美博士、资深教授，在清华早就应当是博导、终身教授，要给研究生上个课，不过是一句话的事。
然而，事实上不可能。他只是个普通教授，连带研究生的资格也没有。不是他没有，是校方没给他，也不对，应当说是他自己主动放弃了这个资格。
20世纪80年代，黄先生曾带过两个硕士研究生。但紧接着，清华大学出台一个政策，凡担任博导者，必须本人申请，系里和学校批准方能担任。水利系和学校领导都认为黄有这个资格，但是黄先生拒绝申请。他说：“写申请，多此一举，有资格的人，也就是能带博士的人，还要写申请吗？不够资格的人才写申请，我够资格为什么写申请？”本人拒绝写申请，领导无法批准，也就失去了带博士生的机会。只能按普通教授对待，到年龄就退休，连硕士研究生也不能带了。当年这样做的，不光黄先生一人，据书中说，还有两个公认有博导资格的人也因此而未能担任博导。
不是博导，早就退休了，要上讲台，当然要给系里写申请了。
好在这次水利系领导同意了黄先生讲学的请求。为了表示对教师职业的敬重，他特地穿了一套整洁的白色西装上讲台。这是此生最后一次授课。
服装，在黄万里身上，某种时候是身份的标志，更多的时候，体现的是一种品质，一种精神的境界。
2012年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