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学术上成就一番事业，有通例，也有特例，相比较而言，通例给人的启示更大些。近读十卷本的《夏鼐日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对此深有感悟。
未读之前就知道，夏鼐先生（1910—1985）是中国考古界泰斗级的人物，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晚年曾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同时知道，他是个有留学背景的人。心想，他定然也像许多这样的优秀人物一样，少小聪颖，志向明确，国内读罢大学，出洋继续深造，孜孜，终成伟业。读罢方知不是这么回事。夏先生入考古一行，纯粹是阴差阳错，甚至入文科这一门，都不是出自本心。然而这些，一点也不妨碍他在考古学界成就一世的英名。
且看他的学术之路是怎样走过来的。
夏鼐，浙江温州人。1927年夏，温州十中毕业，来到上海，考入光华大学附中（高中）。第二年春季开学，以岳父丧事留家开祭，未按时到校，“不料光华附中高中部适于其时划分文、理二科，令各生自行认定。庞元龙以自己认文科，故将余亦报入文科中，余入校始知之，当时分科并不严格，故亦听之”。别以为这是少年时对自己兴致的错判，不，直到上了大学历史系，他还在想着转到生物系呢。
1930年夏，同时考上燕京和清华，光华大学可免试入学，等于同时考上三所大学。他选择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第二年经考试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入学不久，9月18日便到教务处问能不能转系。“吾问如转生物系能否得到允许，据云须系主任及教务长允许……一个晚上，都踌躇莫决：‘到底读文科抑或理科好呢？’”后因他故，未能转成，只好待在历史系，师从蒋廷黻先生认真读书，且与同班同学吴晗组织中国历史研究会。
1934年夏天毕业，又考入清华研究院。历史系仅一人，以最高分录取。几乎同时，清华招考留美公费生。他的长项在中国近世史，但这一年的留美公费生指标里，没有中国历史，与中国历史相近的，只有考古学。要留学，只有报考古。也不是容易考的，参考者中竟有河南大学考古系的主任。可他还是考上了，且成绩在北平参考四人中为最高。
清华研究院为他聘请的研究生指导员是傅斯年和李济二位先生，依学校的安排，可先去安阳考古基地实习一年，然后出国。按说这下该死了心，矢立志于考古事业了吧。真要这样，就不是夏鼐先生了。3月间在安阳，得吴晗来信，说1935年度的清华留美公费生名额里，有经济史一门，他的心又动了。于是让吴晗替他问梅贻琦校长，可否保留去年考古生的名额而参加今年经济门的考试。5月初，吴的信来了，说梅校长“意见如欲考经济史必须放弃考古学，因兄为本校学生，如一通融，必将引起各方责备及纠纷也……结果如此，殊令我失望，恐我只好咬牙硬干矣”。也就是说，只能今年留学且学考古了。
这样，1935年8月来到英国，入伦敦大学，师从考陶尔德研究所的叶兹教授学习考古学。没过三个月，他就看出这个叶兹教授的底子，“是一个不懂中文，又不懂考古的人，做起中国考古教授，却有点滑稽”。而这时，还有一位史语所派出的年轻学者吴金鼎，也在跟着叶兹学习，“条件是允减低学费一半，以襄助指导他人写论文为条件”。不管别人怎样，他是再也忍不下去了。1936年4月，毅然离开叶兹教授，投师到伦敦大学考古系主任格兰维尔教授门下，学习埃及考古学。同时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写信，要求延长一年留学期限。再后来，又去埃及参加考古发掘，终于获得博士学位于1939年回国。
对夏鼐与吴金鼎两人，面对叶兹做出的不同选择，李济有个刻薄却不失公允的评价。1937年5月间，李济来伦敦讲学，见到了在英国学考古的几个年轻人，据同在英国留学的曾昭转述，“李先生曾谈及叶兹教授，此后决不再送学生跟他念书，说吴君太老实，不知变化，颇赞成我去年的转系，说这便是南人与北人气质的不同”。
学术上成功的通例不必说了，作为特例，夏鼐先生最为可贵的是，有着浓厚的读书兴致。“我曾几次对友人说，我的念书成了瘾，用功这字和我无关，要克制欲望读书才配称用功，上了瘾的人便不配称用功。不过我的读书瘾是喜欢自己读书，不喜欢有教员在后面督促着。”喜欢读书，逢考必赢，可说是夏先生成功的不二法门。
2012年12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