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学文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再一次处于关键性转折时期。在其初期，抗日战争正呈胶着状态，中国的未来似乎还不明朗。而在其最后一年，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建立，拉开了中国快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帷幕。毫无疑问，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战争的重要部分，其过程及最后中国人民的胜利，是中国对世界的重大贡献。虽然就中国而言，这是一场民族战争，但同时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抗日战争是日本作为先发国家，在建立基本的工业体系后对后发国家的战争。不过，这次战争不同于几乎是半个世纪前的甲午战争，它以日本的失败而告终。其后果是，迟滞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并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强化了中国从农业文明的巅峰跌落后，追赶先发国家的凝聚力。在中国被迫走上救亡图强现代化道路的同时，面临着另一个至为艰巨的使命，就是文化的重建。其核心问题是难以抵御现代文明冲击的农耕文明，如何改造自己，使之适应现代化的历史要求。虽然这一任务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完成，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历代的有识之士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山西作家，特别是被称为山药蛋派的作家所做的贡献至为突出。一是山西作家由于自身的经历，对中国农民的生活、情感十分熟悉，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做出了十分生动、典型的表现。二是山西作家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能够敏锐地感受到时代所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社会生活、个人命运的影响、改变。三是山西作家的创作激发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表现了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人个体所蕴含的主动性与创造力，以及在正确价值观引导下民族的凝聚力。四是山西出现了一个具有基本相同的审美风范的创作群体，并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审视那时以来的山西文学，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山药蛋派作家的创作。这一创作流派出现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延续了半个世纪左右，并影响了整个中国的文学。直到今天，其创作精神、表现方法、美学风格仍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虽然我们已经难以说今天的作家中谁属于山药蛋派，但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在文学日益多样化的态势中，山药蛋派的生命力、影响力依然强大。这一流派，以赵树理为代表，以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为主将，以众多的在不同时期出现在文坛的数代作家为基本阵容。其构成，除山西地区的作家外，周边地区也有许多人自认为属于这一流派。可以说数量庞大，延续持久。从时间的角度看，这一流派作家的创作横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及改革开放后的大部分时间。即使是今天，虽然我们已经不再把哪一个人归为山药蛋派，但仍然有很多人秉承其创作追求与表现风格。这一流派作家的创作在体裁上也表现出突出的丰富性。除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外，他们还有大量的中长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作品。更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在戏剧与电影领域同样具有重要的贡献。比如赵树理就说自己是生于《万象楼》，死于《十里店》。他对中国传统戏曲的熟悉、热爱，以及执着的创作超过了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这一流派对新中国电影的发展进步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不仅具有开创之功，而且许多作品成为中国电影的标志性成果。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扑不灭的火焰》《新来的县委书记》《咱们的退伍兵》等等。虽然这一流派的作家并不从事理论研究，但在他们不多的讨论创作思想的文章中，建构了自己的美学理论，并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度时期甚至成为我们创作的重要准则。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流派是一个典型的文学流派，具有关于文学流派的全部要素。它有自己的创作理论，有基本一致的创作风格与美学追求，有自己的代表性作家。特别突出的是有相对稳定并绵延数代的创作群体及大量地产生了有重大影响的作品。这个流派是中国文学史上团结了最大量作家的流派，是延续时间最长或者至少可以说是之一的流派，是涉及体裁最为广泛的流派。更重要的是，这个流派对中国新文学，以及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正因为此，山药蛋派成为中国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现象。不仅仅是前面所提的作家，以及与他们大致同时开始创作的作家中有很多人遵循其创作理念，并被归为山药蛋派，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中，仍然有数代作家基本表现出相同的创作风格。同时，山药蛋派也是一直以来文学界非常关注的研究对象。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这一现象进行讨论，并延伸出许多更加重要的理论话题。这些话题从多个方面就其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贡献进行了分析，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我以为，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是十分突出的。
首先，山药蛋派开创了中国新文学的新样式，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模式。中国文学一直具有关注社会、人生的优良传统。中国新文学不仅继承了这一传统，而且在表现社会、人生的努力中把普通劳动者作为主要描写对象。这是中国文学的进步。但是，这些描写往往存在与描写对象疏离的倾向。不论从语言表达、细节描写、情感状态等诸多方面，都与这些引车卖浆者有这样那样的距离。山药蛋派作家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态。他们不仅对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北方农民的生活非常熟悉，而且也改变了那种“疏离”的状态，是真正从农民的视角来写农民的。这使文学与其表现的最普通的民众之生活、情感、愿望统一起来。这些作品是真正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是表达普通劳动者精神追求与人生愿望的。从而我们也可以说，是最生动典型地体现了写人民大众、为人民大众的。由于这批作家出现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从时间上看，正生动典型地体现了中国新的历史时期对文学的期待，因此也成为中国新文学的样板、方向，成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文学创作的重要模式。
其次，山药蛋派极为生动地描写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价值体系，以及人们的情感状态。这种描写不仅具有文学意义，而且具有极为典型的社会文化学意义。从他们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穿透漫长历史，了解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在农耕文明时代最基本的存在样式。包括其间的人们是如何劳动生产的，其婚姻、家庭、伦理关系是怎样构成的，人们遵循什么样的价值观，并在这样的价值体系影响下选择自己的生活等等。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山药蛋派为我们勾画出一幅农耕文明的“清明上河图”。这种生活状态虽然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发生了变化。但是，其变化是一种渐进的过程，而不是突发式的、断裂式的骤变。以至于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这些作品中看到农耕文明形态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顽强存在。
所以，最重要的，是山药蛋派为我们描写了中国农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之中，更主要的是表现在精神生活之中；不仅体现在外在的社会结构上，更主要的是表现在内在的人格价值中。这种极为深刻的转变有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时代背景，即中国在经过一百多年的艰难探索之后，由于新生政权的出现，真正迈开了工业化、现代化的步伐，不仅对中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对人类发展进步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是如何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出于民族大义组织了起来，并为自己的尊严、幸福进行顽强的奋斗。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们更多地描写了新生政权之下农民的生活。多少年来一家一户分散的社会细胞在共同的目标下被组织起来。社会结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伦理关系、价值观等都发生了改变。农民不论从政治、经济、伦理等诸多方面都不再依附于地主、家长、宗法关系，其独立性得到确立，创造力得到解放，人的自觉意识被唤醒。这种改变是中国社会最深刻的改变，是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迈进的必然过程。觉醒了的劳动者不再是别人的附庸，而是自己的主人。他们热爱新生活，并且为新生活的到来努力奋斗。在他们身上，虽然仍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局限，但是，社会的主流是进步的，是美好的，是能够使个人的创造力得到发挥，并实现其价值的。
山药蛋派作家对中国新文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中国新文化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是对现代汉语的完善及大众化。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是白话文成为中国的书写文字。这一变革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文言文具有表意凝练、内涵丰富、书写简洁等优势，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但由于其解读的模糊性，不能适应工业化的要求，也难以被更多的普通民众接受。白话文的出现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经过包括鲁迅、胡适、钱玄同等早期学人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完成了由口头语言向书面语言的转换，但其完善需要一个过程。这主要是借鉴外来语言使汉语欧化的倾向，以及脱胎于古代汉语而存留的古奥的表达使白话文，或者说现代汉语显现出明显的过渡特征。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白话文的早期，还没有成为能够被普通大众接受的书面语言。山药蛋派的作品大量地吸收了民间口头语言鲜活、生动的元素，扬弃了其中生僻、粗俗的成分，改善了欧化、古奥的因子，使现代汉语具有了更加生动丰富的表现力、更为完美典雅的结构形式。不仅使现代汉语在语法结构上更加合理，而且表情达意更加准确、生动、鲜活、丰富、高贵。由于山药蛋派作家及同时代人们的共同努力，这种适应时代要求的新的语言形式被更为广泛的大众所接受使用。
山药蛋派作家的人生经历与创作成果也最为典型地表现了作家的社会良知。这是一些真正热爱人民，特别是普通民众的作家。他们没有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宠儿、精神的贵族，而是认为自己就是普通劳动者中的一员。他们为民而喜，为民而忧，为民而作。他们感时忧世、心怀天下，对人民的冷暖寒苦牵挂于心，对国家的未来命运殷殷于怀，对生活中的丑恶现象旗帜鲜明。在他们的作品当中，总是倡导那些美好的情操、奉献的精神，并给人以向上的力量。他们并不回避生活中的艰难曲折，但从来没有丧失对国家、民族的希望。虽然他们个人的命运并非一帆风顺，但无论如何，他们热爱生活、热爱国家、热爱我们民族的痴情一如既往。他们强烈的民间情怀、家国意识，以及为人民大众代言的品格、用文学来影响社会改造人生的追求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非常突出的现实意义与重要的引导意义。他们淳朴的、温暖的、活色生香的、如诗如画的审美风格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并将一直如此，散发出艺术之动人光芒，并照亮人生，穿透历史，直达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