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我在山头村工作的时候，开始是住在独身汉赵满满的土窑里。那眼土窑是在村边子上，窑洞非常潮湿，后窑掌上塌了桌面大的一块土圪垯。窑顶用些乱木石撑架着，看去很危险。赵满满在这土窑里住了很有几年了。他有一口小铁锅，是给人家推磨赚来的。还有一个毛口袋，天凉了当盖的，天暖了当铺的。还有一些破破烂烂的什么东西和乱七八糟的圪针柴草堆了半窑洞。
初来这村，村公所通信员把我引到赵满满的窑洞里。通信员对他说我要在他窑里住。赵满满马上手忙脚乱起来，扑过来，扑过去，忙着整饰窑洞。他说：
“村里好窑好房有多少，怎么要住我这光棍窑哩，唉！唉！活得不像个人！连个猪圈还不如哩！”
我告他说穷苦人家都是这样，没办法闹得干干净净，不必着急打扫。他哪里听，只顾把那一堆柴草和圪针往窑外拥。霎时间，闹的满窑灰飞尘扬。我帮他把柴草拥出窑洞以后，我就拿起笤帚扫地，被他一把夺过去，说：
“这可不是你们做的营生。”
一会儿，他又给我烧水，因为窑洞潮湿，又刮着老北风，炕洞子也多年不修，走风透气，溜了一窑洞烟。我听他在窑洞里大声骂道：
“老爷爷穷了，火神爷也不抬举啦！用着的鸡就杀不死了！”
赵满满在窑里骂灶火不快，骂锅子太小，骂火柱太短，骂老鼠掏了他的炕洞，窑里的东西几乎叫他骂遍了。我告他说，我不想喝水，不必烧了，他却不听。我一面听他大骂，一面听见火柱捣得炉台“咚咚”响，到后来，赵满满把火柱往门外一扔，就从窑里跳出来，炉烟熏得他两眼发红，口口声声抱歉。
“嗐！嗐！同志，实在没法。穷得连口水也不能叫同志喝，这还算个人家！活着还不如死了好哩！”说着，眼泪簌簌落下。圪蹴在门口唉声叹气。
虽然不久以后，他就搬到地主的油笔彩画的窑洞里，我初来时的印象，却永久难忘。我花了很多工夫从别人口里和他口里，到底了解了他的身世。
赵满满原初是个租地户，也有婆姨和孩子的。赵满满的地主是张家山的张万千。赵满满就在张万千手里栽了跟头。
有一年地主张万千来收租，赵满满看着把他的米快装完了。心里疼得如刀割似的说：
“财主老人家，不多了，留下几颗吧！我们吃上，明年好给你老人家受苦，都装走了，明年受不成咧！”
张万千说：“不用你受了。你看看这账吧：年年交不清，年年交不清！光欠租就有三石多，照你这样子，再一辈也交不清。”
赵满满跟着他的粮食，一步不离，从窑里走到窑外，他拣最好听最可怜的话央求地主，地主一口一个“没良心”，他看着他的粮食抬到骡子的脊背上，他忍不住了。他追上骡子，用力一推，就把粮食从骡子上推下来，趴在粮食口袋上痛哭。张万千吼了一声“造反了”，举起棍子就打，打得赵满满满地打滚。张万千吩咐把粮食驮起，刚走到村口，赵满满早躺在路口等着了。张万千看看没法，就答应借给满满老汉二斗米，叫他跟着去背。到了张万千家，并不是借给他二斗米，却是一顿乱棍把他打出门来。他被打得走不动，就爬回家来。他婆姨见他被人家打成这样子。痛哭一夜。赵满满说：
“这就是咱受苦人的下场。他吃咱家的租子无其数了，不借米也罢。唉……地也夺走了。人家嫌租子少，又加了租，把地转租出去了。”
赵满满一直到第二年开春，才能下炕走动。也没租下地，眼望今秋又没指望，婆姨和孩子，陪伴着他饿成个黄莩，心里就打了卖婆姨的主意。在原先也舍不得，苦熬苦受一辈子，娶下个婆姨，如果卖了，以后怎办？又想道：不卖又怎办，连自己的嘴也糊不住，怎能养活他们！思谋来思谋去，还是要卖。她娘家没人，没人主，卖了也没人说话。只是他的婆姨待他很好，怎么好开口？一直到“春困三月”，一家三口饿得见了西北风也要吃几口，再也没法了。赵满满就对他婆姨说：
“你跟上我也受够了。与其一家子饿死，倒不如各鸡刨各食，也许能逃个活命，你再寻个人家吧！”
他婆姨不愿意，说是讨吃也要在一搭。
赵满满说：“跟上我这穷命，连累得你母子俩饿死，我心上也过不去。说是讨吃，正是‘春困三月’的时候，年时又是荒年，讨吃还能糊住三张嘴咧？你们在一天，我这肩上好比放了千斤担子，你们一走，一来你们逃个活命，二来我也不操这份心了。我生来命穷，就该我一个受罪，就是饿死，饿死我一个，没牵没挂，死了心里也清静。”
婆姨怎也不肯，两口子直是对哭。赵满满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一定要卖他们。人家不给钱也可以，只要他母子能逃个活命也就好了。有一天，他虚说去讨吃，就引上他婆姨和孩子，到了后山，卖给了一家土财主，他在那张文书上，寒心地押了手印以后，就背了二斗米回来，渡过了春荒。
赵满满自从卖了婆姨，自己觉得理短，所以也少和人谈话。他租不出地来，只是靠揽长工打忙工过日子，他不愿在本村做营生，他怕人家问他卖婆姨的事。他多半是到外村做营生。
他对大人们不大说话，对小孩子可亲热啦。他看见那些孩子们笑了是可爱的，哭了也是可爱的，甚至孩子们骂他也不说甚。那些孩子不知从哪里听说他也有个小子，就问他：
“你不是有个狗娃吗？”
“唉唉！对了！人家要叫他活着，如今有你们这么大了，走时才两岁呢。”
他为了和孩子们亲近，下工以后，就把赚来的工钱买许多烧饼，把孩子们引到村外树下耍。他拿一个烧饼问：
“谁摸我的胡子，给吃一个饼子！”
孩子们听说给吃烧饼，都抢去摸赵满满的胡子。赵满满的花白胡子里好像生出了许多小手手，那些小手手就在他的嘴边乱动，他高兴极了。他笑着说：
“一人一个，一人一个。”等到孩子们吃饱了，精神也来了。他就问孩子们：
“咱们该作甚哩？”
孩子们吼道：“要筛灰！”
孩子们一齐扑到赵满满老汉身上，七手八脚把老汉放倒。扯腿的扯腿，扯胳膊的扯胳膊，就把赵满满筛一顿灰，直把赵满满筛成个土人，就是这样，他也是高兴的。等他爬起来以后，孩子们都跑了。他自言自语地把身上的土拍打一顿，走回他的窑洞里。他想着他的老婆和孩子，流着眼泪直到半夜，第二天他又去上工。
他每逢想起他的老婆孩子的时候，就买烧饼引逗孩子们，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才是快乐的。但是他没钱买烧饼的时候，孩子们就不跟他耍了。
虽说那些吃屎娃娃不懂事，却有一次大大帮助了赵满满。有一年快过年了，赵满满没钱去担炭，就拿了一把香和一刀黄表去换炭，一出村，就碰上了一群担炭的孩子们，他们就一齐去窑上担炭。那些孩子们有的是拿了钱，多半是用个小口袋装了米或豆子。窑掌柜一个一个把孩子们的箩头装满以后，赵满满就走过去。问能不能用香表换一点炭。掌柜的把头一扭，给了赵满满一个后脑。赵满满说：
“李掌柜，撂下香表，或多或少给我一点炭，过年还没烧的哩。”
赵满满等了一阵儿，李掌柜却说：“我们这里没这规矩。”
赵满满又是说好话，人家叫他另处去说，说是忙得顾不来听这些废话，赵满满气得没法，圪蹴在一边哭了。心里思谋道：“当了个掌柜的就这样威，居了官该怎呀！穷人怎活哩！”他正思谋，一群孩子跑来问道：
“满满老汉，装起没有？怎不走哩？”孩子们走到跟前一看，说：“怎还没装上，我们在路口可等你多时了。”
赵满满就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孩子们就把老汉拉到路口，有一个说：
“我给满满老汉两块大的。”
又一个说：“我也给两块。”
又一个说：“每人给满满老汉两块炭。”
有一个不愿给满满老汉，说是怕回去挨骂，其余的孩子都抢过来说：
“怕挨骂，就不要吃老汉的烧饼，不要和我们一搭来担炭来。”
那个小孩受到大家的批评，也给满满老汉的箩头里添了两块炭，并且与大家约定，回去谁也不准说。
赵满满担起两箩头炭，高兴得眼泪也抛出来了。一路上，孩子们直骂李掌柜不是人，说说道道回到村里。
赵满满的生活就这样：有时下地，有时推磨，有时和孩子们说笑，有时一个人和他的窑洞吵架。
赵满满就这样地过了十来年，直到如今土地改革的时候才算翻了身。
在分配土地的时候，赵满满的婆姨引着他的孩子忽然回来了。她回来得那么突然，连赵满满都有些不大相信。
那天黑夜，代表们在我住的窑洞里开会讨论分配土地问题，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忽然有个婆姨引着一个孩子走进来，那婆姨衣服破烂不必说了，头发也多时没梳，乱蓬蓬价越发显得瘦了。那孩子也饿得只剩了两个大眼睛。她手里拉了个棍子，问道：
“工作团住这里？”
我问她是不是河西的难民，她说：“我们听说分地哩！是从后山回来的。”
代表会主席是个退伍军人，名叫何正身，他问：“你有介绍信吗？”
那婆姨又说：“我们是讨吃的，去哪里开介绍信？”
何正身又问：“你是哪村的？”
她说：“我就是这村的，我男人叫赵满满，不晓得还在不在？”
一听说是赵满满的婆姨，开会的人都惊慌了，他们半信半疑地看着她。我们告她说：赵满满翻身了，搬到地主院去住了。她有气无力地说：
“十年来，就盼的个如今哩！”
何正身和我引她到赵满满窑里。赵满满才做饭，何正身一进门就说：
“满满老汉，看我们给你引了个谁来了？”
赵满满猜不透是谁，他把火柱放下，走到他婆姨面前，看来看去，认不清是谁。那婆姨说：
“我们回家来了。”
赵满满心想：这是谁回来了，他疑心起来。他伸手把锅台上的那盏高脚灯端在手里，走过来，支在他十年不见的婆姨面前，仔细看了又看。他看见她不像他的婆姨，却分明又是他婆姨，看来看去，样子虽然变了，确实是他婆姨，当他疑惑不定的时候，他婆姨把孩子推在他跟前说：
“狗娃子，这是你爹！”
赵满满老汉听见这熟悉的声音的时候，他的身子和那盏麻油灯突然地倒下来，这暂时黑暗的窑洞里，只有炉火发出跳跃的闪光。在这炉火的闪光中老两口的脸掩在手里，失声痛哭。
马上我们又把灯点着，赵满满老汉把狗娃子拉过去，搂在怀里，好像怕他跑了似的。他在那里不言不语，用衣襟给狗娃子拭鼻涕和眼泪。
何正身说：“多年不见，见了面正该高兴，怎就哭了。”
我们劝说了一阵，老两口就转哭为笑了。那婆姨说：“谢天谢地，这全是托毛主席的洪福哩！我们总算活出来了。”
不一会儿，男女老少就把窑洞挤满了。那些婆姨们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赵满满的婆姨就把这十年来的苦处告他们，她说：自从把她卖到后山那家土财主家，一天没有两顿饱饭，倒有两顿饱打。人家买下她，就当成长工子使唤，地里受了家里受。人家说狗娃是个吃手，成天打的要卖哩！她看看母子俩活不出，就偷背上狗娃子翻过山到州里讨吃去了。狗娃子长到七岁上，就跟上人家放羊，她自己就揽了工。一直到如今，听说要土地改革分地哩，娘儿俩就一路讨吃回来。
老婆婆们说：“你原初就不该去州里讨吃，恓恓惶惶受了这十来年。”
满满家婆姨说：“哎呀呀，老人家，那时回来有两难哩：一来他爹也养活不了我们，二来那家土财主又要找麻烦，到头也闹不过人家，倒不如逃得远远价。我们在那边也土地改革哩。人家说这里也土地改革，众人起来把地主也闹倒了，土地也分了。前几年还怕后山地主找来，如今他们叫众人闹倒了，还怕甚哩！”
一个老婆婆说：“说起翻身，从前谁敢到这院里来站一站！如今能坐在这窑里！听说毛主席也是贫寒人家出身，扶下不扶上，咱们才得翻身哩！”
有几个婆姨忙着给她娘俩做饭，代表们从保管室拿来了衣服和棉被，并且做了决定：赵满满的婆姨和孩子也同样分一份土地和其他财物。大家高兴极了，窑里充满了快乐的说笑，不知道谁带来了个管子，吹起了很好听的“道情”。赵满满一家三口，从十几年，几十年的苦难生活中，一步踏进了土地改革后的新社会里，乐得他们也眉开眼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