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生，祖籍山西省榆次。1953年参加工作，个性落拓不羁，1957年被错划右派，时年方19岁。一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退休前为尖草坪区文联副主席。1955年在《山西文艺》发表的处女作《新星（外一首）》，获1956年山西文学三等奖，成为当年唯一获奖的诗作。先后在《山西文艺》《火花》《山西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20余篇，其中部分作品收入山西人民出版社的文选集，成为1956年参加全国第一届青年文学代表大会的代表。
◎磨刀雨
一
1957年，我在西峰煤矿搞技术工作。套现在的职称，大概就是个助理工程师。真可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这个不满二十岁的年轻人，竟因为爱上了一个当时也被一位刚刚失偶的部长大人爱上了的姑娘而三打两打，打成了“右派”。于是，先在矿上劳动，继而，参加市里组织的援建大队到浍河水库改造。不知是由于自己的劳动表现，还是因为我有个不远不近的本家叔叔在市里做着不大不小的官，水库工程一结束，我竟意外地被分派到凤凰岭去教书。
天下的事，真是无奇不有。我这个不能继续从事技术工作的右派助理工程师，竟然堂而皇之地被组织正式分派到远离皇帝的地方，做起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一做，就是整整二十年。
1978年春，一纸调令，把我“落实”回县上，出任县文化局副局长，还破格破例，给我分了一套在当时令许多人羡慕的双套间平房宿舍。
搬家那天，我激动地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门上——
喜迁新居第一春
痛思寒窑二十冬
不知是因为新春正月，还是因为喜迁新居，或者是因为我荣调县衙，反正搬了家那几天，家里客人不断。除了机关刚刚结识的同事和下属的一些同志外，便都是凤凰岭的山野乡人。来时，他们手里拎着一包点心，走时，都扔下了一句相同的话：“张老师，以后少不得麻烦你。”
中国人是很讲良心二字的。我这个右派能在凤凰岭安安稳稳地待了二十年，甚至在那连灵魂（何况皮肉）都要触及的“大革命”中，一根毫毛未损，凭良心讲，还不全仗他们的庇护。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理应为他们尽犬马之劳。然而，我到县里后竟什么也没为他们做。后来，我这个文化局副局长对于他们来说，显然是一个无用的人，确确实实是个无用的人！他们要开坑口挖煤，我无权审批；他们要做买卖，我管不了发证；他们的车被交警队扣去，我替他们要不回来。
一起滚泡了二十年的乡亲们就这样渐渐地和我疏远起来。偶然在县里碰上那些来开会的村干部或是来办事的村民们，还免不了要远远地、甚至是亲热地叫一声“张老师”，然而，我比谁都清楚：此时，“张老师”在他们的心目中的分量，远不如那时在幽暗的窑洞里批改作业的“张老师”了。因此，每想到“以后免不了麻烦你”的话时，心里便涌起了一股难以名状的歉疚，还拌着一种撕心裂肺的痛楚。
今年，我被“切”了下来，成了一个真正无用的人。这对于我这个既无官缘也无官瘾的人说，简直是一种解脱。我想，以后再不会有人说“麻烦你了”，然而——
“张老师，又麻烦你来了。”人和话是同时进屋的。
来人是范老大。
二
范老大，实际上也是范老小，独苗一根。
尽管山里人的日子过得够艰辛，可对于咱们历来把生儿育女视为最神圣最伟大的一件事的中国人，范老大一呱呱落地，父亲就喜滋滋地给他起了极其俗气却又极有分量的名字：范老大。他决心要为社会创造最大财富，老二、老三、老四……然而，还没等老大学会走路，年轻的母亲竟因病撒手而去。爹抓屎弄尿，又是爹又是娘地把他拉扯到十四五时，也到另一个世界觅他娘去了。
农业社没有遗弃这个可怜的孤儿，发给了他一把铲，一根鞭，跟铁头老汉放起了羊。
人，总得给碗饭吃——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集体化的最大优越性。
我到凤凰岭那年，范老大已经接替铁头老汉当了大羊倌。
第二年，比我早一年分派到凤凰岭教书的一位女教师，不知是吃了天胆，还是嗅觉失控，竟闯进了我的生活，打开了那扇早已关闭了的爱情门扉。
很快，我俩结婚了。
婚礼，是队里为我们操办的；新房，是队里为我们安排的；那就是范老大空着的一间土打窑洞。
范老大是我的房东，可不收我的房租。头几年，他说：“你们刚结婚，正用钱哩！”不收。过了几年，他又说：“你们上有老，下有小的，花销大着哩！”还是不收。在我要离开凤凰岭时，我和老伴商量，不能一走了之，这样，会抱憾一辈子。于是，我把老伴从牙缝里、裤带中积攒了多半辈子的三百块钱拿去给范老大。不料，一下激怒了他，仿佛我手里捧着的不是钱，而是一把刀！一包炸药！只见他“腾”地从炕沿上站起，瞪着几乎冒出火苗的两眼，额上暴起的青筋和那永不修剪的络腮胡剧烈地颤动着。我想，惹了祸，他一定会大发雷霆。然而，出人意料他竟颓丧地又坐在了炕沿上，丝丝悲凉从他的嘴角边和眼睑中掠过，他极其平缓而沉重地说：“张老师，咱弟兄们这二十年的情谊，就用这钱来结绾吗？”
我真难以置信，这样一句扔到哪里都会砸一个洞的话，竟会出自一个只上了两三年小学的放羊汉口中，我的心口，犹如戳了一刀。钱，从我发抖的手中，一张一张落在地上。
是的，这二十年，这风搅雨泪和血的二十年，范老大所给我的，凤凰岭乡亲们所给我的，难道能用钱补偿的了吗？
我落泪了。二十年来，第一次落泪了。这泪，不是从眼里溢出（泪泉早已枯竭），是从心底涌出，心底！我扑上去，紧紧地搂住他。
“我的好老大，我的好兄弟！原谅我。”
他猛地把我推开，顺势一拳，“嘿嘿”一笑：“这就对了。”说完，他起身蹲到地上，把散落着的钱一张一张拾起，然后整好，往我手里一塞，说：“只要日后不去卖红薯，就足够了！”
我接了钱，说：“那这钱，我给弟媳留着。”
范老大憨憨一笑：“那就等咱凤凰岭长起梧桐树吧。”
凤凰岭没有梧桐树，倒有满山遍野的圪针窝。就是这个叫作凤凰岭的千人小村，俊鸟全飞了，凤凰却不来。我没有精确统计过，但粗略一算，那大大小小的光棍，也足能组建一加强连。范老大自然是这个连的老兵。
光棍多，风流事也多。范老大服役最长，自然那些事也就更多。别看咱们这个被几千年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禁锢的古老大地，我敢说，在性意识的开放上，绝不比任何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逊色。
范老大没有老婆，却拥有好几家的老婆。他几乎把所有的空闲和精力，都给了这些老婆。他替她们摇耧、点种、锄草、收割，帮她们担水、和泥、脱坯、打墙，总之，他能为她们做的全做了；她们需要他干的都干了。而对于咱们一贫如洗的庄户人来说，除了炕上的那一点欢愉外，还能给范老大什么回报呢？
说不清，这到底是一种情感的交融，还是一种劳动价值的交换。
就在粉碎“四人帮”的前一年，大队革委会主任刘明告诉了我范老大的一桩最新艳闻。刘明说，这是范老大亲口告他的，绝对真实。
这一年，打春以后就再没落过一场透雨，整个凤凰岭被老天把衣裳剥了个精光，赤裸裸地承受着烈日的灼烤。范老大吆喝上他的队伍到离凤凰岭二十里以外的后山去放牧。
那是一个炎夏的中午，范老大赤身露腿坐在一棵大槐树下看着羊儿在草坡上贪婪地觅食。忽然，羊群骚动起来，他警觉地往起一站，只见那只健壮、高大的羝羊正扬起前蹄肆无忌惮地搭在了一只母羊的胯上，这对放了二十来年羊的范老大，本是司空见惯的事，可今天，不知怎的，心里竟涌起了一阵难以抑制的躁动。全身的血管被膨胀得就要裂开了，那身上仅留着的说不清是白是灰是黑的裤衩里的那个小物件也随着被膨胀了的血管勃了起来。妒忌、羡慕汇成了一股难以压抑的怒火，在范老大心里熊熊地燃烧起来，他操羊铲铲起一块石头，朝羝羊狠狠地打去。
“你比老子还活得痛快哩！”
范老大太火了。石头竟摔到了土崖下，接着就是“哎呀”一声——一个女人的声音。
范老大慌了。那阳物顿时龟缩回去，他顾不上披衣，赶紧朝崖边跑去。
崖下，一个女人刚拉下裤子蹲下撒尿，一块石头就从天而降，幸好天石有眼，侧着耳边落下。她还惊魂未定，一个壮实的汉子已从崖上跳了下来，立在了她面前……
打那以后，每隔十天半月，范老大总要大圪出面小圪出米背上到后山里去，有时，我悄悄问他：“是不是去看相好的。”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憨笑着。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女的是邻县后山桃花峪的一个寡妇，男人是个小地主，几年前被红卫兵折腾死了。
我急切地盼望范老大早点把家成了。可秋去冬来，春归夏尽，总不见他婚动。
一天晚上，我叫老伴炒了几个菜，请范老大喝酒。我知道，酒最大的功效，就是能使人说真话。
我和范老大连干三杯后，我说：“老大，你还认张老师这个老兄，就给我说实话。你和桃花峪的那个女人，到底是咋回事？”
他嘴角抽搐了一下，伸手又举起了酒杯，讷讷地说：“不说这，咱弟兄俩喝，喝——”看得出，他有难言之隐。
“老大，咱弟兄们有啥不好说的，讲出来，也许老兄能帮你一把。”
“你？——”范老大突然瞪起眼，直愣愣地瞅了我半晌，无力地说：“你帮不了我，谁也帮不了。”
我真急了。难道我企盼了许久的，又是一个桃色的泡影！我说：“怎么，人家有了？”
“嗯，有了！”他说得很低，却很肯定。
希望一下从峰巅跌落在深谷，破碎了。我替范老大悲哀，也为他气愤，难道天下的女人都这么无情无义。
我连灌了两杯。“算个！”酒，冲掉了我的斯文面具。“老大，不要再吃着碗里，瞅着锅里了。咱凤凰岭的女人也够你伺候的了。”
他不愿说这令人不快的事，我也不能在他的伤口上再撒盐。于是，我俩一杯又一杯地喝着闷酒。直到瓶底朝天，方收了摊子。
临睡时，范老大握着我的手说：“张老师，请你不要对别人讲，是有了，真的，有了！”
后来，我和刘明闲聊，才知道，我上了范老大的一个大当。原来，范老大说的第一个有了，就是范老大自己，他说的第二个有了，便是他给那个女人播下了种。
然而，那是一个有情人未必都能成眷属的年代。
范老大是凤凰岭的贫协主任，而那个女人是一个地主的遗孀。为此，范老大请示过经过革命洗礼，已站出来的革委会主任刘明，刘明说：“老大，野地里的事咱不管，可要领回来落户，却要掂量掂量。贫协主任和一个地主婆睡在一个炕上，合适吗？”
说真的，刘明的这一番话，要是说给我这个被历次运动撵乏了的兔子，定会被镇得出一身冷汗。可范老大却不尿这一套。你既不能把他这个三代赤贫的后代打成地主分子，更不能把他开除了球藉，大不了摘掉那顶他并不稀罕的贫协主任的乌纱帽，这算个蛋。
好梦难圆的真正原因还是一个“穷”字。领来人家怎么活，不准落户，就没口粮。总不能让人家跟上自己挨饿吧。
就这样，范老大的婚事一直拖到1980年，才到桃花峪把他们娘儿俩接到了凤凰岭。
凤凰岭依然没有长起梧桐树，却飞来了凤凰。这是党的三中全会招来的，这是党的富民政策招来的！
村里的地分了，集体的羊群散了。刘明找范老大说：“老大，你那倌儿也当不成了。我已和乡里打了招呼，就帮老弟，在村委会干吧！”
范老大说：“咱倌儿瘾也过够了，要想真帮老兄一把，就请给咱作个保，到信用社贷点款吧，我想做小买卖。”
这对一个村委会主任来说，只不过是抬手之劳。他为他办了。
范老大贷了两千块，又把自己的十来只羊卖掉，在村里最聚人的庙圪垛上，搭了一间简易得再不能简易的土坯房房，便轰轰烈烈地开起了他的小卖部。
随着农村改革的步步深化，凤凰岭这些年成了全县有名的富裕村。他们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开了煤窑、灰窑、红砂窑，号称地动山（三）摇（窑）。这一动一摇，便牵动了运输业的大发展，马车、拖拉机、大汽车跑得满街都是。一个不足三百户的小村，竟有五十家养车的专业户。这，怎么能不富。
人一富，命就值钱了，力气也显得金贵了。他们从四川、河北、陕西招来了几百名打工的，为他们下窑、烧窑、挖红砂、装卸车。一个封闭了几千年的偏僻山村，竟变成了一个繁华闹市。
人多了，钱多了，买卖自然就好做了。这几年，我断不了在县里碰到凤凰岭的人，他们都告诉我：“老大不比从前，发了！”
不过，范老大进门给我的第一印象，还和从前一样，一身极普通的夏装，一双家做的千层底圆口布鞋。唯一引起我注意的变化，是他手里拎着的，不是一包点心，而是一条我除了过年待客才肯花钱买的红塔山香烟和两瓶盒装的瓷坛汾酒。
我把范老大让进家，递烟、敬茶。他把我拉到沙发上。“别忙乎了。请老嫂子弄菜，咱弟兄再喝它个底朝天。”老伴从冰箱里取出现成熟肉，又炒了几个范老大爱吃的菜，还像当年在凤凰岭的土窑洞里一样，我俩你一盅我一杯地喝开了。
“老大，你该不是来为老兄下台喝祝贺酒的吧！”
“张老师，你把老弟看成啥人了。”范老大的脸色“唰”地变了。
我赶忙说：“耍笑话。老大你说吧，有啥事，只要是你老兄能办的。”
“老弟今日来，就是要你的这句话。”说着，他给我满上酒，举起杯，“来，咱弟兄俩干了！”
“干！”
我俩干了一瓶，还酒兴未尽。要不是老伴劝阻，我俩一定会干他个云天驾雾。
范老大要走了。他说：“张老师，侄女的事就全托靠给你了！”
当我和范老大握手告别时，我忽然觉得掌心里有一卷什么东西，我惊诧地一缩手，地下竟丢下了面额为一百的人民币。
“老大，你——”我被这莫大的侮辱，气得再也说不出半句话来。
范老大却异常平静地说：“张老师，这不是给你的。时下，办事难啊。”
三
侄女的名字叫范玲玲。
半个月前，我就听市戏校来县里面试时，一位女教师提起过这个名字。她说：“发现了一棵好苗苗。”因为我离任在即，也没细问，谁想，这棵好苗苗就是范老大的千金。
那天喝酒，我对范老大说：“上戏校，我包了。”可范老大一听就火冒三丈。
原来，玲玲从小就爱唱爱跳，学校、乡里组织的大小文艺的演出，总脱不掉她。
毕业时，她听到戏校招生，瞒着父母，偷偷地报了名，参加了考试。后来，范老大知道了这件事，劈头盖脑把闺女狠狠地训了一顿。
范老大说，宁肯养活闺女八辈子，也绝不让她去干那千人瞅，万人看的营生。
我给他说，那是搞艺术。他连连摆手，他不要什么艺术，只求个本分。他听人说，花钱能上学，要我给他活动活动师范。对山里人来说，一个闺女家当个教员，那就是至高无上了。
我做了多年教师，这十几年又没离开过文字，因此，范老大找我帮忙，是情理中的事。我不能推诿，可也有点作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