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要章怀柔下放，他的确恼了。他所以恼，绝不是厌恶工人，恰恰相反，他从心底深处喜欢和尊敬这些一身灰点，遍体汗腥的建筑工人。
那是章怀柔刚到东太堡工地的第二个月。他所在的队，承建着一座中型企业的厂房建筑。
章怀柔享受着二级劳工的待遇，自然，挖土方、和灰浆、抬泥运砖拉平车都是他分内的事。一车间厂房的基础挖好了，三比七的灰土层填上了。那时，工区没有打夯机，只能靠祖先给我们留下的石硪夯实。
章怀柔是生手，不能把角，更不能挑稍，只能给他二杆去扛。
“哎——嗨，举起石硪大跃进，一硪打穿它水晶宫。”
“哎嗨哎嗨哟呀！”
“哎——嗨，总路线是指路灯，咱一硪一颗大卫星。”
“哎嗨哎嗨哟呀！”
章怀柔随着领硪人洪亮的号子，扯开嗓子和应着——
“哎嗨哎嗨哟呀！”
他不觉得是在暴日的熏烤和灰土的喷呛中进行着最原始最沉重的劳动，倒觉着是一种享受，一种远比剧场、影院还要舒心惬意的享受。
“哎——嗨，伙计们呀别走神，东边来了个俏女人。”
“哎嗨哎嗨哟呀！”
“哎——嗨，别让女人勾了魂，操心砸一脚后跟。”
“哎嗨哎……”
章怀柔刚一松杆，还未及躲闪那硪杆已朝他腿上摆来，随着“哎哟”一声，他倒在了灰土上。
人慌了，硪停了。那个俏女人也走远了。
人们七手八脚把章怀柔连扶带搀掇弄到荫凉处。幸好没伤着骨头，打在了腿肚子上。腿肚子红肿起来，火辣辣的直钻心。
工人们有的端开水，有的用热水敷，更有的去路上买冰糕，抱西瓜。
这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代，一分一秒都系着超英赶美的宏伟目标。
一群人为了一个“右派”围在这里，这简直是对“大跃进”明目张胆的对抗。
作业队长是蹬着风火轮从另一个车间工地赶来的。他像16世纪白人对待印第安人似的，连喊带骂，驱赶工人们下壕打硪，面对章怀柔却不屑一顾，仿佛被打倒的是一只碰到硪杆上的小鸟，或者是误入脚底的蚂蚁；工人们被队长的冷酷激怒了，“滚他妈的，老子们不干了！”说着，就要扶章怀柔到医院去。
基于行业性质，建筑公司除一部分技工外，大部分，特别是劳工都是从农村来的季节性临时工。他们没有铁饭碗，也就无所顾忌，无所畏惧。他们不问主义，不管啥派，不尿头儿，他们只认二级劳工，一天一块三毛七，一个月五十四斤粮食，百分之三十五的细粮。
伙计们不干了，这就意味着是“罢工”，而且是为一个右派分子“罢工”，章怀柔惊惧了。经验告诉他，伙计们的好心，只能给他雪上加霜。他强忍着针扎一般的疼痛，劝阻他们：“伙计们，我不要紧，快干活去吧，不要因为我影响了咱们的‘七一’献礼。不要丢掉咱们队的那杆红旗。”
“那你？”
“我没事，歇会儿就好了。”章怀柔强忍着疼痛站了起来，还吃力地走了几步。“怎么样，快干去吧。队长也是为生产着急。”
一场风波平息了。
队长从其他组又抽调过一个劳工来，把章怀柔扶回了工棚。
工地上又响起了响亮的号子——
“哎——嗨，女人就是害人精，小章险些送了命。”
章怀柔从家庭到学校，从学校到局机关，还经常在文艺圈里混，他接触过千百张柔情蜜意的笑脸，却从未接触过如此滚烫的心，他怎么能厌恶这群胜似亲人的建筑工人呢？
他恼，是恼面前的吴书记，是他一年前把章怀柔挽留在工区的。是他许诺：不会亏待章怀柔的。难道，这就是吴书记的厚爱。
本来，精简下放，大势所趋。章怀柔是有准备的。可吴书记为什么第一个下放就想到章怀柔。他感到自己是一团任人揉来揉去的面团，如果顺其自然，命运只能是被擀面杖压成一张薄薄的圆饼，放在鏊子上灼烤，或者被削刀砍进沸腾的开锅里煎熬。
他要摆脱这命运，他要把面团变成一颗铁蛋任意滚动。于是，他厚着脸向掌管着全市教育大权的姑表二舅求助了。
吴书记没有想到，在全国都精简压缩的时候，章怀柔会有如此神通，给他开来了调令。念其几年交情，他没有拦绊，放了。
其实，吴书记蜗居工区，他只知道各机关、企业机构都臃肿、膨胀，而不知，唯独学校这块圣洁的领域，却消瘦得急需充血、输液。特别是那些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更是师资匮乏。几个年级进行着复式甚至复复式的教学。
章怀柔的调动，经过市里、区里，最后来到了三望小学。
章怀柔安顿到那间小屋。那位念过私塾又教过私塾的老校长是这样对他说的：“章老师，你的档案我看过了，知道你爱好写作，所以，给你个独间，清静。”
老校长没有文凭，却博览群书，尤喜经史。他是学校的一本活字典。他喜欢和老师们闲聊，取笑。自从章怀柔来了后，老校长经常借谈工作之名找他谈天说地，谈鲁迅，谈高尔基，谈歌德、海涅、福楼拜，也谈秦始皇，希特勒，墨索里尼，拿破仑，但绝不谈蒋介石，也不谈毛委员。渐渐地，这一老一少竟成了“忘年交”。到这时，老校长才向章怀柔交底：“我让你住独间，是怕你和年轻人住在一起再惹祸。你们年轻人的嘴呀总是缺把锁！”
章怀柔被老校长的良苦用心深深触动了。他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校长也。”
老校长淡淡一笑：“只有自己知道自己。”
别看现在所有的中学、小学，几乎都是女教师的天下。可那时，特别在山区学校，能有个女教师，再是个年轻的姑娘，总让多少学校的小伙子们馋得流口水。
三望小学就有一个，叫安霞。
安霞二十一二，个儿不高，却窈窕俊俏。一双如潭的丹凤眼，两道墨染的柳叶眉，一张鲜嫩如桃的鹅蛋脸，两条长得诱人遐想的辫子一左一右搭在胸前背后。她不爱说话，遇到人们打诨逗趣，她总是不声不响地坐在不被人注意的墙角里，低下头，用那纤细的小手，不停地揉搓着她的辫梢。
这是一个星期天。家在城里的老师们都在昨天下午下学后回去过礼拜去了。
老校长成家迟，孩子还小，老伴不能到地里劳动，自然也就没有工分粮。单靠那点人头口粮，甭说吃饱肚子，连塞牙缝也需计划着用。村干部照顾他，给了他几块蒿荒地种。今年，雨水特好，还未立秋，那一人高的玉茭，没漆的糜谷都已齐刷刷地秀出穗来。
章怀柔没有回城。他留下来帮老校长淘大粪，奶玉茭。
中午吃饭时，老校长叫老伴提出了酒。
“章老师，喝几盅。看看这酒咋说。”
章怀柔提起酒瓶看，是一瓶地道的四川老窖，这对于他这个一块三一斤散白酒，也只有在逢时过节才能过把瘾的人有着极大的诱惑。
他老练地用筷子打开了瓶盖，一股浓郁的芳香溢出，弥漫，充盈了整个房间。
章怀柔恭敬地给老校长斟满盅，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老校长说：“我这是借花献佛。酒是小安老师送我的。”
那时，也免不了走后门之类的事，可还不兴什么烟酒攻关，金钱铺道。那么，安霞为什么买了酒送老校长呢？
“是不是安霞想走？下山？”章怀柔想。
老校长看出了章怀柔的意思。说：“章老师，别瞎想。这酒本不是给我的，是送一个人的，可那人不知去向了。于是，安老师送给了我，说是怕放得坏了。哎，傻姑娘。”
“她要送谁？”章怀柔来了兴趣。
“慢慢会知道的。来，先喝。”
老校长的老伴又加上菜来，青椒炒土豆丝。土豆是她早上锄山药地时，不小心锄起的几颗把门山药。她把菜靠近章怀柔这边放下，说：“章老师，你多喝点。他老了。”
老校长长叹一声，“唉，是老了！”他举起杯和章怀柔碰了，一口干下去。
“章老师，这酒的味道咋说？”
“香！还甜！”
“还有点辣，辛辣。”
“没有苦涩吗？”
“好像也有点淡淡的。”
“噢。墨客们说什么人生如梦，不对！梦是虚幻的，而人生却是实实在在的。人生就是这杯中的酒。章老师，你不觉得在品尝这醇醪老窖的时候，也在品尝着人生吗？”
尽管，章怀柔刚踏上人生道路，就连连跌跤，他只是自艾自怨。他还不知道那铺满鲜花绿草的人生路上，还有荆棘，甚至在花草的掩盖下，还有深深浅浅的坑坑洼洼和一个一个的陷阱。
虽然，他已经经历了一场暴风雨的洗礼，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地走了二十四个春秋，但他毕竟还年轻，他还不知道这变幻莫测的天空，随时都可能卷起十二级的狂风！
老校长的话，是一杯清凉剂，章怀柔茅塞顿开。
当一瓶老窖快要见底时，老校长突然从人生的话题急转过来，问：
“章老师，你觉得安老师这个姑娘咋说？”
章怀柔被老校长的冷静敲懵了。
章怀柔和安霞是同一年，同一天，同一个时间来到三望学校的。
章怀柔到区上换了手续，开上介绍，骑着自行车一路打听到了东山根，再往前，便是十里山路，他把自行车支在路边，靠南背阴坐下，吸着一支烟。
一位姑娘背着个小挎包也向东山根姗姗走来。她是安霞。
“同志，到三望是从这儿走吗？”安霞向章怀柔问路。
章怀柔没有回答安霞的问话，却问：“你也是去三望的？”
“去学校。”
“好，我们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
时值中午，又逢炎夏。烈日早把人们驱赶回炕头酣睡。
路上，很少行人。
章怀柔推着自行车走在前面，安霞不即不离地跟在后面。距离始终保持着三步。遇到一个急坡，安霞便紧走几步，赶上来，帮章怀柔推着后衣袈。上坡后，章怀柔轻声说一声：“谢谢！”安霞只是淡淡地一笑。然后，又停下步。待章怀柔又往前走了三步，再继续她的行程。
始终是三步距离。始终没有一句话。
十里山路，足足走了一个半小时。这是多么尴尬的九十分钟！
他俩一起来到这个学校，在同一个办公室里已经整整坐了三年。除了偶尔安霞拿着课文问章怀柔点什么外，几乎俩人再没说过什么话，连咱们中国人常年挂在嘴边的那句“吃了没有”也没说过。
自从戴了“右派”帽子后，章怀柔就很少留意那些红红绿绿、男男女女的事。他净化得如遁入空门。现在，老校长突然提到了安霞，才好像猛然发现，自己坐了三年的办公室里还有个姑娘，叫安霞。
安霞正在爱情的苦海里呼救。
安霞上师范时，偷偷地爱上了同班的团小组长常继工。
常继工是一个老工人的后代。安霞上师范后一份又一份的入团申请书都是通过他的手送到团组织的。
临近毕业时，她同许多害羞的姑娘一样，悄悄地把叠成像心又像山的情书夹在常继工的书中。
她苦苦等了两个月，终于在她上了三望后的第二个星期，收到了来自市实验小学的一封信。
信很短，只有几行——
安霞同学：
我喜欢你，也和你一样，做过彩色的梦，可醒来后，才知道当我们还在娘胎的时候，已经注定，我俩无此缘分。
别伤心。请珍重！
继工
1961年9月10日夜
安霞钻在被里哭了一夜。
在安霞的学籍簿上，在安霞的人事档案里的履历表上，她工整地填写着——
父亲赵大年新化工人党员
母亲梅志萍家务贫农
可也在同一个人事档案袋中，还装着师范转来的入团调查材料。是关于她生身父亲历史和现行的罪行。
安霞的生父叫安克己。是武则天和刘胡兰的同乡，文水人。耕读门第，小康人家。没进过学校，从小跟着父亲在田间劳作，晚上，在油灯下，父亲指导他读书写字。
文化，是神奇的灵丹。一旦被吸收后，那求知的欲望就变成了一个永远也填不满的口袋。
安克己不满足那些《千字文》《百家姓》之类的启蒙读物，他像一个饿汉，不加咀嚼地吞噬着那些从亲朋家里借来的一摞又一摞线装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及什么“诗”、“书”、“礼”、“易”、“春秋”之类的书。他终于成了当地一名“秀才”，进了学堂，不过，不是学生，是先生。
改变安克己历史命运是很偶然的。1946年秋末，他趁学生放秋假的时候，进省城访友未遇，却意外地碰到了娘舅村里的一位亲戚。此人，正做着什么司令。就在这司令的提携下，他投笔从戎，摇身变成了中校副官。于是，举家迁到省城。
安霞已经五岁。
安克己虽无实职，却需每天陪着司令出外应酬。于是，那宽敞的两室一厅里，便只有安霞和她的母亲梅志萍一块儿乐活。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安克己无啥罪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1951年颁布的“惩治反革命系列”第十四条四款，免于刑罚。并本着给予出路的宽大政策，安置到皮件厂任文化教员。
按他的身份，本应默不作声地低头做人，可安克己是一个不甘寂寞很不安分的人。下班回来，不是胡写乱画，便是守着个收音机听唱，听新闻。经常全院的人都熄灯入睡了，他还在扭动着收音机的旋钮。
他被人密报到居委会，怀疑他偷听台湾广播和书写反动情报。居委会无权处置一个有公职的干部，于是一封公函寄到了皮件厂。
为此，安克己被隔离审查，这一审便是七个月零三天。
梅志萍再也不愿过担惊受怕的日子了。她带着安霞，到了赵大年家中。
当安克己接受完审查回到家门时，接待他的是一把冷冰冰的铁锁。他顺着门瘫倒在地上，眼里噙着泪，双手捶着门，嘴里呼唤着：安霞。
安霞是不得已跟母亲到赵家的。她不愿离开爸爸。因为她是安克己手中的一颗明珠。每天早晨，是安克己推着自行车把她送到学校大门，才跨上车去上班，每天下午，安克己下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把她搂在怀里给一个滚烫的吻！遇到星期假日，安克己总是领着她进剧院，逛公园。
安霞已经十岁了。她完全可以不跟妈妈去那个陌生的家，等着爸爸的归来。然而，她又舍不得离开妈妈！她跪在梅志萍膝下，哭着乞求：“妈妈，咱们不要走，等爸爸回来。”
梅志萍又何尝想走呢？她和安克己毕竟是同床共枕了十几年的结发夫妻。这十几年的情缘怎么能说断就断呢？然而，她听到街坊议论：安克己是潜伏下的特务，这回脑袋不搬家，也得把牢底坐穿。
梅志萍也想等，可又怕等到“那一天”！为了以后，也为了安霞，她别无选择。
梅志萍用衣袖拭干了安霞的泪。“霞儿，你还小，不懂。听妈妈的话，跟妈妈走。”
到赵家上户口时，梅志萍把安霞叫到里屋，悄悄问：“霞，妈想把你的姓改过来随了赵，同意吗？”
安霞已经懂事了。她说：“妈妈，就把我留给爸爸吧。他可怜的只有我一个。”她不知道，此时，梅志萍已经怀上了她的妹妹。
梅志萍理解女儿的心，也不愿对相濡以沫十来年的丈夫太绝情，她接受了女儿的意见，却提出了一个不容反对的要求：要安霞必须叫赵大年爸爸。
安霞依然在原学校读书。她几乎每天能在校门口遇到爸爸，直到上了初中，换了地方，才和父亲的见面机会少了。不过，每逢星期，她便偷偷地溜到她那熟悉的家，偎在安克己的怀里讲她心里的故事。
梅志萍清楚安霞的行踪，可是不点破，而是说：“这么大的闺女了，还是疯扑。”
安霞考上了师范，住了校。师范建在离市中心十多里外的二营盘。一来离家远了，二来课程繁重，安霞将近三个月没有能回家，自然，也没有看望她的爸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