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讲，三年技校生活既可以称之为我大学生涯的延续，也可以称之为我大学生涯的重启。按照官方学制，我于1981年考入山西大学化学系，1981年9月至1985年7月应该算我档案里的大学。不过，在大二的第一个学期我便开始走神，到大三的时候，我已患上严重的弃理从文倾向症，甚至一度动过转系的念头，遗憾的是，僵化的教育体制没有让我胡思乱想的自由主义得逞。不让转系，只好抱着《化学元素周期表》继续研究物质的构成和微观世界的运动规律，只好高举“60分万岁”的旗帜，绞尽脑汁，耍尽伎俩，牢牢固守60分高地——大学毕业证毕竟是我的命根，没有它，我只能重演父亲的悲剧，滚回老家去承接父老乡亲“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天然衣钵。好不容易熬到毕业，一迈出大学校门，我便把课堂上学的东西一股脑儿还给老师，拍拍屁股干起爬格子的勾当，心情晴朗得就像解放区的天。毋庸置疑，我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科班出身，还混了一张理学学士学位证，但从我此后的谋生手段来看，我运用最多的汉字都是在高中课堂上学来的，与生存有关的书籍都是技校三年业余时间自修的，我谋生的大学应该从走进技校的大门算起。技校的三年是如饥似渴的三年，在这三年里，我啃的最多的书是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如《美感》《艺术问题》《审美特性》《艺术与视知觉》《美学与哲学》《艺术原理》《艺术即经验》《情感与形式》等，这些书多数是从山西大学图书馆借来的，每本书我都认真做过笔记。从李泽厚这里我还间接认识了一群大师，如乔治·桑塔耶纳、苏珊·朗格、乔治·卢卡契、鲁道夫·阿恩海姆、罗宾·乔治·科林伍德等。此外，我还接触到许多杂七杂八的大师和他们的书，包括弗洛伊德、荣格，包括尼采、叔本华、萨特、艾略特、庞德、聂鲁达、史提文斯、金斯伯格、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包括北岛、江河、杨炼、舒婷、顾城，还包括老子、庄子。我不记得读过多少遍《秋水》，我不断去晋阳湖边散步，就是想写一首关于《秋水》的诗，可一直没有写出来。后来，我退而求其次去写一篇散文，也没有写出来。
生活在晋阳湖边，我却不懂水，而水如时光一般，最接近死亡的本质。
1985年的初冬，我像一枚落叶从地上弹起来，边掸着裤腿上的尘土，边向四周张望。这一瞬间，我听见校门口方向人声鼎沸，嘈杂的声音如灰尘一般。我不敢朝校门口方向看，我觉得自己很笨拙、很无能，竟然连一辆自行车都骑不好。
司机终于醒过神来。他不容我解释，便以风的速度把我抱到驾驶室里。
老师和学生蜂拥而至。不大工夫，我又被放到担架上。
我好似一件“战利品”，被他们争来抢去。我听见学生在喊打，听见老师在劝阻，学生和司机推推搡搡，场面一度混乱。我想不明白场面为何如此混乱，我不知道事情到底有多么严重，我只记得自己落地的刹那，右脸和头部蹭到了地面。我使劲摸着自己的脑袋反反复复问自己：头会不会撞坏？人会不会变傻？
我是整个事件的中心，但这天的场面却印证了一句话：热闹是他们的，寂寞是我的。我一直担心大脑留下后遗症，我甚至在心底祈祷，即使某个部位残疾了我也认了，但千万别把我的脑袋撞坏——做傻子，毋宁死！
记忆于每个生命而言，是一条隐秘的仅属于个体的管道，当事者可以游走其中，自由往来，外人却永世不得入内。这条隐秘的管道具有虫洞的属性，当我在记忆的管道里往来穿梭的时候，我窥到了自己可笑之极的年轻岁月。当时的我对生命的理解是幼稚的、偏激的，相信有个好脑子便会有智慧的一生。仔细品味当时的心境，我的潜意识深处不仅藏着几分狂妄，还藏着几分自卑，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与我有着同样经历的人除了偶尔显摆一下智商，还有什么东西值得炫耀呢？我们从泥土中来，我们是赤条条的无产者，如果不是高考在城乡之间搭建起一座独木桥，我们将永远赤足“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而这条小路绝不会像这首乡村田园民谣唱得那样轻松惬意，那样令人心旌摇动，心驰神往。
在去往医院的路上，我一直挣扎着要下担架，我不断嘟囔着说自己没事，说自己能走。教研组组长郭老师死劲按住我的胳膊，压低嗓音说，躺着别动，没事也要装成有事。我继续挣扎，我继续不断地说，我真的没事，我真的没事，我真的没事……郭老师有些生气，他一把拽过盖在我身上的被单蒙到我的脸上，低低地、近乎发狠地说，告诉你别动就别动，你咋这么傻？我只是觉得躺在担架上的感觉怪怪的，并未在意郭老师的好意，不过，也不再与他争辩。安静了一会儿，我还是忍不住探出脑袋小心地问郭老师，你觉得我的脑子碰坏没有？我迂态可掬，郭老师忍俊不禁：你真是个傻孩子，躺着别乱动，别瞎想，到医院做过检查就知道了。
在化肥厂医院，我被绑架似的，这个科室进去，那个科室出来，一项一项逐个做着检查，郭老师一直让学生搀扶着我，不让我说一句话。我俨然一个重病患者，我闭紧嘴巴，装成一个吓傻的孩子，木偶一样任由他们摆布。到后来，我索性闭上眼睛，大夫问什么，我都点头或摇头。什么也不用管，什么也不去看，心情反倒平静下来。我不断问自己：我会不会碰傻？万一碰傻怎么办？一个傻子活着还有意思吗？……终于，检查结果出来了，除了右腿膝盖、右手肘部和右脸蹭破一点皮外，我最大的损失便是与那身寒酸的西装永远说再见了。
我长长出了一口气。
之后，我被送到医院的观察室，继续接受观察，郭老师则全权代表我去交警队处理事故。住在观察室的一周时间里，我一点一滴仔细回味车祸的整个过程，越想越觉头皮发麻，后背发凉，心底渐渐生出一丝后怕来。怕过之后，我又安慰自己，毕竟有惊无险，毕竟大难不死，毕竟因祸得福——不用上讲台，不用扛着一颗狗啃过的脑袋示众，不用在学生面前丢人现眼……多么可笑又多么可怕的虚荣！
我住在医院的观察室里，没有吃药，没有输液，好像度假似的。期间不断有同事、同学、同乡探望，独在异乡，这样的关怀也是温暖的。我生平第一次住院，且住在观察室里，感觉虽有些怪异，却也体味到几分被照顾的幸福，受伤害的人的确是脆弱的。
一周之后，交通事故处理完毕，肇事司机一次性支付750元赔偿金，我便获释似的走出医院，好酒好肉大宴同事去了。
同事说，父亲为我起得名字好，如果不是“树”讲“义”气，后果不堪设想。
出院当天，经过路边的两棵树时我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出事之后，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打量这两棵树，打量树身上光滑而深刻的刮痕。我觉得这两大片伤痕像两道巨大的伤疤，透过这两道伤疤，我分明又看见自己飞翔的瞬间，坠落的瞬间，浑身都是初冬的寒意，时光落叶一样在我的四周飘零。我抬起头，树枝上光秃秃的，仅剩的枯叶也在剧烈撞击的瞬间凋落了。地上的枯草被踩踏得东倒西歪，一派狼藉，好像刚刚发生过一场打斗。是的，我曾在这儿与死亡搏斗过，我是从死亡的指缝间逃脱出来的，我没有想到我刚刚20岁竟也与死亡打起交道。我呆呆地在树下默默站立很久，在心底默默祈祷很久。郭老师站在前方不远的地方，他把目光投向校园背后的龙山，既不看我，也不催我，这一刻，他一定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俯下身子，轻轻触摸着树皮脱尽的地方，触摸着刮痕的边缘，感觉这道伤疤还在隐隐渗透着乳白的汁液。我的手中有一种黏稠的感觉，仿佛似有似无的亲情一般，这时，郭老师转回身，微笑着对我说：小赵，这两棵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啊！我点点头，在心底说，我会记住它们的。
从此之后，每次路过这两棵树，我都会停下脚步，默默地望上几眼。这是两棵极普通的杨树，合抱粗细，高约10米。这样的树在北方随处可见，像我遮风避雨的兄长，举过我的头顶，长在我的心里。20多年后，我写下一首诗，名字叫《两棵树》，其中的几行是这样的：
……某年11月的某个日子
卡车很重，自行车很轻，人像鸟一样飞行……
我看到树上的伤痕里淌着乳白的汁液
看到自行车的尸骸猩红
看到一只鸟灰黑
看到一个人在两棵树中间叶子一样滑落
我拍拍尘土，从这年的11月站起
我盯着流淌着汁液的伤痕说
一生的恐惧不过如此
这年冬天，我不敢骑自行车上路，不敢坐在自行车后座看着摇晃的卡车擦身而过。自己骑车时，我感觉迎面而来的卡车会向我撞来；坐在自行车后座时，我感觉后面的卡车正直奔我而来。晋祠公路坑洼不平，颠簸的卡车一辆接一辆鱼贯而过，我嗅到的分明是死亡的气息。死亡随时会转弯，随时会失控，死亡总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总在猝不及防的瞬间。
这年冬天，我感觉死亡像影子一样亦步亦趋，紧紧相随。
这年冬天，我去化肥厂办事都是步行，如果骑车，我便躲到路边的田间小路上去。
正在经历时并不可怕，经历之后才觉很可怕。很多时候，我们离恐惧仅一公分的距离，恐惧离死亡仅一公分的距离。如果我们不曾触摸到恐惧，我们便会觉得死亡是遥远的事，是与己无关的事；如果我们触摸过恐惧的肋骨，触摸到恐惧的心跳，死亡的气息便会影子一般，与我们永远保持一公分的距离。遭遇这次车祸之前，我是不懂恐惧的，或者说，遇事虽偶尔流露出一丝紧张，但自己是完全可以克服的。遭遇这次车祸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的自信心受到重创，直到有一天我看见马路边的车不再紧张，直到有一天我津津乐道地讲述这段经历，仿佛在讲别人的事。
李杜上大学之前曾当过老师，李杜说，当老师让人自信。李杜的话是有道理的，被一群学生簇拥，尤其被一群年龄与己相仿的学生簇拥，的确可以培养一个人的自信。我可以指派他们、呵斥他们，可以像父兄一样欣赏他们成长，可以作为偶像被他们崇拜，这样的感受是独特的，是让人心满意足的。从某个角度讲，当老师的满足感与当权者的满足感在心理体验上是惊人相似的，在这样的位置上，一个人的支配欲和表现欲可以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可在技校，在我还没有和学生打成一片，还没有体验到当父兄的感觉的时候，一场横祸突然飞来，几乎把我的自信击为齑粉。记得读大学的时候，有年寒假返校，在长治去往太原的路上，我也差点遭遇车祸。当时的208国道路窄、弯急、坡陡，路况很差，又值寒冬，路面上残留着积雪，积雪下虚掩着滑冰，稍不留神便会发生意外。那一天，我乘坐的长途客车即将爬上分水岭时，突然打滑了。当时，我坐在临窗朝阳的位置，车窗密封虽然很差，我坐在漏风的车窗下被阳光一照，还是睡着了。蜷缩在暖洋洋的阳光里，感觉像回到故乡冬天的向阳坡上，我很享受这种感觉，它让寂寞的旅途不再寂寞。正酣睡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尖叫，我被惊醒，抬眼看看四周，发现乘客的脑袋都探向车窗外。我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去，发现客车的左后轮正半悬在路崖边。路边结着冰，车轮如果向外再滑一公分，客车便会坠落崖底。乘客都是一脸惊恐，我却没事人似的，转头继续睡觉。我睡得很香，一觉睡到太原。那时候，或许常读《水浒》的缘故，我相信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都是命定的，相信一句民谚：该死一定，狼吃没命。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宿命论者，我只是对灾难或恐惧比较麻木，我只是相信灾难不会降临到如此年轻的生命身上。
我曾是一个不屑恐惧的人，经历这次车祸之后，我膨胀的自信几乎消失殆尽。准确地讲，我膨胀的自信是在我出院之后，在我重新回到公路上之后，在我站在两棵树前的一刻，突然消失的。这一刻，我真切体验到浸入骨髓的恐惧。在车祸的瞬间，我是自信的，是没有恐惧的；住院期间虽略感后怕，我还是自信的、享受的，同事感慨我命大，我甚至觉得他们夸张；可当我再次途经出事现场，当我默默打量树身上触目的伤痕时，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死神离我竟如此之近！
这是一个可怕的念头。这个念头一旦出现，恐惧便随之而来。
这也是一个寻常的念头，当我与更多的死亡擦肩，当我目睹更多的死亡之后，我明白，死亡只不过是我们身边的一团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