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送葬》创作谈
经营数年的长篇小说《送葬》终于出版了，圈内的朋友看过觉得尚可，给了许多鼓励。有一些感情脆弱些的还洒了几把同情之泪，说小说的主人翁肯定就是你，没想到你小时候还受了那么多的苦。当然谁到这个世界上都不是为了受苦，也没有谁愿意受苦，但苦难轮到谁头上谁也无法躲避。应该说《送葬》里描写的苦难故事是我曾经历过的，我十岁以前的生活大体是这个样子：父亲早逝，母亲与我寡母孤儿艰难度日。那几千个日日夜夜，那桩桩件件的辛酸往事，成了我终生难忘的记忆。没有想到这段生活经历成了作为作家的我的生活积累。如果说《送葬》在我的创作道路上可以算作一件小小成果，就首先应该感谢那一时期严酷的生活。“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个成功是生活对我的赐予。作家应该深入生活，文学应该忠于生活，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的。
然而对生活进行忠实记录并不能算作文学。尽管我的童年那些大大小小的事件有着许多令人心动之处，但要把它弄成回忆录或者家史是毫无感染力的。文学应该真实，但仅有真实不是文学。衡量一个作家的写作水平是他的艺术虚构能力而不是像法庭书记员那样复制口述的能力。当我开始想把那一段苦难生活作为写作素材时，想到的是如何将这段生活提炼成一个艺术品，而不是一本真实记录。我想将自己熟悉的那些人物塑造为文学画廊里的典型形象，而不是像一些无聊文人那样去发泄积怨刺激一下曾经有过芥蒂的人。何况书中所有人物的原型都已相继去世。作为成年人的我已经可以平静地回忆和思考那一段生活，可以不仅凭着感情而且凭着理性的目光去审视自己的童年。我在探索这段生活经历的意义时已经能够克服个人恩怨的偏激情绪，去将它放置在大的社会背景下进行形而上的分析。我发现自己小时候在那个大家庭里的生活竟可以体现新旧社会转型期传统的封建伦理观念与新社会开始形成的新的人际关系之间的强烈反差、冲突和较量，我小时候的特殊经历就不仅仅是个人成长史了，还有着它更为普遍的社会意义。这种思考逐渐成熟后，我就不仅是想写，而是感到能够写了。我能够将这一段平凡的生活和普通人的故事提炼成文学。
我是一个被人视为山药蛋派的后辈作家，我所处的文学环境和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学趣味，使我对国内文坛近年来时兴的各种文学思潮很自然地产生了无奈的疏离。但我决不陈习相因固步自封，而是尽力把文学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文学天地里，去学习和借鉴新的文学武器。我开始考虑这部长篇小说的基本写法时就自然而然地选择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而在考虑它的艺术结构时则采用了过去不曾用过的时空交错方式。我选用了以现在成年的“我”的艺术视觉去观照儿时的“我”，运用了“送葬，该去哪个坟头？”作为悬念来贯穿情节线索，运用成年“我”的现在时和儿时“我”的过去时两条情节线有机结合交替穿插来完成故事的发展和结局。我一开始就告诫自己不要满足于讲述一个凄苦悲凉的故事去吸引读者，而要努力在情节进展中塑造几个让读者不会骤然忘却的人物形象，甚至是典型形象。我在本书中要始终营造一种哀婉凄切令人伤情的艺术氛围来增强它的艺术感染力；要在描绘事件的过程中注重交代它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来增强它的思想内涵。我在语言运用上采用两种方式，就是人物对话的地域化和叙述语言的文学化；在描绘故事场景时特别注重陕西、晋南的地理特征和地域文化特点，以便突出它的地方特色，增加它的文化厚度。
经过一段时间的理性思考和艺术准备，我终于动笔了。不管它后来在出版过程中多么蹉跎和困难，但我写得很从容，初稿只写了两个多月。这本书不能说是很成功，但对生活的思考和艺术的追求，我已努力了。
《山西日报》1998年10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