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后，崔云山用淘来的“第一桶金”，在牛棚前建起了一座砖门楼，用水泥砌起了两根方柱子，挂起一块白底黑字的木牌子，亲自写了几个大字“运城西城服装裁剪学校”每每学生走过这里，面对着校牌都会瞩目而视，肃然起敬，感到一种由衷的自豪。尤其是那些毕业又走上教师岗位的那些人，常常会在这里拍照留念，记录下他们青春的美好记忆。崔云山也不时地来到这里，审视着这块牌子，心底里翻滚着阵阵波涛，只是在几分自豪感的背后，却是一种面对滚滚而来的洪流该如何应对的焦虑。
这是一种幸福的烦恼：教室不够用了，教师不够用了，市区里的农机校、八〇部队、交通旅社、第二招待所（以下简称二招）等，凡是能够利用的地方，几乎都被他们占据了，却依然还是捉襟见肘。怎么办呢？就在崔云山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却又让他想到了当年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那一段语录：“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当然这个时候的困难，是胜利前面的困难，是辉煌前面的困难，是成绩前面的困难，是光明前面的困难，只是由胜利走向新的胜利途中的困难，比起当初开办学习班的困难，已经是小巫见大巫，微不足道的。
我国桥梁之父茅以升曾经这样讲道：“人生成功的秘诀很简单，是当好机会来临时，立刻抓住它。——人生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读着茅以升先生的话，崔云山的心头忽然就呈现出一座桥梁来，还是毛主席的语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农村包围城市。”也正是这座“桥梁”的架设，让崔云山的面前幻化出两条道路来。一是走办教师培训班的道路，解决学生多、校址分散、师资力量不足的困难；二是办高级班和普及班的道路，在运城办高级班，到各县办普及班，即可谓是“农村包围城市”，也可谓是“城市辐射农村”二者兼顾。
是天意还是人为？世界上有许多事情，真的是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有时候，生活就像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任你千方百计，想尽办法，也分不出个轻重缓急。不过有时候却像黑暗里突然闪过的一道亮光，只要从千丝万缕中牵出一个头绪来，于是一切便迎刃而解了。就这么一个闪念，让崔云山在办学方面走出了一条新的路子来。这个时候的崔云山，已经不是一个十人之班的校长了，而是一位富有战略眼光的决策者了。他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后，决定在原来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上海联营高档服装学校”，并从上海服装协会请来一位姓张的师傅。张师傅60多岁，高级工程师，教学生们做西服、马甲、呢子大衣等时髦的高档衣服。
别看张师傅个儿不高，脾气确实不小。一个月700元的工资（当时工人工资仅50元）不说，而且要求讲究更多：伙食要开小灶，吃米饭，吃鲜鱼。脾气大当然不能算做什么毛病，而最要命的是张师傅不会说普通话，那些侬（你）、伊（他、她、它）、阿拉（我们、我的）、逅煞（胸闷）等上海语，学生们根本听不懂。还有一个方面也是令崔云山没有想到的，作为一名高级工程师，张师傅实践胜于理论，就是说属于茶壶里煮饺子，肚里有却倒不出来的那种人，有时候叮蹦几个词语出来，大家也听得是云山雾罩的。好在张师傅这个人对工作非常认真，要求也非常严格，有时候惹得生气了，会将学员的胳膊捏得发青，他所使用的布料，必须是从西安、太原等地去采购，所以才没有让崔云山做出终止合同的预案。
大家对张师傅是既尊敬又憎恨，但问题是总要解决的。崔云山与大家一商量，决定组织一个“五人小组”，由范果珍、范艳霞、张虹、原明叶、宁成管组成。他们既是服务于张师傅的勤务员，又是张师傅的翻译员，还是传授给学生们的助教员。几个人还做了分工，一个人做饭，一个人买东西，一个人洗衣服。教学时，张师傅用图板把纸样画出来，这五个人先跟着学，将老师傅的实践经验整理成理论与案例，像菜市场上的二道贩子，现兑现卖，转脸讲给全体学员听，开辟了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
1986年，是服装学校的丰收年，崔云山再一次掀起事业的狂潮。他将运城西城裁剪学校，改名为“运城上海联营高档服装学校”。并且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统筹安排，先后开设了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以及长期班、短训班和教师培训班，一下子就像是星火燎原，仅在运城二招礼堂的总校开学典礼仪式上，参会学员就达到了1600多人。同时在13个县布点，仅临猗县就办起了六个学校，学生达到几百人，整个运城地区形成了燎原之势，服装学校不失时机，如火如荼的燃烧起来，成为崔云山和他的创业者们一生的骄傲。
为了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崔云山又将学校更名为“运城服装学校”，学生们既学技能又学理论，在校学员最多时达到了3000多名，真正实现了“让裁剪之花遍布河东大地”的宏伟理想。1987年正月初五，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节目，报道了服装学校办学的先进事迹；《人民日报》也于同年2月10号，以“崔云山办人才工厂”为标题，用半版万余字的篇幅，报道了他们办学创业的事迹；《山西日报》、《山西成人教育》等多家媒体，也陆续给予了相关的报道。学校先后被运城市政府、山西省政府授予“成人教育先进单位”，至2007年，经山西省教育厅批准，命名为“山西运城天龙学校”。
蚂蚁啃骨头的精神
服装学校像雨后春笋，一下子蓬勃发展起来，三年多的时间里，各种培训班就达到了100多期，河东人可谓是家喻户晓。面对接踵而来的成绩，崔云山丝毫不敢掉以轻心，熟知农事的人都知道，越是春风浩荡之时，越是要预防倒春寒的侵袭，所以崔云山时刻提醒自己，在人生顺风顺水的时候，绝不可过于自信。因为过于自信了，就容易导致自负，而自负又恰恰是成功的大敌。尤其是长途跋涉的路途中，我们要敢于、勇于、善于有蚂蚁的精神，坚韧、执着而有目标。如此这样，才可能登上成功的峰顶，不至于半途而废。
崔云山喜欢蚂蚁，儿童的时候就常常趴在院子里看蚂蚁搬家。他说，他喜欢蚂蚁的那种精神，齐心协力，众志成城。蚂蚁的精神是什么呢？崔云山告诉我，说他最近在故里的小院里，发现了这么一种现象：一只弱小的蚂蚁，拖着一个大于它身体数倍的食物，顽强地向着巢穴爬去，既矢志不渝，坚持不懈，又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确实值得我们人类学习。崔云山是一个有心人，他以物喻人，以事言志，表现出了一个企业家的成熟心态。回想起他所走过的路程，也确实是如此。
有一句叫“蚂蚁啃骨头”的俗语，可以说是对蚂蚁精神一种极形象的概括。一个“啃”字，让我们理解了蚂蚁精神的全部内涵，也更能表达出蚂蚁精神在人生之路上的作用与地位。人都说是“人到三十不学艺”，崔云山却偏不信那个邪。刚开始办裁剪学校时，他对于服装的概念，原本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的。现在服装学校办得风生水起，不仅学生多了，而且前来参观学习的、领导视察的活动也多了起来，那么身为校长，就决不能像南郭先生那样，滥竽充数了。假如有一天，学生或者领导冒昧来问上一句，那就不仅仅是一个脸红的问题了，所以自己必须懂得。
那一年，崔云山38岁，接近了不惑之年，对于社会就有了深刻的理解。为了了解教师们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也为了掌握学生们的动态，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对学校教学的看法与要求。他就坐在教室的后面，认真地听起课来，还不时地做着笔记。课余时间，他也凑到讲台旁边，向代课老师问东问西，还和同学们亲切交谈，从中了解到学生们对学习服装裁剪的态度和要求，甚至和一些同学还成了知心的朋友。这些只是表面现象，接下来，他将这些看到和听到的情况整理成条文，与老师切磋与商量，改进了课堂教学方式，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有人说崔云山是个奇才，干啥吆喝啥，学啥就会啥。他却笑着说道：“其实人和人能有多少区别？如果你简单了，这个世界也就对你简单。”在不长的时间里，他不仅学会了裁缝知识，还掌握了关于服装与人体的理论。在决定服装就是穿在人们的身上，作用于人体的外表的装饰品，“量体裁衣”四个字，精辟地概括了人体与服装的关系。化繁为简，举重若轻，是大智若愚的行为。崔云山有悟性，又用心，再次想到“蚂蚁搬泰山”的故事。于是他“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很快就掌握了服装裁剪的原理，而且举一反三，照猫画虎，居然触类旁通，拿起剪刀尺子，像模像样地裁剪了几条裤子和几件上衣，让他美滋滋地兴高采烈了一阵日子。
梭罗曾经说过：“当你过于注意细节的时候，却是在一点一滴地浪费着你的人生……一切要简化！简化！再简化。”崔云山对服装裁剪的理论与实践，在有了一定认知后便戛然而止。他觉得作为领导者，不能过于精通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技能，更不能达到洞察秋毫、精益求精的境地。何以如此呢？他说，作为校长，自己的职责是领导和驾驭学校的管理，而且最好还是外行领导内行，不能既做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因为内行往往过于追求完美，容易陷入事务之中，反而会失去宏观调控与驾驭能力，难有“一览众山小”的境界。那样于人于已于企业，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崔云山像一名哲学家精准，他的预言不久后就得到了应验。有个女教师姓霍，30多岁，讲课很有两下子，就是心高气傲。看着服装裁剪学校芝麻开花，春风得意，心里便有些羡慕嫉妒恨，就想拿捏一下崔云山。记不清是第几期的开学典礼后，就在要准备上课的时候，她找到崔云山，要求加工资，否则就辞职不干了。这明明就是一种要挟，企图让崔云山骑虎难下。崔云山是一个遇硬则硬、遇软则软的人，有话好好说，啥事都好办。你要是给活人眼里塞指头，就算是找错了对象了。崔云山二话没说，当即将姓霍的解雇出门，哪里凉快那里歇去吧。那姓霍的当然不是省油的灯，临走也要拉个垫背的，叫走了几个教师，自己也办了个学校。只是三个月不到，就树倒猢狲散，土崩瓦解了。
两年后，又出现了一桩类似的事情，那是学校由于工作的需要，聘请了运城市服装厂的一位副厂长，前来学校做实践老师，同时在学校内办了一个服装厂，由他担任副厂长。应该说这位老厂长也是一位人才，从事服装职业30余年，业务精湛，裁剪技术可以说在当时整个运城地区，都是首屈一指，非常有名望的。但是正因为他过于自信，自认为舍我其谁？从而产生了一种自负的心理，对谁都不相信，对谁的技术都看不上眼。有时候甚至达到了一种近乎吹毛求疵的地步，让大家无所适从，纷纷离他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