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发挥了这一思想，在晚期的一部著作中写道：“神这个概念并不是一向就有的。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时期，那时，人在家里生活，为家庭而操劳，除了自己父亲的权威，不知道其他别的权威。……他的双手和心就是他的全部财产和全部喜悦。那时候的人并不怀疑在繁星点点的苍穹之上，在他耕耘收获的地层之下还有什么东西，不懂科学，不识恶习，也不知社会美德和犯罪，生活非常俭朴，和大自然融为一体。……那个时候，人的视野只限于天地间的表面现象，除了生他养他的力量，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还有其他什么力量。不需要的东西干吗要去想？有了父亲、妻子、儿女、朋友，有了双手、眼睛和心，难道还觉得需要有一个神？”
在“黄金时代”并不需要宗教。马雷沙尔说，上帝是人类不幸的产物。人们在幸福时，并不怀疑是否有神，只想到为家庭尽义务。
但是，随着原始平等的消失，产生了市民社会，出现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于是就有人想出了宗教，把它作为欺骗人迷惑人的手段。关于宗教的产生，马雷沙尔有这样一段话：“本来人们的日子过得心满意足，全家人住在一起，人人都是朋友。然而利益破坏了这种美好关系。朋友成了市侩。其中最强悍、最贪图功名的人成了众人的首领。曾经是不分贵贱、彼此平等的同胞，屈从于这个强者的权力，承认他是主人，不久又发现他是一个暴君。有一些人受了屈辱，但还不习惯于桎梏压身；也有一些人妒忌他的地位，开始抱怨(可惜太晚了！)并求助于大自然的法则。这个自立为王的人便向他们大声斥责：‘你们这些想要造反的家伙，别作声，颤抖吧！天上有上帝，他要为统治者报仇。天是他的住处，地是他的创造……乖乖地服从吧，别再调皮！”
像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一样，马雷沙尔不理解宗教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像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一样，他也认为宗教是掌权人编造的欺人之谈。值得注意的是，他与其他一些启蒙思想家也有所不同。他认为宗教的产生不仅与暴君和牧师的存在有关，而且与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存在有关，与私有制和社会不平等的存在有关。马雷沙尔在他的一部比较后期的著作中重新提到了这个论题。他写道：“市民社会的建立产生了宗教。”
必须记住，马雷沙尔所说的市民社会就是指剥削者的社会，即没有社会平等、人数不多的阶级奴役人民大众的社会。宗教曾因“黄金时代”的破灭而产生，由于人们对人世间生活条件的不满而继续存在。马雷沙尔说，“多少世纪以来，几乎各国人民都不满意自己的命运。他们期待超自然的上帝的帮助，他应该降临人间，使现状有所改变，至少也有所改善……犹太人还在想念自己的摩西。基督徒相信耶稣会再一次降临人世，像严峻的、铁面无私的审判官那样威严。”
如果说狄德罗和霍尔巴赫揭露了宗教的政治作用，指出了宗教给专制制度帮了大忙，那么马雷沙尔则把问题提得更广。他抨击宗教是因为宗教认为社会不平等、人奴役人是天经地义的。他说，“这就是宗教，也就是说，人们应该屈辱地默默忍受财产上的不平等。”他接着又说，“宗教认为非正义是天经地义的，几百年来这种非正义使四分之三以上的人服从于少数几个人。应该说，这种论断不仅就君主制度而言是公正的。”
在读马雷沙尔的揭露宗教的政治作用的文章时，应该注意到，他把“专制主义”这个术语理解得更广。他不仅把纯粹的君主称做专制暴君，而且也把富人、掌权的人以及那些要穷人俯首帖耳的人，都称做专制暴君。“他们对奴隶说，你在世上越是受苦，在天上就越能享福。你就让人捆绑鞭打，给你施车裂刑吧，你就拼命为暴君服役吧。你在世上越是柔顺服从，在天上为你准备的喜乐就越多。在这个世界上，凡是眼泪不干的人是幸福的，因为在那个世界上这种人将笑口常开。”
对基督教(何止是基督教)道德的这种害人的说教，马雷沙尔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真可怜，居然还有看不出这种拙劣骗局的奴隶。”
马雷沙尔逐渐懂得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在《无神论者人名录》的序言中他写道：“一位近代的立法家在一次友好的谈话中竟然说，‘只要使用鸦片，人类的八分之七就可以听任摆布了。’但愿这句话能使你们从长年的美梦中清醒过来！这句话也真还有些道理。统治老百姓的人至今还给他们注射烈性麻醉剂——即宗教和类似它的药品。”接着马雷沙尔又说，当老百姓经常两眼盯着天堂时，国家是满意的，因为他们这时就看不见人间发生的事了。在被管辖臣民的头脑中早就铭刻着这样一个思想：神在另一个世界将因你在人世受过苦难而奖赏你。这种思想也能使统治者感到放心。
马雷沙尔反驳有神论的一个主要论据就是人世间还有罪恶，其中包括社会罪恶。他写道：“假如真有上帝，那么黄金时代的幸福日子至今还会普照这苦难的人世。可是，如今就在上帝的眼前，骄奢淫逸是高尚行为，孤高圣洁的贤哲反而被人遗忘！……如今就在上帝的眼前，人人贪财逐利，而谦逊美德却让人感到讨厌！……假如真有上帝，许多狂热盲信的宗教狂何必像骗子那样在我们的广场上到处吆喝，以上帝的名义出售咒符、用捏造的谎言来模糊人们的理性、使轻信的人上当受骗、要唯恐受惩罚的人匍匐跪拜？……假如真有上帝，那么有罪的富人怎敢用无耻的眼神来打量一个以良心、纯洁和眼泪为武器的诚心遵守教规的贤才？”
马雷沙尔认为，人民群众的苦难，使聪明人不得不否认神的存在：“无忧无虑的迈达斯是很容易相信上帝的。从卧床到餐桌，再从餐桌到卧床，他总是走在那块用无刺玫瑰编织的地毯上。他因相信上帝仁慈而受奖赏。他看不见罪恶，认为世上的一切都无比美满，从不知还有人在受苦受难，这种人在我周围有千千万万，眼看着他们如此受难，我却一筹莫展，渎神的愤怒充满胸膛，所以，我一想到上帝，除了诅咒，就别无他想。”
马雷沙尔认为，宗教的腐蚀作用在于：它使人意志消沉，在罪恶面前俯首帖耳，容忍自己的贫困，迁就主人的权力。马雷沙尔对一个曾受宗教谰言欺骗的人说：“人啊，你快站起来！像主人那样站起来！站起来！自尊自爱！认识你的价值所在！不要向什么上帝跪拜！在你面前的人都与你一样平等……不，你生来不是当奴隶的！抬起头来，砸烂你的枷锁。凡人啊，你要重新获得尊严。不必颤抖，睁开双眼，抬头望天。天上并没有一个手持雷电、一旦发怒就会烧死你的老爷。在这个世界之外，什么东西也没有。”
自由与宗教是势不两立的。关于神的思想就是教人驯服的思想。马雷沙尔写道：“我们干吗还要找一位天上的老爷？地上的老爷已经够多的了。”
宗教要人忍辱负重，逆来顺受，相反地，马雷沙尔按人道主义精神，把人抬到望尘莫及的高度。人是高级的存在。在人的身上表现了自然的全部伟大。人膜拜全能的神，同时也膜拜自己的威力。“人说：‘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模样创造神的’。造出了神，人就向自己的创造物跪拜”。马雷沙尔写道：“人们总是把神造得与自己一模一样。”“天上的神总是地上的产儿。”对什么是神这个问题，马雷沙尔回答：“不要怕，走近一些，大胆仔细地看一看这座由雕塑工按照狡猾的神甫的命令刻得有鼻有眼的雕像吧！在这座神殿里，你看到的就是你自己的像。对一个长者或一个幼童的颂赞，就是对你自己的赞颂。凡人啊，你们应该感到骄傲。你们其实是向自己的像匍匐跪拜，焚香祝祷……”
马雷沙尔发挥并进一步阐述了旧的无神论论点，即人是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神的。同时他也逐渐产生了后来成为费尔巴哈无神论出发点的思想：人们膜拜神，也膜拜自己的、与人隔绝的被神化了的本质。和费尔巴哈一样，马雷沙尔除了维护18世纪传统的无神论思想——即宗教是掌权人欺骗的结果，也同意把宗教看做是自我欺骗的产物。我们知道，马雷沙尔想从人们的生活条件中，尤其是从市民社会的产生和存在，从市民社会所固有的社会不平等、多数人受少数特权者奴役的现象中，去寻找这种宗教自我欺骗的原因，这是很有趣的，也是很有成效的。
根据上述一切，可以说，马雷沙尔虽未与启蒙学派的无神论传统断绝关系，但是他在解释宗教起源及其存在的原因时所发挥的思想，说明他与同时代的许多无神论代表人物毕竟是大不一样的。他继承了梅叶的平民民主无神论的传统，难怪他要把废除宗教与想入非非的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了。
还应该指出，关于能否彻底消灭宗教这个问题，马雷沙尔的理解与霍尔巴赫是截然不同的。霍尔巴赫认为，无神论不可能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是否人人都能消除宗教的概念，霍尔巴赫的回答是：“这件事看来是完全不可能的，不应该以此为目的。”他认为，无神论也像哲学和各门严谨抽象的科学一样，不是大多数人所能理解的：“哲学家写作、忘情于沉思，这不是为了普通人。”
在革命前时期，马雷沙尔这位平民民主无神论代表的著作所依据的是另一种原则立场。所有的人都应该摆脱宗教的羁绊，因为大家都应该为人民的幸福而工作。“只有放下架子到人民中去，才能唤醒人民……才能驱散他们的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马雷沙尔在驳斥所谓必须用宗教来控制人民这种思想时写道：“这种永恒不变的欺骗有什么用处？人民绝不需要。用恶的手段能达到善吗？收起这套可耻的骗局吧。现在，是平民百姓成为人的时候了。”
马雷沙尔的这个论点同前面提到的他的那些社会政治观点是密切有关的。马雷沙尔无神论的人民性，在革命时期就已经使他成为一名最积极的反宗教战士。实际上，启蒙思想家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通过马雷沙尔，同反对宗教的实际革命活动结合起来了。
在革命时期，马雷沙尔写了一些战斗性的反宗教的著作。与内戎不一样，他还积极同反革命的僧侣进行斗争，竭力主张消灭宗教。几乎在每一期的《巴黎革命报》上，马雷沙尔都要揭露君主僧侣主义，揭露它与贵族、与国外反革命的联系，揭露它用骗人的手腕唆使群众反对新的社会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