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全面提高广大人民的思想政治素养，为人民以饱满的热情投入革命和建设实践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指出，文化教育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他在《论持久战》中指出：“身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并指出，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反对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倾向，使他们改变到正确的方面来。这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关于集体主义教育，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要兼顾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关系，同时要教育人民把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放在首位。毛泽东读苏联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教育人民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基本道理，树立社会主义信念，号召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团结起来，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3)人生观教育。人生观是人们对人生的总的看法或者根本观点，人生观教育就是教育人民以科学的观点和方法看待人生。人生观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一个人为人民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做了什么。毛泽东根据党的性质明确指出，党和军队的基本价值是为人民服务。他在《为人民服务》中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在《纪念白求恩》中指出，全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为人的精神。他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同志的这些阐述说明，共产党人和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基本价值原则就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工作甚至付出自己的生命。
(4)进行革命纪律和艰苦奋斗的教育。纪律严明，坚持艰苦奋斗是我们党和军队的光荣传统。要教育人民发扬这一光荣传统。纪律严明是我们党不变色，是党和军队有战斗力的保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对自己领导的革命军队提出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严格要求。对于严重违纪违法的人员严肃处理，决不姑息。毛泽东在处理黄克功问题时指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即“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1953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六不准”，其中就包括不祝寿、不送礼等。明确指出当时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在六十年代面临严重困难时，他说，没有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就是要做难做的事。毛泽东身体力行，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和子女。他说：“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裕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一勤俭建国的方针。”只有保持艰苦奋斗这一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不断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
3、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则和方法
毛泽东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创立了思想政治工作理论，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则，如党的领导的原则、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原则，实事求是、灌输教育、积极引导、与群众物质利益相结合、循序渐进等原则。尤其是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对思想政治工作与群众物质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作了全面论述，毛泽东指出，为了完成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中心任务，就要关心群众的物质利益，他说：“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么？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并进一步指出群众的重大作用：“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毛泽东在1954年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还探索和总结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从而保障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工作方法。
(1)说服教育法。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矛盾主要的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和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只能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用民主的、讨论的、说服教育的方法，通过教育疏导去解决。而不能用命令的方法、强制的方法去解决，否则，不但没有实效，而且是有害的。比如，在长征途中，为了反对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先后找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促膝谈心，为遵义会议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从而在关键深刻，让党内越来越多的同志认识到“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接受以毛泽东同志等人的正确主张，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针对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有一部分青年不了解情况而发牢骚的现象，毛泽东同志亲自做说服教育工作，使青年人消除了思想上的疑虑，积极投身革命。毛泽东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不仅为我们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做思想政治工作树立了榜样，而且为我们通过说服教育方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2)发扬民主的方法。毛泽东指出，我们党的性质决定了我们的党是最善于讲民主的，只有这样，党才有凝聚力，才能从群众中吸取智慧，也才能有效地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
(3)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毛泽东多次指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好方法，是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好方法。我们党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三大优良作风，其中就包括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优良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而且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一条基本方法。
(4)以情动人的方法。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人是有感情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思想政治工作要收到实效，实现人的思想观念的转化，必须触动人的情感，这要求我们在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既要晓之以理，又要动之以情。为此，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学会关心人、体贴人、帮助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常关心群众的生活，并在体贴人的基础上与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为我们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树立了典范。
(5)榜样典型示范教育法。典型示范教育法，就是通过典型的人物或者事迹教育人，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或者转变人们思想观念的方法。毛泽东善于运用典型的人和事教育全体党员和广大群众，发挥典型示范的教育作用。他在《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中为人们树立起了张思德、白求恩、寓公这三位典型人物，解放后又树立了王进喜、焦裕录、**等英雄人物，通过这些模范人物的事迹，对于教育全党和人民，振奋民族精神，鼓舞人民斗志起着重要作用，收到积极的实效。
四、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探索和发展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优良传统，加强和改进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并对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重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政治保证作用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在坚持和发扬毛泽东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发展思想政治工作理论。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在服务党的中心工作和大局中的重要作用。邓小平指出：“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越是在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刻，邓小平越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
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怎样走上正轨，这是当时摆在全党面前急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对此，邓小平认为要实现各方面工作走向正轨，必须以思想认识的转变为前提，即首要的问题是使人们从极“左”的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实现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为此，邓小平支持并领导了全党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明确反对“两个凡是”(凡是毛泽东做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同志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为全党解放思想、统一思想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能明确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转移，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正是邓小平同志这篇讲话的划时代意义，我们党把它称为开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第一篇宣言书。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开拓前进，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两种典型的错误倾向，一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而否定党的光辉历史的错误倾向，另一种是混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错误倾向。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中央召开了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同志的是非功过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功大于过，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针对当时党内部分人对什么叫坚持毛泽东思想存在模糊认识的状况，邓小平同志作了科学回答，他说，就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就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后来邓小平总结说：“我们已经对建国以来历史事件的是非，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也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评价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这说明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全党的思想教育和转化工作，在实现这种转化的过程中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1980年，针对思想政治工作重视不够的情况，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军队里的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加强。现在这方面的工作有相当的削弱，政治工作人员不懂得做政治思想工作。其实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军队所有的军事人员都要做。”“学校的党团组织和所有的教员都要做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邓小平同志认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重要的是要重视和做好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指出：“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