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桐荫之城
到不了的地方都叫远方，回不去的地方叫家乡，忘记谁说的了，有那么点意思。
离开合肥的很多年之后再回忆这座城市，总想到长江路上茂盛的法国梧桐，我还是那个上高中的孩子，骑着辆自行车在秋深季节飞驰在盘旋坠落的、枯黄的大叶中，道路两侧的树伸出如同巨人手臂的枝干，在我头顶交错，盛大的桐荫覆盖了整座城市。
那时我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像是雏鸟栖息在母鸟用树枝和干草搭好的巢中。
我在合肥生活了十八年，我出生在那里。
家住在淝河边，“合肥”是因为淝水在那里交汇而得名的。
合肥是一座小城市，只有一条名叫“长江路”的主干道，我只记得三路公共汽车——一路、三路和十一路。后来我踏上北京地界，发现北大门口居然有三百多路公共汽车，非常惊骇，觉得公共汽车都能排到三百多号去，可见这城市的巨型。
大城市的生活很大，却常常让你觉得自己像个过客，时至今日我在北京买了房子建了公司，司机开着车穿过北京的大街小巷，我还是会经常指着外面陌生的建筑物问，那是哪里？
小城市就不一样，在那座小小的合肥城里，我的生活也很小。在那里我有几个好兄弟，每天放学就流连游戏厅打“名将”和“三国志·吞食天地”，在街头防雨布的棚子下，粗糙不平的台子上打美式落弹，在天冷的季节还会凑钱在小店吃碗热乎乎的馄饨，然后一同骑车回家，我们飙行在长江路东段的桐荫下，大声说话，有种爷在此地称霸的感觉。
高考那年的夏天，我估出了自己的高考分数，远高于我的期望，于是面临着两个选择，中国科技大学或者北大。前者的好处显而易见，合肥是我的地头，在家上学有吃有住，衣服都不用自己洗，当年的中科大以极高的出国率而出名，我那么熟悉它，小时候我家就住在中科大的后门，我经常在校园里抓蚱蜢玩。而北大对于我，是个完全未知的地方，美好神秘。
我在这个会决定我人生的选择前颠倒来去，踌躇良久。最后，在报志愿的前一夜，我决定用抓阄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第一次抓到了北大，犹豫了一下，决定再抓一把，第二次抓到了科大，一比一平了……说起来抓阄真的有“抓平了”这种说法么？第三次，咬牙伸爪一捞，又是北大。
于是我相信这是冥冥之中自有指引，第二天一早，在志愿表第一格里写上了北京大学，书包里揣着那张纸飞蹬自行车，经过夏日阳光中碧透的桐荫，去学校交表。
我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总是有点软弱，因为不确定自己的手能够抓住命运，所以才会抓阄。回想起来，在抓阄之前我的心已经倾斜到北大那边去了，我以前跟人说做这个选择是因为当年想起李延年唱曰“北方有佳人”，幻想北大校园里的莺莺燕燕，那只是个玩笑，真正的原因是我不了解那里，所以想去看看。
我后来碰到二选一的选择时，往往挑那个我不了解的，我不知道能否称赞自己有开拓精神。
另一个原因是我很想从家门里走出去。在一个人还小的时候，还有股气随着血管流淌，去健身房总是想挑战最重的哑铃的时候，我也总是渴望更宽广的天空。
忘记了从哪里看来的心理分析，说人十三岁以前的经历决定了他的一生，我在合肥过了整整十八年，所以我是个小城市长大的市民而无缘成为贵族。离开合肥之后我一路向北，在北大上了四年学之后去了纬度更高的St. Louis读博士，说起来也算是走过不少地方。以前在合肥的时候，有人对我说北京的好，后来上了北大，又有人对我说美国的好。离开合肥的十年之后，我从美国回到上海，拎着全部的行李走出浦东机场，面对熙熙攘攘的都市，仍觉得自己是乡下人进城。
在人们印象里，乡下人总是要进城的。可是乡下人为什么进城呢？
也许并非为了更好的生活，只是每个人都会厌烦了眼前的城市，想出去看看，然后就再也不能回头，王家卫老师在东邪西毒里借欧阳锋的口说：“山那边，无非还是山。”
多年之前我在高考志愿上写下“北京大学”，不是因为北大在我的印象里多么好，而是我厌倦了生活了十八年的小城市。
如今合肥变得蛮大了，各种各样的新区围绕着它，街上也能看到各种豪华进口车，不是当年那个上了出租车只要五块钱起步费几乎可以去任何地方的小城。
我有点不适应新的合肥。
我熟悉的合肥是座慢悠悠、不太发达的小城，那里有我的几个兄弟，还有桐荫下的长江路，街机厅台球室，我骑着车，沿着固定路线，日复一日地穿过东市区。
小城市里没有游乐园，大家会自己找乐，比如把自己锻炼成小李飞刀。
每天放学我都走着回家，长街两侧都是学名“悬铃木”我们叫“法国梧桐”的大树，那条一尘不变的道路我走了很多年。两侧的大树用伸出的枝条把整条街道遮蔽起来，仿佛一个绿荫的长棚，巨大的手掌形树叶遮阳避雨。落叶的时候，巨大的叶片从天飘落，仿佛一场枯黄色的大雪，有种天穹碎落的感觉。
我发明过无数的办法来消遣那段步行的时光，最重要的就是苦练飞刀。
我从学校商店里买了一把铅笔刀，在水泥路沿上磨得锋利了，沿路对着树干“嗖嗖”地飞刀，千里不留行。我幻想着这种日复一日的苦练会让我的刀技大成，最终有一天百步之外指哪儿打哪儿，可惜我的神功并未练成，而梧桐树很受伤。
多年之后我学了力学，才明白我那柄从学校商店里买来的铅笔刀即使在小李飞刀的手中也只有50%的几率命中树干，它缺乏一柄好飞刀应有的配重。所以它虽然有一颗当一枚好飞刀去行侠仗义的心，最终还是只能和笔打打交道。
这么说来其实我也是一柄铅笔刀。
我偶尔回家看望父母，父母住在新楼里，夜深的时候安安静静，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聊天，我妈妈唠叨我说你办事没条理，这个没做好那个也没做好，一切事情都要事先有计划，你这样子能照顾好自己的生活么？我就反驳说我很忙啊，我很累啊，我一个人要做好几个人的工作啊，我有这样那样的烦心事。我爸爸说你要再买一个大房子在北京，最好六室两厅，我就抱怨说北京的房价很高啊，好地段的房子买六室两厅？爸爸你当我是干什么的？我们说着说着争吵起来，彼此都不太开心，于是都沉默下来，看着屏幕上的人影儿闪动。
“那么累不如回来吧！”妈妈忽然说，“回来考个公务员，以你的能力没问题，待遇也不错的，不过是少赚点钱。”
“妈妈你开玩笑的吧？”我说。
我们接着沉默。
我是真的没法回到那座记忆中的城市了，对于我那个城市已经不在了，这些年合肥的变化已经很大，那些梧桐树都被伐倒了，淝河边我家的老房子也拆掉了，过去合肥最高的建筑叫“十层大楼”，大家都想去十层大楼坐电梯，如今那栋建筑灰色的外墙在周围的玻璃幕墙下显得那么破败寒酸，在一次执行力很强的市容整顿中那些好吃的早餐铺子都被取缔了，我的死党们结了婚，我和他们相聚时常常是没话找话说，我的爸爸妈妈也老了，还会越来越老，并会睡一觉醒来精神奕奕。
我很难确定是我变了还是合肥变了，也许彼此都在改变，无声地远离。
开篇引用的那句话出自“南拳妈妈”的《牡丹江》，我在一个陌生人的论坛签名档中看到的，在这里录全：
“弯成一弯的桥梁倒映在这湖面上
你从那头瞧这看月光下一轮美满
青石板的老街上你我走过的地方
那段斑驳的砖墙如今到底啥模样
到不了的都叫作远方
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
谁在门外唱那首牡丹江
我聆听感伤你声音悠扬
风铃摇晃清脆响
江边的小村庄午睡般安祥
谁在门外唱那首牡丹江
我脚步轻响走向你身旁
思念的光透进窗
银白色的温暖洒在儿时的床”
离开那个城市的时候，我猜过我的未来。我没有猜错这个结局，我将永远也无法回到那片盛大的梧桐树荫下，那些残留我小刀刻痕的梧桐树都长大了，又被伐倒，电锯声里那些手掌形的叶子和树枝一起拍在尘埃中，桐荫之城随之崩塌。
有一次回家，我在夜色里步行在新筑的淝河大堤上，想要带着我喜欢的女孩来看我曾经生活的城市。找一张地图画上一条红线，点上各种各样的标记，告诉她那时我每天骑着自行车沿着这个路线经过。这里有一个有名的馄饨铺叫“飞来鲜”，那里是我最喜欢的豆腐脑摊子。就在明教寺的对面，这里是淝河的河堤，我曾经壁虎一样徒手爬上二十米高的大堤没有任何保护，那里一片如今看来低矮破败的楼房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我曾趴在水泥台子上写着作业等我的爸爸妈妈下班回家。1984年的一场暴雨导致淝河大水，我家所住的一楼被彻底地淹没了，人们划着逍遥津的游船逃生……
在这座小城市我曾经对外面的世界无限神往，而现在我有些疲倦了，我又记起了它的好。
可纵然一遍遍地缅怀，却不能回去。
上海，玻璃堡垒
我回国后，在上海工作过一年半，被它的流光溢彩吸引过，但从未想过在那里定居，因为很难看到天空。
尽管那里遍地都是我喜欢的Montblanc、Zegna和Armani。
初到上海的时候我在中信泰富广场办公，大厦位于南京西路和江宁路的交口，左边是梅龙镇广场，右边是恒隆广场，寸土寸金的黄金之地。夜深的时候我站在南京西路上仰头眺望，中信泰富楼顶的灯光是紫色的，恒隆是白色的，很瑰丽。
上海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奢华，我在南京西路上闲逛，在从南京西路地铁站走到静安寺地铁站的二十分钟路程内竟然有三家“Montblanc”专营店。我了解这个品牌是通过我在美国的某位室友，他说Montblanc是世界上最好的钢笔——为了免除广告之嫌我必须更正他的说法，在奢侈品领域很难说什么牌子是世界上最好的，奢侈品就是永远有更好或者更贵的——而他骄傲地说他有两支那样的钢笔。南京西路上这家价格不菲的店竟然如此密集，想一想，Montblanc恨不得让走在那条街上的人每七分钟就看见它一次，产生消费机会，可见街上走着的人们该多值钱。
我初去上海是去第九城市，和原来魔兽的运营商，谈一项合作。我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十分钟，就在中信泰富楼下的底商逛了逛，试了一件很合身的西装，Givenchy，店员赞美说很合身，而且打八折，14000块。刚从美国回来的我被吓退了，觉得这个城市压在我肩头上的重量忽然重了许多。
我记得白居易新入长安的时候被人教育说，“长安米贵，居之不易”，我觉得上海的贵超过了纽约，于是美国骤然间变成了乡下地方。
生活在一个昂贵的城市殊为不易。
我新到上海的时候租住过南京西路后面的一个房子，深褐色的高楼，装饰简陋，大约三千块一个月，夜深人静的时候风在楼房的空隙里打转，发出魔鬼呼啸般的声音。我就是在那里开始做“九州”，无怪乎那个世界总是带着一股森然的寒气。对了，据说陈宝莲就是在那里跳楼自杀的。
我在中信泰富楼下买过水蜜桃，十二块钱一枚。
和客户在某个知名的饭店吃饭，七个人，点的菜里有一盘杭式素鸡，二十多块钱，只有六块。
我有过几个有钱的朋友。朋友教育我如何在上海买房赚钱，用这样一个例子，“你看我在外滩买的那个房子，入手一千五百万，交房就涨到两千三百万了”。
时间在这里很值钱，我最忙碌的一段时间就是在上海度过的。
我在浦东龙阳路也住过，那时候常飞北京，从浦东机场走。我总给自己订13：40分的班机，接下来这样安排时间表，12：50我从家出发，恰好能赶上13：00发车的磁悬浮，这架中国最快的列车在去程的时候最高时速可以飙到四百多公里每小时，七分钟抵达浦东机场，13：07，我拎着行李箱快跑向京沪航线的紧急召集窗口，大约13：15，我进入安检通道，最后登机的时候，还差十分钟起飞。
真的那么忙么？其实也未必，提早一个小时出发的时间总能挤得出来，可在上海的时候就是会觉得人生苦短，要抓紧时间奋斗，否则就会失去什么。
在上海的时候总觉得很累，周末的时候默默地一个人躺着，什么也不想做，等着窗外的天慢慢地黑下去。
我的朋友中也有人不愿定居上海。
最典型的是老郜，那是我多年的好友，当时愿意从北京奔赴上海帮我做“九州”。一周之后，他辞职去了中国移动北京公司。
离开的时候他对我说，这座城市不适合他，因为在那里看不到天空。你用力抬头，看见的也只是被摩天大楼切割出的、锯齿般的天际线。在这里无所谓天大地大，钢铁和玻璃在你身边筑起了一座城堡，为你遮风避雨，也把你和外面隔开。
老郜的离开让那时候心力交瘁的我感觉到无助，于是在一个下雨天，我打着伞走在南京西路上，去体会那种看不到天空的感觉。
我发现他说得对，我看见的都是玻璃幕墙和广告牌，Gucci、Armani、Zegna、Montblanc、Givenchy、Burberry……组成了两面高耸的危墙，把人挤压在中间，抬头能见到的天空很远很细。
忽然就有一种危机感，觉得那墙会倒塌下来。
我在南京西路上来回走了三四遍，区区的二十分钟路，我不断地经过Montblanc和Montblanc和Montblanc，穿着长靴短裙风衣、头发打卷的漂亮女孩们不断地超过我，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只是觉得很疲倦。最后我在梅龙镇广场买了一张电影票，一个人看了一场我已经忘记名字的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