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斯莫伦斯基发现，变化过程极度缓慢。苏联是全世界最能喝酒的国家之一。伏特加浸润着生活，酒精支配着人民，对人们的健康和寿命造成严重影响。经济体制向人民提供了大量酒精，在为国家挣钱的同时，引发了更多疾病。经济短缺时期，伏特加往往滥如汪洋。戈尔巴乔夫烧的第一把火，就是抵制过量饮酒。斯莫伦斯基说，他接到当地党组织的命令，要掌控好建筑队的抵制饮酒运动，也许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个能够成事的精明人。但斯莫伦斯基很快发现，这场抵制运动不会有结果。每个星期，党组织都要求斯莫伦斯基提交报告，有多少人因为喝酒受到了他的处罚。有多少？嗨，据他后来回忆，他们一开始可以拿掉他建筑队的百余个建筑工人。全部拿掉——这些人从事户外工作，斯莫伦斯基知道，他们一大早就开始喝酒，一直喝到傍晚下班。不费吹灰之力，他就能“处罚”替他干活的每一个人。斯莫伦斯基知道大家酗酒的原因，也知道自己的工人是在借酒浇愁。他们甚至喝廉价的花露水。抵制饮酒运动前景不妙，他觉得那不过是社会制度的又一滑稽表象，纯属无休无止的宣传运动，不会有人信以为真。说起来都滑稽：国有电视台播放的婚宴场面上，人们端着笑脸，喝着果汁。他知道，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照常喝着伏特加。尽管他对戈尔巴乔夫上台充满喜悦，但抵制饮酒运动让斯莫伦斯基心生疑惑：人们的生活会有改变吗？
在经济领域，戈尔巴乔夫的头两年不见任何起色。这位年轻而精力充沛的总书记似乎正在探索一条道路，按他的说法，这条道路的走向，是在不摆脱共产主义固有控制的同时，对社会主义制度实行“激进改革”。戈尔巴乔夫自己后来承认，他浪费了不少时间。[8]
1986年夏季出现了一次离奇的后退，即对“非薪收入”展开批斗。这一想法看似为了惩治腐败，但政治局未能就“非薪收入”做出界定。实际上，灰色经济与之相伴而生，一张巨大的裙带关系网络令全国经济欣欣向荣。将自家轿车用作出租车，你获取的是“非薪收入”吗？出售自家院落栽种的黄瓜和番茄呢？这场运动来势凶猛，但进展失控。在伏尔加格勒地区，个体番茄温室在警察和民兵的授意下遭到毁坏。警察上路盘查，将缴获的番茄加以销毁。《文学报》发表过一篇长篇报道，标题就叫《犯罪的番茄》。[9]
随后，戈尔巴乔夫采取了两条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的措施，开始放缓社会主义实验步伐。为缓解经济短缺问题，也为对失控的“非薪收入”运动做出回应，1986年通过一项法律，允许苏联公民从事“个体劳动”。这个法子允许大家成为自主创业者，以填补漏洞百出、受累于赤字的经济鸿沟。包含手工艺和服务业在内的大量私营行为很快成为可能。教师可以在课后辅导学生。很多教师已经在这样做，但新通过的法律使这种行为由半遮半掩变得合理合法，大家不必再有任何担心。再者，该项法律并未对价格进行任何规定，换言之，个人可以想收多少就收多少。这项法律开始游离于国家控制之外。不过，仍有诸多严格限制。新兴创业者只能雇用家人，经营范围仅限于国家部门做得不好的方面，主要是短缺商品。万事开头难，有些行业依然受到禁止，如印刷业和印刷媒体。
戈尔巴乔夫接下来的措施更富深意。在1986年的一次讲话中，他提到了始于20年代新经济时期、类似准私人企业的合作社一事。与“合作社”对应的英文词汇（cooperative）具有社会主义色彩，但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此时旧事重提，合作社成为苏联的第一批私营企业。这标志着与存在了数十年之久的反资本主义思潮做出革命性决裂。戈尔巴乔夫一开始的用词极为谨慎，但其冲击力非同一般。国家在1987年开始小心翼翼地允许相关领域出现新兴自主企业，如废品回收、面包烘焙、鞋子修理、洗衣服务和消费用品。尽管规模有限，但合作社运动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在停滞而僵化的社会主义汪洋中存在私营企业，这确实是一道风景。引人注目的显著事例，是某合作社在莫斯科市中心设立的收费厕所。这些厕所干净整洁，播放着音乐，还提供粉色厕纸和全新洁具。这样的设施人们大多没有见过，家里当然也不具备。其他企业很快步其后尘，如吸引年轻人的舞厅和餐馆。当《合作社法》于1988年正式通过时，很多合作社都正着手改为私营企业。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合作社法》埋着一个隐藏的时间炸弹，即将炸碎共产主义者的梦想。该部法律有一项内容，允许以合作社形式组建金融或信用企业；换言之，就是银行。正是利用正在解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上这一道小小的裂口，斯莫伦斯基能够大发横财。
面对诸多未定因素，合作社先后涌现。完全没有基本规则。此前，苏联的计划委员会为全部经济活动制订规划。对企业的要求，是完成来自上级的各种指标。但合作社允许自主决策并自留盈利。《合作社法》最引人关注之处，是对个人自由做出的全新定义。该法律规定，只要没有明文禁止，任何活动都将可以进行，这是对数十年来国家强力插手的彻底颠覆。[10]
通常而言，合作社只是把正在从事的灰色经济活动公之于众。担任《莫斯科新闻报》（Moscow News）经济编辑的维克托·洛沙克（Viktor Loshak）说话轻言细语，是一位善于深思的新闻工作者。这份报纸成了“革新”思想的拥趸，他也投入全力，着手记录新兴合作社的成长过程。在地下作坊纷纷公开身份的亚美尼亚高加索地区，他采写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他参观过一家生产手绢的合作社。
“令大家最开心的，是他们可以邮发自己的产品，”他回忆道，“我一开始并不明白。但我后来意识到，在灰色经济时代，最大的难处是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渠道，因为那是一种犯罪行为。这个渠道上的任何环节都可能被警察逮住。有了合法性，他们就可以公开邮发自己的产品。很多人开心地向别人讲述，自己一生都偷偷地干了些什么事情。”[11]
最初的想法是，合作社具有全新的自由度，可以生产手绢类稀有商品，或提供修车类急需服务。但小作坊里手艺人熙来攘往的奇景，很快就被更大的野心取代。有的合作社广开门路，或从国家或从黑市，搞来价格便宜或享有补贴的设备，再快速倒手获取差价。再后来，他们率先从事计算机类稀有商品进口业务，同时出口自然资源，以获取巨额利润。合作社的要价远高于旧有的国营商店，从而引发部分人的不满情绪，他们早已习惯这个理所当然地给大家免费提供一切所需的家长制国家，并将私营企业统统视为无良的“投机行为”。
当时驻莫斯科的瑞典外交官安德斯·阿斯伦德（Anders ?slund）认为：“一些胆大的企业家进入市场，确实业绩不俗，因为经济短缺现象非常严重，竞争和税收都微乎其微，规则大多尚不明朗，没有人知道这场盛宴将持续多久。”事实证明，这一场盛宴刚刚开始。
1987年，斯莫伦斯基被叫到市党委（gorkom），一位监管其建筑单位的官员向他下达了一项命令：“火速组建一家合作社！”曾经具有叛逆色彩的斯莫伦斯基时年三十三岁，他这样问道：“为什么要我干？要干你自己干！”但市党委威胁说，假如不服从指示，他们将解除他的职务。这是党的一项活动，命令同样来自上级：斯莫伦斯基必须服从！
问题在于，斯莫伦斯基对于什么是合作社没有一点头绪。“我是政府工作人员，”他回忆说，“我们都是政府工作人员，各种各样的计划、指示和要求，我都见到过，而这次有点像把我扔到了月球上。”克拉斯尼扬斯基后来回忆，斯莫伦斯基之所以被选中，完全是因为他的精明市侩一早引起了党组织负责人的注意。“很明显，党的领导不是白痴。谁能干谁不能干，他们看得一清二楚。他们就算找我一百次，我恐怕也永远成不了大事。所以，他们才找到了斯莫伦斯基。他们就是看中他有一腔热情，他知道怎么组织人手，并敢于冒险。”
莫斯科市中心有一间简陋的办公室，为新办企业发放许可证，斯莫伦斯基来到这里，为他的合作社办理登记手续。他在这里遇到的人名叫叶连娜·巴图林娜（Yelena Baturina），刚大学毕业，专管面包店、修鞋店、理发店之类“公共服务”企业。巴图林娜是一位官员的助手，这位身材矮小、性格倔强的官员名叫尤里·卢日科夫，负责办理合作社事务，原是一家老牌化工厂的经理，后来担任莫斯科市政会副主席。在那个混乱年代，各色精明之辈为了开办自己的企业，来到走廊挤作一堆，争相填写着不同的表格。[12]
斯莫伦斯基拿着资料排在队伍中，但他感到很不自在，卢日科夫让他有点害怕。让他头痛的是给新成立的合作社起名字。在苏联时代，国有建筑企业通常都有编号，如“SU－6”。斯莫伦斯基在申请表上草草写了个名称：莫斯科。他走进办公室递交了材料，简陋而空无一物的办公桌后面坐着身穿衬衫的卢日科夫。
巴图林娜皱着眉头。“‘莫斯科’这个名称已经有人用过了，把材料拿走吧！”一本正经的她语气严肃。一时间，斯莫伦斯基有些摸不着头脑，这会不会跟抵制饮酒运动一样。他思忖着：“哦，不会的，别又来了！”他顿了顿问道，可不可以取名为莫斯科2号。
“不行！”她回答道，“莫斯科2号已经被注册了。”
斯莫伦斯基以求情的口吻问道：“莫斯科3号可以吗？”
“可以，”巴图林娜缓了缓语气说道，“就叫莫斯科3号吧。”她在斯莫伦斯基写下的“莫斯科”后边，又写了个“3”。
斯莫伦斯基后来回忆道，就在那一天，“共产主义在我心中画上了句号”。
莫斯科3号作为一家私营企业，坐落在莫斯科33个行政区中的佩尔沃迈斯基区，与斯莫伦斯基曾经就职的维建基金同在一区。但作为私营企业主，他完全没想好，自己接下来应该做什么。他有3000卢布的积蓄，但不清楚应不应该动用自己的存款。他也不清楚，该到什么地方购买材料，以及修建什么东西。命令斯莫伦斯基成立合作社的是党组织，但真正的经营过程全靠他自己的主动性。其他人没有一点线索。
据《莫斯科新闻报》记者洛沙克回忆，第一批合作社从事的业务是收集废旧材料用于二次销售。这些合作社曾试着用废旧木料生产简陋的厨房用具，或把废旧轮胎制成花盆。洛沙克说，他记得斯莫伦斯基一开始也是收集废旧材料。“他雇了一帮学生，让他们到那些即将被推倒的房屋里拆卸物品，比如从砖墙上卸下门框子。然后，他们把收集来的物品卖给那些要到乡下修建度假屋的人。”
不久，斯莫伦斯基决定成立修车厂，并到农村地区修建别墅和度假屋。为躲开拥挤喧闹的城市生活，莫斯科市民纷纷前往乡下地区，因此这类东西的需求量一直很大。这一次，斯莫伦斯基又发现并填补了缺口。城市居民要住上二十八平方米的简单公寓房，光这样的需求就让国营建筑公司应接不暇，他们根本不会修建乡村度假屋。
斯莫伦斯基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与他当初作为建筑老板为国家工作时所面临的问题并无二致。在长期的短缺经济环境下，很难搞到原材料。没有批发商卖给他板材和铁钉。从理论上说，国家控制着所有原材料，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竞相购买必需品，是苏联社会主义这个庞大而无序的市场的另一面。第一批私营企业主必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找关系、窃取、行贿、讨价还价——才能弄到所需的物资。
监管合作社业务的市委员会（city commission）书记亚历山大·帕宁（Alexander Panin）回忆，各大合作社一开始便发疯一般捞取最基本的物资。“他们需要办公场所，”他说，“他们需要原材料打底，这相当于布料。或者说，假定他们想生产家具，就需要购买木料之类，也就是板材。但问题是，国营调拨体系摆在那里。你既不能购买桌子，也买不到木料或者板材，因为每一样东西都要进行划拨。”卢日科夫领导的市委员会要求国营企业向合作社出售砖块水泥，以尽可能给新成立的合作社助一臂之力。[13]
情况没有这么简单。据斯莫伦斯基回忆，莫斯科的一众官僚帮助不大。“在那个年代，莫斯科根本买不到板材和铁钉。买不到。拿钱买不到，拿什么都买不到。”在经济短缺的时代，光用钱很难买到东西。但斯莫伦斯基懂得，在社会主义这个大市场里，应该怎样进行求情、讲价、耍手腕。没多久，他就在露天亭子里锯起了板材，开始在乡下承建一些小项目，比如简陋的一居室或二居室度假屋、棚屋和车库。
里根总统参加莫斯科峰会之前，斯莫伦斯基作为新时代合作社的典范被选中，要在某一天向一批美国新闻记者进行展示。摄制人员聚集在露天亭子边上观看着，斯莫伦斯基的员工徒手将原木拖进锯口，再将锯好的板材搬走。记者们问斯莫伦斯基，为什么劳动手段如此原始。他们不了解，刚才看到的那一幕，标志着斯莫伦斯基的胜利——这样的场景能够出现，他已经感到十分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