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芝是逃离高棉到美国的难民，当她听到三个儿子吵着要买AK-四七玩具枪时大吃一惊。三个儿子年纪他别是七、十、十二岁，买玩具是因为现在学校流行玩一种叫波弟的游戏：名叫波弟的坏蛋拿着半自动机枪扫射一群孩子，最后举枪自裁。有时候游戏会以另一个方式结局：孩子们杀了波弟。
这个游戏是真实故事改编的，那是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七日发生在加州史塔顿克利夫兰小学的一出悲剧。当天早上一、二、三年级下课时，派区克·波弟（约二十年前上过同一小学）走到操场边，对着数百名正在游戏的小孩疯狂扫射近七分钟，最后举枪自杀。警察赶到时，发现五位小孩奄奄一息，二十九名受伤。
短短的七分钟在孩子的记忆里却留下不可抹灭的痕迹，事发后几个月，该校小朋友自然而然玩起所谓的波弟游戏。我小时候就住在那附近，事发后五个月首次造访该校。虽然那些恐怖的弹孔、一滩滩的血渍、模糊的血肉碎片都已清洗干净，重新粉刷，但波弟的阴影依然笼罩校园。
遭此事件破坏严重的不是学校建筑，而是师生的心理。最显著的后遣症是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那个事件便会在人们心中无比清晰地重演一遍。有个老师告诉我，当学校宣布圣派区克日将届时，立刻引起一阵恐慌，有些学生竟然想到是要纪念凶手波弟。
另一位老师说：“每次听到救护车开往附近一家疗养院，所有人的动作都停下来。小朋友全竖起耳朵倾听救护车是否会在校门口停下来。”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很多孩子都不敢看厕所的镜子，因为谣传有妖怪藏在那里。还曾有一个女孩惊慌地跑到校长室，一路嚷着：“我听到枪声！我听到枪声！”事后发现是操场球柱上铁链的声音。
很多小孩变得很神经质，好像随时在防备类似事件重演。下课时有些人会躲在门边，不敢到操场上玩。有些总要成群结队才敢玩，还人派一人当守卫。长达数月的时间很多人都避开那个死过人的邪门地点。
不仅如此，可怕的记忆更化为恶梦侵扰小孩子的睡眠。除了模拟该事件的梦魔外，有的恶梦让孩子充满焦虑，惟恐自己不久就要死去。甚至有的小孩为了怕作梦而睁着眼睛不睡觉。
这些症状正是心理治疗师所谓的创伤后压力异常症。史宝塞·伊斯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分析这种异常症的特质是“挥之不去的事件记忆，浮现的形式可能是暴力行为的片断，如拳击、刀刺、枪击等。而且常常是强烈是知觉经验——枪击时的声、光或硝烟味，受害者的尖叫声或突然的静默，血花四溅，警车的声音等。”
神经科学家现在已知道，这些恐怖鲜明的事件片段深烙在情绪路径而成为记忆。异常症的形成是因为杏仁核过度被刺激，迫使鲜活的记忆不断侵入知觉层面。于是脑部变得极度敏感，只要发现类似事件可能重演的迹象，随时准备发出警讯。这种草木皆兵的高度警戒状态是所有情感创伤的特征，包括童年时期肉体不断被虐待的人。
任何可怕的经验都会造成杏仁核的过度刺激，不管是火灾、车祸、地震、飓风、被强暴、被抢劫，每年都有许多的人遭遇这些不幸，脑部多少会印下创痕。
暴力行为的受害者草木皆兵的情形特别严重。根据心理专家怀集的实际案例，有一个人脑部被不名人士重击，事后他走在街上一定选择走在老妇人的前面。另有一名妇女进电梯时被尾随的歹徒持刀逼到无人居住的楼层，事后好几个星期她不但不敢再坐电梯，甚至连地下道或任何对开的空间都不敢进去。有一次她在银行里看到一个人把手伸进外套里面，动作与歹徒十分相似，唬得她落荒而逃。
有些恐怖的洛痕及其后遣症会持续一辈子，大屠杀后幸存的犹太人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根据研究，事隔近半个世纪后，那些经历过饥饿与集中营的恐怖经验，目睹亲人被屠戮的人，记忆依然鲜活如昨。三分之一的人经常活在恐惧中，近四分之三的人看到或听到任何能引起联想的事物就会感到焦虑：包括制服、敲门声、狗吠、烟囱冒烟等，约60％的人几乎每天想到五十年前的浩劫，较严重有十分之八仍常做同样的恶梦。一位幸存者说：“如果你待过奥斯维兹而不会做恶梦，那你就不正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