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建华
E. L.多克托罗是当代美国文学中公认的几名大师级作家之一。他的十多部长篇小说和数本短篇小说集,主要都从近代美国历史和当代美国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故事的发生地一般都是美国大城市,尤其以他的出生地纽约为常见的场景。多克托罗将人物置于特殊的城市空间,描摹世事,品味人生,字里行间可见现实主义的细腻逼真,铺排陈说又彰显后现代主义的不拘一格,挥洒自如,笔意纵横,在多种元素和不同风格的杂糅和融合之中,描写反映当代美国都市生活的多侧面,通过小说的虚构性折射真实社会,对历史和现实生活进行富有哲理的思考。
袁源博士的研究著作选择多克托罗众多文学作品中的三部长篇小说:《但以理书》《世界博览会》和《比利·巴思盖特》。这三部作品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故事的主人公都是犹太少年,都是城市的“漫游者”,都由他们自己讲述经历片段,而读者通过他们尚不成熟但十分敏锐的眼睛,观察市井生活,思考都市人生。这些共性将三部小说聚拢在一起,组成可供整体解读的“大文本”。袁源博士的研究聚焦于这个“大文本”中的少年人物,考察他们的都市行踪,透析他们的经历和心理,从他们的所见所思反映和解析更大层面的政治、社会、文化现象。这本即将出版的研究著作从本雅明的“都市漫游者”、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巴赫金的狂欢化和约瑟夫·弗兰克和维斯利·科特的空间叙事中寻找理论支持,从而将讨论推向纵深。
多克托罗的作品大多是都市小说。都市越来越成为小说家们热衷于发掘的文学富矿,也越来越成为批评界关注的热点。都市是一个公共空间,一个共时系统,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网络,也是一个流动的舞台,喧闹、变幻、混乱、多元杂合,既是人性的角斗场,也是民主的平台。都市环境可以将个体淹没,也可以让个体在交集碰撞中不断获得新认识,引向自我的发现。像纽约这样的大都市,是城市化的当代生活最集中的表征。法国文化理论家米歇尔·德塞都谈到纽约时说,“1370英尺的高塔是曼哈顿的船首,它继续进行虚构,创造读者,使这个复杂的城市可以解读,将它那晦涩的流动性凝固在一个透明文本里。”虽然那个眺望远处的高点——指的是世贸中心双塔——已不复存在,但纽约的“透明文本”,尤其是栩栩如生地再现于多克托罗笔端的都市景貌,仍具有巨大的阐释空间,可供我们细细解读。
作为研究对象的三部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遭受不幸的犹太少年,或者家遇不测,如《但以理书》中的但以理和《比利·巴思盖特》中的比利,或者恰逢艰难时世,如《世界博览会》中的埃德加。他们成了都市人流中历险的“少年派”,漂游于城市空间,经历挫折,遭遇丑恶,接受帮助,磨砺心智。他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穿行于都市纵横交错的街道,出没于娱乐、科技、黑道场所,感受人群中的孤独,体验市井百态,经历成长的烦恼。他们心理和精神上时刻处在应变和调整的节奏中,在认识城市的同时,也逐步认识城市环境塑造的自己。漫游是他们城市生活的一部分,经历过程比目的更重要。
“漫游者”来自法语“Flaneur”,也译为“浪荡子”,现已是文化和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专用名词。文学中的“漫游者”或“浪荡子”不是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负面人物,理想的“漫游者”是一个“集侦探的敏锐、诗人的善感、哲学家的深邃为一身的角色”。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让经历和认识平行发展。多克托罗小说中的“漫游者”略有不同,他们都是未成年的男孩。成年人的感觉和意识往往被习惯所凝滞,被世俗所钝化,被实利所蒙蔽,他们眼中难以发现、心里难以感触的东西,可以在儿童意识中被捕捉,被放大。作家因此将儿童设定为更加单纯无辜、更加敏锐清醒的观察者,借助儿童视角对城市世界进行再审视和再认识,利用儿童叙事层次与成人读者的认识层次之间的落差,迫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进行矫正,参与故事的演绎,从而创造出一种审美距离。
袁源博士的研究著作中讨论的第一个小小“漫游者”来自小说《但以理书》。这部小说的出版奠定了多克托罗作为重要美国后现代作家的地位。小说以美国近代史上争议不断的罗森堡审判案为背景素材。在麦卡锡时代歇斯底里的政治氛围中,小说主人公但以理的父母被指控犯有间谍罪,双双被送上电椅。成为孤儿的他带着妹妹生活,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心理创伤,在都市漫游中既希望找出真相,替父申冤,也试图逃避现实,寻找抚平创伤的慰藉。漫游的过程是他不断矫正自身的异化、走出阴影的过程,最后努力与自己、他人和社会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和解。
在被誉为多克托罗最佳作品的《比利·巴思盖特》中,城市“漫游者”比利是个误入歧途的少年,他的叙述展示了都市的另一面。父亲离家出走后,他与疯癫的母亲相依为命,忍受着城市贫民的艰辛。比利是一个被遗弃的精神孤儿。这个天真的犹太少年遭遇黑帮,被犯罪集团招募为“学徒”成员,进入城市的地下社会,行走于各个阶层和各种场合之间,目睹暴力、性、杀戮、敲诈、报复、舞弊等都市的种种丑恶,接受人性的考验,踌躇于善恶边界,在迷惘中寻找出路。在黑暗势力的挟持下,他的城市“漫游”“游”进了常人不易涉足的场域,因此小说也更具有冲击力和戏剧性。
《世界博览会》是一部带回忆录色彩的小说,与其他两部略有不同,其中的“漫游者”有作家自己童年的身影。小男孩埃德加讲述了他的城市生活,引领读者穿街走巷,驻足于广场和公园,体验在大萧条中苦撑苦度的纽约人的日常生活。组成他城市漫游经历的是一组组喜忧参半的记忆片段:他遭受过歧视和非难,获得过温情和关爱,看到了城市贫民互济互助、共度艰难岁月的辛劳和真诚,也在游走过程中学会了忍受痛苦,承担责任。尤其是两次参观纽约世界博览会让他记忆犹新,那里展示的工业和科技成果,令他充满对未来的美好想象和期待,忘却了经济危机下的凄风苦雨。
这三部小说让三个不同类型的犹太少年讲述他们在都市成长的故事,一个是“受害者”(《但以理书》),一个是“坏孩子”(《比利·巴思盖特》),一个是“好孩子”(《世界博览会》)。他们将苦难的过去和不确定的未来一起投射到了都市漫游的旅程之中,而这种“漫游”实际上是他们在困境中寻找精神皈依和生存之道路的过程。他们在此过程中摆脱过去的束缚,解放自己,思考人生,走向成熟。关于小说中“漫游者”的特殊功能,汪民安教授曾写道:“他既参与事件之中,又能够超然度外;既是主角,又是叙事者;他的视角可近可远,近者能探微,远者能鸟瞰而全知。”这个漫游者异常敏锐,具有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立场,以开放的态度对所见的一切进行掂量,不受偏见的影响。多克托罗是犹太移民的第二代,犹太文化根子里有一种“行者”情结。犹太神话中最著名、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是“流浪的犹太人”(the Wandering Jew),代表了自走出埃及之后该民族在世界各地不断游历,寻找生存之源和上帝的天赐福地的无休无止的旅程。“漫游者”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类型,成为犹太人的代表。但作家关注的不仅仅是犹太人,而是生活在城市中面对城市困境的所有人。
多克托罗笔下的城市,与现当代小说中对城市的概念化再现不同,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中代表负面价值的一方:乡村单纯正直,城市狡诈世故;乡村自然淳朴,城市奢靡堕落;乡村光明大度,城市小肚鸡肠。他笔下描述的不是传统的城市肖像——商业化污染下的道德废都,而是具有多面特性的宏大场域,包容了正负善恶阳光阴影。他小说中的人物也不是陷于泥淖等待救赎的失落者,而是具有能动性,在都市语境中探索发现,获得认识。作家对都市生活的展现带有批判性,但这种批判并不迷失在后现代文学浓浓的悲观之中。作家创造了一种城市叙事和都市美学,让读者在万木萧疏中发现一颗新苗,在一片阴霾里看到远处云际的光亮。
2015年7月21日,被誉为“20世纪下半叶美国最富才华、最具创新精神和最受人仰慕的作家之一”的多克托罗不幸辞世,让喜爱他小说的读者感到无比惋惜。美国总统奥巴马次日表示哀悼:“他的书教会了我很多,世人将永远怀念他。”巨星陨落,但他才艺和智慧的光彩仍然闪烁在20余部作品的书页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也将长存于美国和世界文学的经典库,成为文化遗产。袁源博士在多克托罗刚刚谢世不久,适时地推出了这部著作,向作家遥致敬意。她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口,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对多克托罗几部重要著作做了具有深度的研读解析,能够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多克托罗,读懂多克托罗。
2016年10月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