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是“大东亚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总经理。严格是湖南醴陵人，三十岁之前瘦，三十岁之后，身边的朋友都胖了，出门个个腆个肚子，严格仍瘦。三十二岁之前，严格穷，爹娘都是醴陵农村的农民，严格上大学来到北京；人一天该吃三顿饭，严格在大学都是两顿；也不是两顿，而是中午买一个菜吃一半，晚上买份米饭接着吃。大学毕业，十年还没混出个模样，十年跳槽十七个公司。三十二岁那年，遇到一个贵人；人背运的时候，黑夜好像没个尽头；待到运转，发迹也就是转眼间的事。严格回想自己的发迹，往往想起宋朝的高俅。当然，也不同于高俅。自遇到那个贵人到现在，也就十多年光景，严格从一文不名，到身价十几个亿。严格在大学学的不是房地产，不是建筑，不是经济，也不是金融，学的是伦理学；讲伦理严格没得到什么，什么都不讲，就在地球上盖房子，从小在村里都见过，倒让他成了上层社会的人。他的头像，悬在四环路边上的广告牌上；把眼睛拉出来，看着他的房产和地产。世界，哪有一个定论啊。没发迹的时候，严格见人不提往事；如今，无意间说起在大学吃剩菜的事，大家都笑。大家说，严格是个幽默的人。
严格富了之后，也有许多烦恼。这烦恼跟穷富没关系，跟身边的人有关系。四十岁之后，严格发现中国有两大变化，一，人越吃越胖；二，心眼儿越来越小。按说体胖应该心宽，不，胖了之后，心眼儿倒更小了。心眼儿小没啥，还认死理，人越来越了。他伺候的是一帮人。别人没啥，身边的朋友没啥，老婆也越吃越胖，心眼儿越来越小，人越来越，就让严格头疼。严格的老婆叫瞿莉，三十岁之前，瘦，文静；过了三十岁，成了个大胖子，事事计较，句句计较；一个CEO的老婆，家产十几个亿，为做头发，和周边的美容店吵了个遍。由老婆说开去，严格感叹：中国人，怎么那么不懂幽默呢？过去认为幽默是说话的事，后来才知道是人种的事。幽默和不幽默的人，是两种动物。拧巴还在于，人不幽默，做出的事幽默。出门往街上看，他们把世界全变了形，洗澡堂子叫“洗浴广场”，饭馆叫“美食城”，剃头铺子叫“美容中心”；连夜总会的“鸡”，一开始叫“小姐”，后来又改叫“公主”。严格走在街上，觉得自个儿是少数派。本不幽默，也学得幽默了。人介绍他：
“‘大东亚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严总。”
严格忙阻住：
“千万别，一盖房子的。”
人说他瘦，讲健身，他说：
“想吃胖啊，得有得吃呀。”
人说他生意大，北京半个城的房子都是他盖的，他摇头：
“搬砖和泥，粗活，不要见笑。”
人说他幽默。他渐渐也不幽默了。不幽默并不是幽默不好，而是因为幽默，严格吃过不少亏。周围皆是小心眼儿的大胖子，不管是生活，或是生意，皆是刺刀见红。水该一百度沸腾，他们五十度就沸腾了；水该零度结冰，他们五十度就结冰了；他们的沸点和冰点是一样的。本来是一句玩笑话，待朋友翻脸后，或没有翻脸，仅为一己之私，会把上次的玩笑，下回当正经话来说；时间一变，地点一变，人的态度一变，把同样的话放到不同的环境和气氛中，这话立即就变了味，一下就将严格置于死地，无法顺着原路回到原来。话的变味，比朋友翻脸还让人可怕。由此带来的拧巴，比人穷不走运还大。严格摇头：
“不让幽默，我不幽默还不成吗？”
四十岁之后，严格发现自己最大的变化是，四十岁之前，自己爱说笑话；过了四十岁，开始不苟言笑。久而久之，对玩笑有一种后天的反感。人跟他开玩笑，如是部下，他会皱眉：
“不能正经说话吗？”
如是朋友，他不接这个玩笑；对刚才说过的事，不苟言笑重说一遍。或者，四十岁之后，严格除了瘦，其他方面也变得跟众人差不多了。不喜欢跟这些人说话，但话每天又得说；话不是不能这么说，只是觉得话越说越干涩，就像日子越过越拧巴，就像老婆整天说自个儿身上疼、眼干舌燥一样，就像发动机缺机油在干转一样，这日子早晚得着火。机油，你哪里去了？
“大东亚建筑有限公司”下边，有十几个建筑工地。十几个建筑工地，就有十几个包工头。任保良是其中之一。严格除了跟那些大胖子打交道，也常去建筑工地。建筑工地的民工，没有一个是胖的。见到这些民工，民工有河北人，有山西人，有陕西人，有安徽人，也有河南人；与大胖子说话，话越说越干涩；倒是到了建筑工地，全国各地的民工一开口，又让严格乐了。他们每天吃的是萝卜炖白菜，白菜炖萝卜，但一张口，句句可笑，句句幽默。或者说，是这些民工的话，把严格脑子中残余的一点儿幽默的细胞又激活了。所有的包工头，见严总来了，以为是来检查工程；工程是要检查，但主要，是来听民工们说话，透上一口气。古风存于鄙地，智慧存于民间；有意思的事和话，都让那些胖子就着鲍鱼和鱼翅吃没了；仅剩的一些残汁，还苟活于萝卜和白菜之中；奴隶们创造历史，毛主席这句话没错。
在十几个包工头中，严格又独喜欢河北沧州的任保良。任保良说话不但可笑，还愣。民工们跟任保良说话，觉得他很精；严格听起任保良的话，句句有些傻。或者不能说是傻，是粗；不能说是粗，是愣。但话愣理儿不愣。句句是大实话。初听有些可笑，再听就是实话。原来实话最幽默。一天傍晚，严格去任保良的建筑工地。一幢CBD的楼壳子，已盖到五十多层。两人坐着升降机，来到了楼顶上。夕阳之下，整个北京城，尽收眼底。严格感叹：
“好风光啊。”
任保良指着脚下的街道，街道上像蚂蚁一样蠕动的人群：
“‘鸡’又该出动了。”
又啐了一口痰，狠狠骂道：
“婊子就叫婊子，还‘小姐’！”
又说：
“严总，咱别盖房子了，开窑子吧。挣个钱，不用这么费劲。”
这话没头没脑，初听很愣，细听可笑。严格来时，正烦恼一事，现在弯腰笑得，把一切烦恼全忘了。本来晚上还有饭局，他又多待了一个小时。这时天安门华灯齐放，从没这么美丽过。渐渐，平均一个礼拜，严格要到任保良的工地来一趟。一是来听民工和任保良说话，遇到饭点，也到民工的食堂吃饭。民工们吃刘跃进的萝卜炖白菜吃腻了，一端起碗就吐酸水；严格却觉得好吃，连菜带汁，能吃上两碗，吃出一头汗。任保良看他吃得痛快，感叹：
“该闹革命了，一闹革命，你天天能吃上这个。”
严格又笑。
这天中午，严格又到任保良的工地来了。工地正在吃中饭。任保良吃工地食堂吃腻了，没去食堂，从外边买了一个盒饭，正蹲在他自个儿小院的台阶上吃。任保良的小院，不能说是院，离工棚三尺开外，靠一棵枣树，临时用废板子围成一个圆圈；房前，巴掌大一块地方。但你又不能说它不是院。任保良吃的是栗子烧鸡块，见严格来了，以为又来吃中饭，嘴里嚼着鸡说：
“等着，我让人给你打好饭去。”
但今天严格到工地来，既不是为了吃饭，也不是为了听民工和任保良说话，是为了找一个人。找这个人不是为了这个人，而是为了让他装扮另一个人。一番车轱辘话说完，任保良有些蒙：
“严总，你要演戏呀？”
严格：
“不是演戏，是演生活。”
任保良一愣，接着笑了：
“生活还用演，街上不都是？”
严格：
“一下没过好，可不得重演？”
接着一五一十，给任保良讲了这段没过好的生活的来龙去脉。严格遇事背别人，背那些大胖子，背老婆，但不背任保良这种人。原来，严格一直与当今一位走红的女歌星好，这歌星整天唱的，皆是歌颂祖国和母亲的歌。歌颂多了，祖国和母亲没恶心，她自个儿患了厌食症。其实患厌食症也是假的，祖国和母亲歌颂多了，唱者无心，听众和观众，对祖国、母亲和她，都一块儿恶心了；她也是借这种方式，转移一下视线；借这个转移，自个儿也变一下路子；祖国、母亲，也让她恶心了；换句话，纯粹为了炒作。这天严格去她家里看她，不是为了祖国和母亲，仅仅为了他们两个人。两人该办的事办了，严格走时，她戴一墨镜，把严格送到楼下。楼下有一条小胡同，胡同里有钉皮鞋的，烤羊肉串的，修自行车的，崩爆米花的，卖煮玉米的，卖烤红薯的，一派人间烟火。两人分手之前，女歌星到烤白薯的炉子前，买了一块烤白薯。正好一个小报记者在对面小铺吃杂碎汤，看到这歌星，大吃一惊，顺手拍了一张照片。这照片别人拍到没啥，被记者拍到，第二天就上了报纸，占了半个版。照片有两张，一张是街头全景，熙熙攘攘的人，各种做生意的摊子；全景图片右上角，叠一张特写，烤白薯的炉子前，女歌星握着一块白薯，在往嘴里塞。图片下的标题是：厌食症也是炒作？这事登报没啥，说是炒作也没啥，这事本身就是炒作，正着炒反着炒一样；问题是，歌星肩右，露出一严格的人头。图片上的严格，条瘦，倒像得了厌食症。严格对上报并不介意，他把自己的照片，整天挂在四环路的广告牌上；但报上不是他一个人，旁边还有女歌星，问题就大了；虽然他把照片挂在四环路边，世上没几个人能认出严格；问题是，严格的老婆瞿莉认识严格，瞿莉早就怀疑严格外边有人，现在报上登了这个，怀疑不就照进现实了吗？瞿莉上个礼拜去上海走娘家，下午就回北京。一下飞机，就会看到这报纸。瞿莉的头发没做好，就能跟美发店吵翻，现在看严格跟一个女人在一起，又上了报纸，怕是要拿刀子杀人。瞿莉还有一个习惯，动刀之前，爱搞追查；这个追查的过程，比杀人本身还可怕。照此推论，瞿莉看到报纸，便会去现场调查。为了蒙骗老婆，严格想把现场重新布置一遍，把昨天的生活重演一遍；待瞿莉调查时，众人皆说严格和歌星不是一起来的，把必然说成偶然，把两个关系亲密的人，说成互不认识；说不定能将案子翻过来，躲过这一劫。街头现场有十几个摊位，烤红薯的，烤羊肉串的，钉皮鞋的，崩爆米花的……严格都交代好了；就一个卖煮玉米的，安徽人，一说话就哆嗦，怕他露馅，得找一个人替他；演他，还得像他；像他的人，工地最多，就找任保良来了。一番话说完，把严格累着了，任保良也听明白了。但任保良怀疑：
“她要是看不到这报纸呢？我们不白张罗了？”
严格：
“她看不到，别人也会告诉她；她身边，都是大胖子。”
大胖子没好人的理论，严格也对任保良说过，任保良能听懂。但他又感叹：
“多费劲呀，如是我，早跟她离了，一了百了。”
严格瞪了任保良一眼：
“事情没你想得那么简单。如能离，我早离了。”
又说：
“电视上，每天不都在演戏？一个人去视察，周围都得布置成假的，和对付我老婆一样。各人有各人的难处。”
任保良明白了，这戏是非演不可了；但他搔头：
“可要说装假，你算找错了地方。工地几百号人，从娘肚子里爬出来，真的还顾不住，来不及装假。”
严格的手机响了，但他看了看屏幕，没接；端详任保良：
“我看你就行。”
任保良跳了起来，似受了多大的委屈：
“我咋给你这印象？剥了皮，世上最老实的是我。”
这时话开始拐弯：
“严总，咱说点儿正事，工程款拖了大半年了，该打了；材料费还好说，工人的工资，也半年没发了，老闹事。”
用手比画着：
“一个月不出，我的车胎，被扎过五回。”
任保良有一辆二手“桑塔纳”。严格止住他：
“我说的也是正事。我要被老婆砍死了，你到哪儿要钱呢？”
任保良一怔，正要说什么，小院的门被“哐当”一声撞开，刘跃进进来了。进来也不看人，也不说话，径直走到那棵枣树下，从腰里掏出一根绳子，往枣树上搭。任保良和严格都吃了一惊。任保良喝道：
“刘跃进，你要干吗？”
刘跃进把脖子往绳圈里套：
“干了半年，拿不着工钱，妻离子散，没法活了。”
原来，刘跃进刚送走韩胜利。这次韩胜利没白来，刘跃进从食堂菜金里，给他挤出二百块钱；这二百块钱的窟窿，还待刘跃进到菜市场去补；虽说是菜金，其实这二百块钱，早被刘跃进从菜市场找补回来了，只是不想还债，才找出这么个说法。但韩胜利不同往常，临走时说，连本带利，剩下的三千四百块钱，只给两天时间；两天再不还，就动刀子。看他的神色，不像开玩笑。目前刘跃进身上，倒是还有三千多块钱；但这点儿钱，以备不时之用，一般不敢动；身上少了五千块钱，刘跃进心里就不踏实。韩胜利走后，刘跃进正兀自犯愁，儿子刘鹏举又从河南老家打来电话，说学校的学费，两千七百六十块五毛三，不能再拖了；也是两天，如果交不上去，他就被学校赶出来了。欠人钱，儿子又催钱，任保良欠他钱，三方挤对，刘跃进只好找任保良要账。儿子正好来了电话，也是个借口。他也知道，任保良手头也紧，想让任保良还钱，就不能用平常手段。上个月，安徽的老张，家里有事，辞工要走，任保良不给工钱；老张爬到塔吊上要往下跳，围拢了几百人往上看。消防队来了，警察也来了。任保良在下边喊：
“老张，下来吧，知道你了。”
老张下来，任保良就把工钱给了老张。刘跃进也想效仿老张，把工钱要回来。刘跃进本不想这么做，跟任保良，也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了；但因为工地食堂买菜的事，两人已撕破了脸；加上被事情挤着，也就顾不得许多。但刘跃进用这种方式刁难自己，还是出乎任保良意料。任保良马上急了：
“刘跃进，你胡吣个啥？你妻离子散，挨得着我吗？你老婆跟人跑，是六年前的事。”
又指严格：
“知道这谁吗？这就是严总。北京半个城的房子，都是他盖的。你给我打工，我给他打工。”
又抖着手对严格说：
“严总，你都看到了，不赶紧打钱行不行？见天，都是这么过的。”
严格倒一直没说话，看他俩斗嘴；这时轻轻拍着巴掌：
“演得太好了。”
又问任保良：
“是你安排的吧？你还说你不会演戏，都能当导演了。”
任保良气得把手里的盒饭摔了，栗子鸡撒了一地：
“严总，你要这么说，我也上吊！”
又指指远处已盖到六十多层的楼壳子，上去踹刘跃进：
“想死，该从那上边往下跳哇！”
严格这时拦住任保良，指指刘跃进，断然说：
“人不用找了，就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