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为古蜀称谓，与古“巴”相对。
何为“蜀”？
历史上说法颇多，后经专家论证，逐渐趋于以下两种意见。
一说源于商代甲骨文。
如果从“蜀”字产生来看，此说不无道理。甲骨文之“蜀”字，字体代表一条昂首的“虫”，十分形象生动。
另一说源于《说文》。
蜀者，葵中蚕也。顶上“四”字，代表蚕头。弯钩内藏一虫，则象征蚕之曲体。
所谓“其身蜎蜎”是也。
远古洪荒时代，蜀先王蚕丛氏，以养蚕闻名于世。国号从蚕（蜀），倒也顺理成章。
“蜀”偏居西南一隅，为中原人士所不屑。他们便用代表毒虫之字，称呼古蜀人，犹如蛇呼巴人，猓呼彝人一样，是一种蔑称。
《韩非子·说林上》说：“鳝似蛇，蚕似蜀。人见蛇则惊骇，见蜀则毛起。”
论巴（蛇）与蜀（蚕）的起源，言简意赅，十分贴切。
“蜀”既古远，几千年未改其义，始终为特定用语，因蜀族而蜀地。
《尚书》之《牧誓》篇，曾言及西土八国，蜀国名列其中。
《逸周书》之《王会》载：周成王会盟天下诸侯，举行“成周大会”，蜀人带着“文翰”来献。
蜀不是周室的诸侯国，能够莅会绝非偶然，国力与国际影响力必定不弱，应与中原各诸侯国相当。
蜀使所带“文翰”，究竟为何物？自古至今说法不一。其中有两种说法，附和者众多。
一说为称颂文表。
从字面理解，此说不无道理。“翰”原为羽毛，“文翰”即漂亮的羽毛，后演绎为毛笔，进而专指锦绣文章。
然《逸周书》乃先秦古籍，恐那时“翰”尚未演绎为毛笔，更不要说信函文表了。
笔者对于此说，一直持否定态度。
另一说乃雄性野鸡。
准确地说，即羽毛纹饰漂亮的雄性野鸡。
细想又觉不妥。
蜀自诩为大国，所遣使者与会，千里迢迢带只野鸡去，是否“礼”太过轻率？
且不说路途遥远极难携带（饲养），一只雄性野鸡，能代表蜀之身份吗？
故而依笔者之见，恐为装饰华丽的鸡形青铜器。
《华阳国志》言，西周时之蜀国，以成都平原为中心，“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连峨嶓。”辖地广阔无垠，国力确也十分雄厚。
随着国际地位提升，毒虫之“蜀”渐次演变，或部落，或国家，或地名。如同“齐鲁”“湘楚”，沿袭至今，始终没有变过。
“蜀”与“四川”，有何关联？四川之称，又缘之于何？
有关四川得名，也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缘自蜀地四条江河。
清乾隆年间，四川学者李元，著《蜀水经》言：“川者，水也。四川者，四条水也。”
四水说广为传播，信服者颇众。
唯四条江河，终为哪四水，长期争论不休，没有定论。
或曰长江、岷江、沱江、嘉陵江。
然涪江中分四川，名分声望，盖过岷、沱、嘉三水多矣。古人受制于交通，无法穷极长江源头，曾误将川中涪水，勘定为长江正溯。
故涪水流城之大英县，隋唐时名长江县【1】，盖因长江（涪水）过境之故。
涪水有此身价，为何没入“四川”？
四川得名于四水，其说流播极广。《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文大字典》，皆采纳此说。
然细考蜀中历史，发现四川四水说，并不让人信服。
明末清初季，顾炎武著《日知录》，言及四川时，曾说：“唐时剑南一道，止分东西两川而已，至宋则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谓之川陕（应为峡之误）四路。后遂省文，名为四川。”
《四川通志》也说：“咸平四年（1001年），分置益、梓、利、夔四路，总曰四川路。”
换句话说，所谓“四川”，实乃行政区域划分，与四水无任何瓜葛。
明代学者曹学佺，曾官四川右参政，又因功升四川按察使。宦蜀四年间，著《蜀中广记》一百零八卷，于“四川”名号之渊源，说得更为具体。
蜀地始则“两川”，继而“三川”，终为“四川”。
演变过程为：唐时置剑南道，设东西两川节度使，治所分别在今三台和成都。
时人谓之“两川”。
唐代大诗人杜甫，曾撰《东西两川说》应试，言“川”为平川（原）意，代表行政辖地分置，而非后人附会之河流。
中唐代宗年间，朝廷为稳定西南，特增设山南西道，与剑南东道和剑南西道，共同管理“蜀”境。
时人称“剑南三川”。
《新唐书·杜甫传》说得明白：“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
宋真宗咸平四年，朝廷始将“三川”行政机构析分为四路，即“益梓利夔”，治所分别为今之成都、三台、汉中和奉节。简称“川峡四路”。
考《宋史·徽宗纪》，最迟徽宗初年（1101年），已出现“四川”名号，始称四路行政长官，为“四川宣抚使”，或“四川制置使”。
“四川”得名于此，应无误矣，实非四水之说也。
四川别称“蜀”，辖地与古蜀国大抵一致，故以“蜀”代之。
余行文至此，意犹未酣。
蜀地风流妖娆，蜀人壮怀激烈，前人之述备矣。再说拾人牙慧，也无益于人。
唯蜀川灵异，多奇人异闻，尚有不为人知者。简说一二，或可增人食欲。
不知有益人乎？
丁酉春正月于蛙鸣斋
注释：
【1】贾岛曾任长江县主簿，著有《大小长江集》，其诗句有云：“长江微雨过，明月众星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