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成长的过程中，一方面善于从劳苦大众身上摄取精神养料，另一方面又敢于经常荡涤传统观念的污浊。对根深蒂固的旧传统、旧思想、旧习俗大胆地怀疑，是鲁迅攀登真理高峰的重要起点。
在追怀逝去的童年韶光时，鲁迅曾经回顾说：“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童年时代的鲁迅，也跟其他孩子一样，常插上幻想的翅膀翱翔，时而飞上云端，时而潜入蚁穴；他想探寻月亮跟着人走的秘密，他想懂得星星究竟怎样镶嵌在夜空。但是，诞生在封建末世的鲁迅，却不能不受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作为大家庭的长孙，他更无法逃脱接受传统教育的命运。在绍兴方言中，形象地把孩子入塾读书比喻为“牛穿鼻”，意思是一进书房，就像牛鼻子被穿上了缰绳，从此就得服服帖帖。然而，鲁迅这头初生的“牛犊”，却并不如师长想象的那样驯良。他不愿盲从传统，善于独立思考，勇于独立判断，最后终于识破了因袭的谎言，砸断了僵化的枷锁，挣脱了旧教育缰绳的羁绊，让真理的光束照进了思维的隧道。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向旧世界宣告：“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
鲁迅开始入塾是六岁那年。启蒙老师周玉田是他的远房叔祖。这是一位爱种一点花木的和蔼的老人。他给鲁迅选定的第一本读物是历史教材《鉴略》。这本书从盘古开天地一直讲到清朝，但童年的鲁迅却连一个字的意思也不懂。鲁迅感到有兴趣的，是老人珍藏的一本专讲园艺花卉的书，名叫《花镜》。鲁迅借来以后，又读又抄，还用几种本子比勘校对。为了增长对花木的知识，课余他亲自栽种，每株都插上竹签，写上花名，仔细观察它的生长情况。后来，经过一段实践，鲁迅发现《花镜》中的介绍也有错误。比如书上说，要把映山红从山上移植到家中，必须保留本土才能成活。鲁迅却对这种说法大胆提出了异议。他在书上批注说，这种花“性喜燥，不宜多浇，即不以本土栽亦活”。
十二岁时，鲁迅转入另一个叔祖周子京的书塾。周子京是一个仕途受挫的腐儒，鲁迅的小说《白光》中陈士成一类的人物。他屡试不第，变为呆狂。他夜里做着掘藏得宝的美梦，白天讲课则胡言乱语，信口开河。有一次，他竟把“蟋蟀”解释为“虱子”。为此，鲁迅愤而退出了这家私塾，转入被称为全城最严厉的书塾——三味书屋就读。此后，他在这里生活、学习了四五年时间。
三味书屋的“三味”，是形容读书其味无穷：经书，味如稻粱；史书，味如肴馔；诸子百家，味如调料。书屋的匾下，悬挂着《梅鹿古松图轴》，上绘一株拔地而起的古松，郁郁葱葱的松针密布在半空，鳞甲似的树身上缠绕着老藤，树下匍匐着一只肥胖的梅花鹿，两耳耸峙，栩栩如生。塾师寿镜吾是一个“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有着爱国忧民的思想。但是，在“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即使像寿镜吾这样令人敬仰的先生，教学内容中也不能不渗透着陈腐的思想意识，教学方法也难免生硬呆板。这些，对于一个思想活跃、天真烂漫的少年自然是难以接受的。鲁迅的书案，最初是设在三味书屋的南墙下，后来他以门缝有风为理由，要求移到西北临窗的明亮处，以便伺机偷看藏在抽屉里的小说。他在三味书屋“杂览”的书籍中，印象最深的是古典小说《西游记》。鲁迅后来对友人说，直到看到《西游记》，他才第一次对书籍发生兴趣。他还将《西游记》中的绣像在“荆川纸”上一一描摹下来，订成厚厚一大本，这就又培养了他对美术的爱好。对于《西游记》中蕴涵的丰富内容和深刻哲理，少年鲁迅当然不可能一一领会，但是，他却从中受到了对于变化着的事物要多加怀疑的启发。例如《西游记》中洗澡的美人，原来是蜘蛛精的化身；那庄严巍峨的寺庙大门，却原来是一张猴子的尖嘴。鲁迅说：“早就受了《西游记》教育，吓得气绝是大约不至于的，但总之，无论对于什么，就都不免要怀疑了。”后来，鲁迅对论敌变化多端的手法始终保持了高度的警觉，看见显着正人君子模样的人物，竟会觉得他也许正是蜘蛛精了。
鲁迅在三味书屋就读期间，还发生过这样一桩有趣的事：鲁迅所住的新台门附近，有一家被称为广思堂的私塾。塾师姓王，身矮头秃须多，诨名叫作“矮癞胡”。他不仅经常体罚学生，没收学生的点心给自己吃，而且规定学生小便前还要领取“撒尿签”。鲁迅听到这个消息，便在一天中午跟其他几个爱打抱不平的同学前去“兴师问罪”。不巧，广思堂也放学了，师生都不在。鲁迅便和伙伴们将“矮癞胡”的“撒尿签”全部撅折，将朱墨砚台扔在地上，以示惩戒。这正是鲁迅对腐朽的私塾制度的一次自发反抗。
书塾的生活是枯燥乏味的。书塾以外，禁令则没那么严苛了。渴求知识的鲁迅，该可以接触到一些既有意义而又切合孩子特点的书籍吧！然而，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儿童读物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充斥于坊间的只不过是一些“毒害小儿的药饵”。在这种环境中，帮助鲁迅有效抵制旧思想污染的仍然是探求真理的怀疑精神。鲁迅在一张书签上，曾写下了这样的箴言：“心到，口到，眼到，读书三到。”所谓“心到”，就包含着善于思索的意思。
囊萤照读、凿壁偷光，这已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故事。在封建社会，它常被用来激励读书人勤奋苦读，以求出人头地，很少有人对它产生过怀疑。然而鲁迅通过思索，却认为这样的故事不可真信，更不能模仿。试想，每天要捉一袋萤火虫，那岂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倘去凿穿邻居的墙壁，那后果将会更糟，不仅会招来邻居的斥骂，而且还要向人赔礼，替人修房。《二十四孝图》是一本宣扬封建伦理的传统教材，那二十四位孝子是被称作楷模供人效仿的。然而，鲁迅却从这些令人炫目的故事中发现了“礼教吃人”这个残酷的事实。年幼的鲁迅并不反对孝顺父母。他所认为的孝顺，“无非是‘听话’‘从命’，以及长大之后，给年老的父母好好地吃饭罢了”，然而，《老莱娱亲》中的老莱子，行年七十，却要在双亲面前手摇拨浪鼓，戏舞装娇痴，这岂不是把肉麻当有趣？至于《郭巨埋儿》，那就更可怕了。郭巨担心儿子会夺母亲的口粮，居然狠心活埋三岁的儿子。鲁迅想，如果他父亲在家境败落时竟学郭巨，那该埋的岂不正是他吗！于是，当时那些被人视为白璧无瑕的孝子形象，反而在鲁迅幼小的心灵中引起了极大的厌恶和反感，他原先想做孝子的计划也彻底破产了。
在到处布满了陷阱的旧社会，要防止受骗，必须学会比较。十四五岁的时候，鲁迅看过一本叫《蜀碧》的书，内容是渲染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在四川如何用酷刑杀人，读后令人毛骨悚然。后来，鲁迅随便翻翻家里的两三箱破烂书，无意中找到了一本明抄本的《立斋闲录》。这本杂录明代朝野遗闻逸事的笔记中，收录了永乐皇帝的上谕，鲁迅读后才知道皇帝是如何用屠戮、敲掠、刑辱压迫人民，使他们忍受非人类所能忍受的苦楚的。两相比较，鲁迅的憎恨就转移到永乐皇帝身上去了。鲁迅从中体会到：比较，这是医治受骗的好方法。
鲁迅在他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中，曾经通过狂人之口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反叛之声：“从来如此，便对么？”这种对于被视为不可动摇的封建信条大胆怀疑的精神，很早就在鲁迅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