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张中行迈进北大的校门时，“五四”的风潮早过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平，政治中心与之远离，学术风气占据了学校的首位。我们看胡适那时的日记，就能感到大学教育理念里，强调学术训练的重要。张中行接触的老师差不多都是一流的，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马裕藻、魏建功等，那些人的气质和学识都对他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只要读过《负暄琐话》的人，对此印象一定是深的。
年轻人接触新学，往往被流行的东西吸引。他入北大后，兴奋是自然的。校园内的生活是五花八门，可入眼帘的事物很多，但最让他心动的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环境。他说：
这视有学识为无上荣誉的价值观有排他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政场，轻些说是不热心，重些说是看不起。不是不以国事为意，是认为政场中人几乎都为升官发财，而不是想把国事办好。治学是清高的事业，所以就要远离政场。自然，这是就多数人说；少数，在背地里，也会为某种势力奔走呼号吧？比如有个同学，人呼为马面先生（因为长脸），据说就充当官方的爪牙，歌颂、打小报告，等等。毕业后如何飞黄腾达不记得了，只记得在校时期，同学提到他，都伴以冷笑，意思是无耻到这种地步，既可鄙又可叹。二是对于阔气、虚荣之类，轻些说是不在意，重些说也是看不起。名教授在家里，享用如何，不知道；走入红楼，依当时风气，要朴素。这像是表示，因为志在治学，所以就没有精力和兴趣讲究吃喝穿戴。在这种风气下，学生更是“草上之风必偃”，几乎都不穿制服，一年四季蓝布长衫。其时西装也是上等服装，少数同学有穿的，我穷，无力制备，现在回想，即使财力充足，买一两套，也绝不敢穿上出入红楼，因为总觉得与学术空气不协调。
吴相湘先生在《三生有幸》一书里，也讲到北大读书氛围对自己的吸引，那些教授和学生间的朴素而静谧的精神对视，把新生们渐渐感化了。认真地做学问，乃是一种幸福。他们被一种神奇的精神洗刷着。这是一种相似的感受。张中行承认，对流行的，如电影、话剧、京戏，只是偶尔看看，猎奇而已，不久就被原点式的著述所俘虏，读古书，钻古典。学校的自由、包容的学术空气里，弥漫着肃穆的精神之光，他沐浴在那里，心接触着古老的灵魂。他在那里得到了趣味，从枯燥的文本里发现了鲜活的、流淌的精神之乳。北大的人与物，唤醒了他沉睡的意识躯体，他甚至从肉身上感受到智慧之力辐射的快感。思想开始飞动了，长眠的精神之躯从僵硬的篱笆越过，他已和乡下的那个沉默的孩子大不一样了。
在《我与读书》里，他写到了北大的学习生活：
其时正是考证风刮得很厉害的时候，连许多名教授的名也与这股风有关，如钱玄同，把姓也废了，改为疑古；顾颉刚越疑越深，以至推想夏禹王是个虫子；胡适之的博士是吃洋饭换来的，却也钻入故纸堆，考来考去，说儒的本质原来是吹鼓手，等等。人，抗时风是很难的，何况自己还是个嘴上无毛的青年。于是不经过推理，就以为这考证是大学问，有所知就可以得高名，要加紧步伐，追上去。追，要有本钱，这本钱就是依样葫芦，也钻故纸堆。在其时的北京大学，这不难，因为：一、该上的课不多，而且可以不到；二、图书馆有两个优越条件，书多加自由主义……先看后看，没有计划，引线是兴趣加机遇，当然，尤其早期，还要多凭势利眼，比如正经、正史、重要子书、重要集部，一定要看，就是一定以势利眼为指导的。机遇呢，无限之多，比如听某教授提到，逛书店碰到，看书，王二提到张三，张三提到李四，等等，就找来看，兴趣管的面更广。比如喜欢看笔记，由唐宋人一直看到俞曲园和林琴南；喜欢书法，就由《笔阵图》一直看到《广艺舟双楫》。量太大，不得不分轻重，有些，尤其大部头自认为可以略过的，如《太平御览》《说文解字诂林》之类，就大致翻翻就还。这样，连续四年，在图书馆里乱翻腾，由正襟危坐的《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之类到谈情说爱的《牡丹亭》《霓裳续谱》之类，及消遣的《回文类聚》《楹联丛话》之类，杂乱无章，总的说，是在古典的大海里，不敢自夸为漫游，总是曾经“望洋向若而叹”吧。
读着上面的话，他那时读书的快乐是可以想见的。北大在那时的好处是，还有着自由主义的传统，党化教育的那一类并不受欢迎，至少教授还是主体，影响着学生的思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大疑古和整理国故风气很盛，但那风气的背后不是复古，而是受到洋人的自由精神的暗示。所以，大学后期始，张中行很快也转入对西方哲学的研读中。他所阅读的书籍很杂，吸引他的竟不是杜威的哲学和希腊的原典，而是康德、罗素的著作。那些书的艰深是无疑的，可其中闪烁的智慧的光，远远地照射着，给他以未曾有过的震撼。他发现了西方文明中个人的力量和魅力。智慧的运转不是趋于信，而是归于疑，即信任主体也怀疑主体，精神是矛盾地流动着。他回忆说：
另一种，姑且名之为“精神”，曰无征不信的“怀疑”。就我所知，在这方面，也是进口货占上风。古希腊有怀疑学派，虽然庄子也曾“不知周之梦为胡蝶”“胡蝶之梦为周”，可是意在破常识，所以没有成为学派。以后，法国笛卡尔也是由怀疑入门，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些都可以不计，只说我更感兴趣的，是许多人都熟悉的罗素，他推重怀疑，而且写了一本书，名《怀疑论集》。主旨是先要疑，然后才能获真知。他举个有趣的例，是英国课本说打败拿破仑是英国之力，德国课本说是德国人之力，他主张让学生对照着念这两种，有人担心学生将无所适从，他说，能够使学生不信，教育就成功了。
上面的回忆很重要，他一生就是在怀疑的视角里看待问题，不去盲从，就和同代的许多人区别开来。思想被知识激活了，那些枯燥的学识，在他那里变得灵动起来，成了自己思想里的一部分，且融化到了血液里去。后来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还能坚强地挺下来，是和老北大的精神有关的。学院派的怀疑精神和求知欲，终于把他塑造成了一个自由的读书人。
从枯燥里看到趣味，旧式的文人也有这一点，不过他很快从新学说里也感到异样的快感，思想的翻动摇曳，只有个体的生命才能感受到。群体的主义和口号在他看来与己身的会心是不同的，所以己身的体验高于群体的盲动，前者才是真实的。我把他看成一个学术的利己主义者，一个与生命个体亲近的人。不过这又不是克尔凯郭尔式的自我，不是尼采式的超人，他的个人主义乃是书斋里的追问者的思绪流淌，社会关怀只是哲学层面上的。这在他是异于别人的地方。不在感性的世界过度费神，懂得理性思考的快慰，真是有高深的境界。他在大学及稍后的几年的里，得到了很好的思维训练。乾嘉学派与现代西方逻辑学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又新又旧的认知模式。在他那里，思维是有乐趣的，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主要的是精神的盘诘。人生的本然在他眼里是可以从此意识到的。而世俗社会的道德伦理模式，不可能进入思想的高地。
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可以理解他后来对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态度。他有很长一段时间被抛在社会的边缘，也是自然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