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高悬，阳光普照，其热度迅速上升，威力直逼大地。我不懂为什么要磨蹭这么久才迟迟出发。身穿深色衣服，我觉得很热。矮老头本来已戴上了帽子，这时又脱下来了。院长又跟我谈起他来了，我略微歪头看着他。院长说，我妈妈与贝雷兹先生，常在傍晚时分，由一个女护士陪同，一直散步到村子里。我环顾周围的田野，一排排柏树延伸到天边的山岭上，田野的颜色红绿相间，房屋稀疏零散，却也错落有致，见到如此景象，我对妈妈有了理解。在这片景色中，傍晚时分那该是一个令人感伤的时刻。而在今天，滥施淫威的太阳，把这片土地烤得直颤动，使它变得严酷无情，叫人无法忍受。
我们上路了。这时，我才看出贝雷兹有点儿瘸。车子渐渐加快了速度，这老头就落在后面了，其中一个黑衣人也跟不上车，与我并排而行。我感到惊奇，太阳在天空中竟升高得那么快。我这才发现，田野里早已弥漫着一片虫噪声与草簌声。汗水流满了我的脸颊。因为我没有戴帽子，只得用手帕来扇风。殡仪馆的那人对我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楚。这时，他右手把鸭舌帽帽檐往上一推，左手用手帕擦了擦额头。我问他：“怎么样？”他指了指天，连声道：“晒得厉害。”我应了一声：“是的。”过了一小会儿，他问我：“这里面是您母亲吗？”我同样应了一声：“是的。”他又问：“她年纪老吗？”我回答说：“就这么老。”因为我搞不清她究竟有多少岁。到这里，他就不吭声了。我转过身去，看见贝雷兹老头已经落在我们后面五十来米。他急急忙忙往前赶，手上摇晃着帽子。我也看了看院长。他庄严地走着，一本正经，没有任何小动作。他的额头上渗出了一些汗珠，但他没有去擦。
我觉得这一行人走得更快了。在我周围，仍然是在太阳逼射下灿灿一片的田野。天空亮得刺眼。有一阵，我们经过一段新修的公路，烈日把路面的柏油都晒得鼓了起来，脚一踩就陷进去，在亮亮的层面上留下裂口。车顶上车夫的熟皮帽子，就像是从这黑色油泥里鞣出来的。我头上是蓝天白云，周围的颜色单调一片，裂了口的柏油路面是黏糊糊的黑，人们穿的衣服是丧气阴森的黑，柩车是油光闪亮的黑，置身其中，我不禁晕头转向。所有这一切，太阳、皮革味、马粪味、油漆味、焚香味，一夜没有睡觉的疲倦，使得我头昏眼花。我又回了回头，见贝雷兹已远远落在我后面，在一片腾腾的热气中若隐若现，后来，干脆就看不见了。我用目光搜寻他，见他已离开了大路，而后又从田野斜穿过来。我发现在我们前方的大路转了个弯。原来，贝雷兹熟悉本地，他正抄近路追赶我们。果然，在大路转弯的地方，他追上我们了。不久，我们又把他落下了。他仍然是穿田野、抄近路，这样，反反复复，如法炮制了好几次。而我，这么走着的时候，一直觉得血老往头上涌。
后来，所有的事都进行得那么快速、具体、合乎常规，所以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么一件事：在村口，护士代表跟我说了话。她的声音奇特，抑扬顿挫而又颤悠发抖，与她的面孔极不协调。她对我说：“走得慢，会中暑，走得太快，又会汗流浃背，一进教堂就会着凉感冒。”她说得对。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此外，我还保留了那天的几个印象：例如，贝雷兹最后在村口追上我们时的那张面孔。他又激动又难过，大颗大颗的眼泪流在脸颊上。但由于脸上皱纹密布，眼泪竟流不动，时而扩散，时而汇聚，在那张哀伤变形的脸上铺陈为一片水光。此外，还有教堂，还有站在路旁的村民，开在墓地坟上的红色天竺葵，还有贝雷兹的晕倒——那真像一个散了架的木偶——还有撒在妈妈棺材上的血红色的泥土与混杂在泥土中的白色树根，还有人群、嘈杂声、村子、在咖啡店前的等待、马达不停的响声以及汽车开进阿尔及尔闹市区、我想到将要上床睡上十二个钟头时所感到的那种喜悦。
二
我醒来的时候，明白了为什么我请了两天假，老板就一直板着面孔，因为今天是星期六。可以说，我把这事全给忘了，起床时才想起来。老板自然是想到了，加上星期天，我就等于有了四天假期，而这，是不会叫他高兴的。但是，一者，妈妈的葬礼安排在昨天而不是今天，这并非我的过错；二者，不论怎么说，星期六与星期天总该归我所有。即使是这个理，也并不妨碍我理解老板的心理。
昨天实在很累，今早几乎起不了床。刮脸的时候，我想了想今天要干什么，我决定去游泳。我乘电车到了海滨浴场。在那儿，我一头就扎进了泳道。浴场上年轻人很多。我在水里看见了玛丽·卡尔多娜，她以前是与我同一个办公室的打字员。那时，我很想把她弄到手。现在想来，她当时也对我有意，但不久她就离职而去，我俩没有来得及好上。在浴场上，我帮她爬上一个水鼓，扶她的时候，我轻微地碰了碰她的乳房。她躺在水鼓上面，我仍在水里。她的头发遮住了眼睛，她一直在笑。我也爬上水鼓，躺在她身边。天气晴和，我像开玩笑似的把头抬起枕在她的肚子上。她没有说什么，我也就趁势这么待着。我两眼望着天空，天空一片蔚蓝，金光流溢。我感觉到玛丽的肚子在我的颈背下轻柔地一起一伏。我俩半睡半醒地在水鼓上待了很久，当太阳晒得特别厉害的时候，她就钻进水里，我也跟着下水。我赶上她，用手臂搂着她的腰，我俩齐游共泳，她一直在笑。我们在岸上晾干的时候，她对我说：“我晒得比你黑。”我问她，晚上是否愿意去看场电影。她仍然在笑，对我说她很想去看费尔南德主演的一个片子。当我们穿上衣服的时候，她见我系着黑领带，显得有点诧异，问我是不是在戴孝。我对她说妈妈死了。她想知道是什么时候，我告诉她：“就是昨天。”她吓得往后一退，但没有发表什么意见。我想对她说这不是我的过错，但我没有说出口，因为我想起我对老板也这么说过。其实说这个毫无意义，反正，人总得有点什么错。
晚上，玛丽把这件事抛到了脑后。这个片子有些地方挺滑稽，但实在很蠢。她的腿靠着我的腿，我抚摩她的乳房。电影快散场的时候，我抱吻了她，但没有吻好。出了电影院，她随我到了我的住所。
我醒来的时候，玛丽已经走了。她跟我说过她得到她姨妈家去。我想起了今天是星期天，这真叫我烦，我从来都不喜欢过星期天。于是，在床上翻了个身，努力去寻找玛丽的头发在枕头上留下的海水的咸味，我一直睡到十点钟。然后，仍然躺在床上，不断抽烟，一直抽到了中午。我像往常一样不喜欢到塞莱斯特的饭店去吃饭，因为，那里肯定有一熟人会向我提出种种问题，这我可不喜欢。我煮了几个鸡蛋，就着盘子吃掉了，也没有用面包，面包早就吃完了，我一直不愿意下楼去买。
吃罢饭，我有点烦闷，就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妈妈在的时候，这套房子大小合适；现在，我一个人住就显得太空荡了。我不得不把饭厅里的桌子搬到卧室里来。我只用我这一间，几张已经有点塌陷的麦秸椅子、一个镜面已经旧得发黄的柜子、一个梳妆台，还有一张铜床，我就生活在这个空间里，其他的空间我都不管了。又过了一会儿，我为了消磨时光，就拿起一张旧报纸读了起来。我把克吕逊盐业公司的一则广告剪下来，粘贴在一个旧本子上，报纸上种种叫我开心的东西，我都贴在那里面。之后，我洗了洗手，事情告一段落，我来到阳台上。
我的房间正朝着本区一条主要街道。中午，天气晴朗，但马路肮脏，行人稀少而又来去匆匆。我先看见一家家出来散步的人，有两个穿海军服的小男孩，短裤长得过了膝盖，笔挺的服装使得他们举止拘谨。还有一个小女孩，头上扎着玫瑰红的大花结，脚穿黑色的漆皮鞋。在孩子的后面，是他们的母亲，身材高大，穿着栗色连衣裙，父亲则是一个相当瘦弱的小个子，我颇眼熟。他戴着扁平的狭边草帽，领口扎着蝴蝶结，手持一根文明杖。看见他跟他妻子在一起，我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区的人都说他秀气优雅。过了一小会儿，走来一群郊区的年轻人，头发油光锃亮，打着大红领带，衣服腰身紧俏，装佩着绣花口袋，脚上穿的是方头皮鞋。我猜他们是到城里去看电影的，所以这么早就动身。他们一伙人急急忙忙赶电车，还高兴地说说笑笑。
这一群人过去之后，路上行人渐渐稀少。我想，那些好看好玩的地方开始热闹起来了。街上只剩下了一些商店老板与猫。从街道两旁的榕树上空望去，天空晴和，但并不明朗。在街对面的人行道上，有个烟铺老板搬出一把椅子，放在店门口，跨坐在上面，两臂搁在椅背上。刚才拥挤不堪的电车，现在几乎全都空了。烟铺旁边那个名叫“皮埃罗之家”的小咖啡馆里，厅堂空空荡荡，一个侍者正在用锯屑擦洗地面。真个是一派星期天的景象。
我也把椅子倒转过来，像烟铺老板那样放着，我觉得那样更舒服。我抽了两支烟，又进房拿了一块巧克力，回到窗前吃了起来。过了一小会儿，天空变得阴沉，我以为快要下暴雨了。但是，它又渐渐转晴。不过，一片片乌云飘过，使得街道阴暗了些。我抬头望着天空，一直这么待了好久。
下午五点钟，一辆辆电车在轰隆声中驶过来了，载满了一群群从郊区体育场看比赛回来的人，有些人就站在踏板上，有些则扶着栏杆。跟在后面的几辆电车载的是运动员，我是从他们的小手提箱认出来的。他们使劲地高呼，歌唱，嚷嚷他们的团队将永远战无不胜。好几个运动员朝我打招呼，其中一个对我喊道：“我们赢了他们。”我也回喊了一声“没错”，同时使劲点点脑袋。电车过去，街上的小汽车就开始一拥而至了。
天色有点暗了。屋顶的上空变成淡红色，随着暮色渐至，那些假日出游的人陆续往回走。我在人群中认出了那位优雅的先生。他家的几个孩子哭泣着跟在父母的后头。这时，附近的电影院一股脑儿将所有的观众都倾泻在大街上。那些观众中，青年人的行为举止比平日多了几分冲劲，我猜他们刚才看的是一部惊险片。从城里电影院回来的观众则姗姗来迟。他们显得较为庄重。他们也说说笑笑，但显得疲倦并若有所思。他们待在街道上，在对面的人行道上踱来踱去。这一带的少女们，不着帽，披着发，挽着胳臂在街上走，小伙子们则打扮得整整齐齐，为的是跟她们擦身而过。他们不断高声地开玩笑，招得姑娘们咯咯直笑，还回过头来瞅瞅他们。姑娘们之中有几个我是认得的，她们也在跟我打招呼。
这时，街灯突然一齐亮了，使得在夜空中初升的星星黯然失色。老这么盯着灯光亮堂、行人熙攘的人行道，我感到眼睛有些发累。灯光把潮湿的路面与按时驶过的电车照得闪闪发亮，也映照着油亮的头发、银制的手镯与人的笑容。过了一会儿，电车渐渐稀疏了，树木与街灯的上空，已是一片漆黑。不知不觉，附近这一带已阒无一人，于是，又开始有猫慢吞吞地踱过空寂的街道，我这才想到该吃晚饭了。倚靠在椅背上待的时间实在太久，我的脖子有点酸痛。我下楼买了面包与果酱，自己略加烹调，站着就吃完了。我想在窗口抽支烟，但空气凉了，我略感凉意。我关上窗户，转过身来，从镜子里看见桌子的一角上放着我的酒精灯与几块面包。我想，这又是一个忙忙乱乱的星期天，妈妈已经下葬入土，而我明天又该上班了，生活仍是老样子，没有任何变化。
三
今天，我在办公室干了很多的活儿。老板显得和蔼可亲。他关心地问我累不累，还问我妈妈有多大岁数。为了不把具体的岁数说错，我回答：“六十来岁。”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听此话就好像松了一口气，并认为这是了结了一桩大事。
我的桌上放了一大堆提单，都得由我来处理。在离开办公室外出吃午饭之前，我洗了洗手。每天中午，我喜欢这么清理清理。到了傍晚，我就不高兴这么做了，因为公用的转动毛巾被大家用一天，已经全湿透了。有一天，我曾经提请老板注意此事。他回答我说，他对此也感到遗憾，但这毕竟是无关紧要的一桩小事。我下班稍晚一点儿，十二点半才跟在发货部工作的艾玛尼埃尔一道出来。公司的办公室面对大海，我们先观看了一会儿阳光照射下的海港里停泊的船只。这时，一辆卡车开过来了，夹带着一阵链条哗啦声与内燃机噼啪声。艾玛尼埃尔问我：“咱们去看看如何？”我就跑了起来。卡车超过了我们，我们跟在它后面直追。我被淹没在一片噪声与灰尘之中，什么也看不见，只感到自己是在拼命地奔跑，进行比赛，周围是绞车、机器、在半空中晃动的桅杆以及停在近旁的轮船。我第一个抓住了卡车，一跃而上。然后，我帮艾玛尼埃尔在车上坐好。我们俩人都喘不过气来。卡车在码头高低不平的路面上使劲颠簸，包围在阳光普照与尘土飞扬之中。艾玛尼埃尔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们大汗淋漓地来到了塞莱斯特的饭店。他还是那个样子，大腹便便，系着围裙，蓄着白色小胡子。他问我总还过得下去吧，我回答说是，还说我肚子饿了。我狼吞虎咽，又喝了咖啡。然后，我回到家里，因为酒喝多了，就睡了一小觉，醒来时，我想抽烟。时间已经迟了，我跑着去赶电车。整个下午，我一直闷头干活。办公室里很热，傍晚，我下班出来，沿着码头慢步回家，这时，颇有幸福自在之感。天空是绿色的，我心情轻快，尽管如此，我还是径直回家，因为我想自己煮土豆。
上楼的时候，我在黑糊糊的楼梯上撞着了沙拉玛诺老头，他是我同楼层的邻居。他牵着狗，八年以来，人们都见他与狗形影不离。这条西班牙猎犬生有皮肤病，我想是丹毒叫它的毛都脱光了，浑身是硬皮，长满了褐色的痂块。主人与狗挤住在同一个小房间里，日子久了，沙拉玛诺老头终于也像那条狗了。他脸上长了好些淡红色的硬痂，头发稀疏而发黄。而那狗呢，则学会了主人弯腰驼背的行走姿势，嘴巴前伸，脖子紧绷。他们好像是同一个种族的，但又互相厌恶。每天两次，上午十一时，傍晚六时，老头都要牵狗散步。八年以来，他们从未改变过散步的路线。人们老见他俩沿着里昂街而行，那狗拖拽着老头，搞得他蹒跚趔趄，于是，他就打狗、骂狗。狗吓得趴在地上，由主人拖着走，这时，该老头去拽它了。过一会儿，狗忘得一干二净，再次拽起主人来了，主人就再次对它又打又骂。这样一来，他们两个就停在人行道上，你瞪着我，我瞪着你，狗是怕，人是恨。天天如此，日复一日。有时狗要撒尿，老头偏不给它时间，而是硬去拽它，这畜生就沥沥拉拉撒了一路。如果它偶尔把尿撒在屋里，更要遭一顿狠打。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八年。塞莱斯特对此总这么说：“这真不幸。”但实际上，谁也说不清楚。当我在楼梯上碰见沙拉玛诺的时候，他正在骂狗：“坏蛋！脏货！”狗则在哼哼。我对他道了声“晚安”，他仍在骂个不停。我就问他狗怎么惹他了。他也不回答，只顾骂：“坏蛋！脏货！”我见他弯下腰去，在狗的颈圈上摆弄着什么，我又提高嗓门儿问他。他没有转向我，只是憋着火气回答说：“它老是那副德行。”说完，便拖着狗走了。那畜生匍匐在地被生拉硬拽，不断哼哼唧唧。
正在此时，又进来了一个同楼层的邻居。附近一带的人都说，他是靠女人生活。但是，有人问他是从事什么职业时，他总是答曰：“仓库管理员。”一般来说，他一点儿也不招人喜欢，不过，他常主动跟我搭话，有时，也上我的房间坐坐，我总是听他说。我觉得他所讲的事都很有趣。再说，我也没有任何道理不跟他说话。他名叫雷蒙·桑泰斯，个子相当矮小，宽肩膀，塌鼻子。他总是穿着得很讲究。谈到沙拉玛诺时，他对我也这么说：“这真不幸！”他问我，我对那对难兄难弟是不是感到恶心，我回答说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