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谈我自己，请注意。我是在看这本小说。书里有个可怜虫一清早就突然被捕了。人家一直在注意他，他自己却一无所知。人家在办公室里谈论他，把他的名字登记在卡片上。您认为这样做公正吗？您认为他们有权对一个人这么干吗？”
“那要看是什么情况，”里厄说，“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确没有这个权利。但这一切都是次要的，人不能把自己关在家里时间太长。您需要出去走走。”
柯塔尔似乎激动起来，说他成天在外边走动，如果有必要，全街区的人都可以为他作证。甚至在本街区以外，他也有不少熟人。
“您认识建筑师里果先生吗？他就是我的一个朋友。”
房间越来越暗了。地处近郊区的这条大街逐渐热闹起来。外面，一阵低沉而欣慰的欢呼正在迎接华灯初放的那一刻。里厄走到阳台上，柯塔尔也跟着他走出来。和城里每个平常的夜晚一样，阵阵微风从周围的街区吹来人们的喃喃细语和烤肉的香味，吵闹的年轻人拥上街头，大街上渐渐响起充满晚间自由芬芳气息的欢快的嗡嗡声。黑夜里，传来看不见的轮船的汽笛长鸣，还有大海潮涌和流动人潮的喧哗声，里厄过去多么熟悉和喜爱这个时刻，今天，由于他知道的那一切，这一刻似乎已使人透不过气来。
“我们能不能开灯？”他问柯塔尔。
一有了光，那矮个儿便眨眨眼，望着里厄。
“告诉我，大夫，如果我病了，您会不会让我到医院您的科里治病？”
“怎能不会呢？”
柯塔尔又问，是否曾逮捕过在卫生所或医院里治病的人。里厄回答说，看见过这种情况，但一切都取决于病人的病情。
“那么我，”柯塔尔说，“我相信您。”
接着，柯塔尔问里厄，能不能搭他的车进城。
到了城中心，大街上的人已不如先前拥挤，灯光就更稀少了。有些孩子还在大门口玩耍。柯塔尔一要求停车，里厄便把汽车停在一群玩耍的孩子面前。孩子们正在叫嚷着玩跳房子游戏。其中有一个孩子黑头发梳得很平整，头路也分明，就是小脸很脏，他用明亮的眼睛吓唬人似的盯着里厄。大夫转过视线看别处。站在人行道上的柯塔尔与里厄握手。他说话声音沙哑，发音困难。还往背后看了两三次。
“人们都在谈论瘟疫。真有瘟疫吗，大夫？”
“人总要谈话嘛，这很自然。”里厄说。
“有道理。再说，一旦死十来个人，就该是世界末日了。我们需要的可不是这个。”
里厄的汽车已经在启动了。他把手放在变速杆上时，又看了看一直严肃而平静地盯着他的孩子。小家伙突然一咧嘴对他笑起来，一点儿转变过程都没有。
“那么，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大夫一边问，一边朝孩子笑笑。
柯塔尔紧紧抓住车门，用哽咽而又狂怒的声音叫道：
“需要地震，真正的地震！”
然后一溜烟逃跑了。
第二天并没有发生地震，不过里厄在这一天却在全城东奔西跑，十分繁忙，既与病人家属谈判，又同病号本人讨论。他从未感到过自己的工作负担如此之沉重。在此之前，病人还能与他配合默契，并无条件地信任他。可是最近他第一次意识到病人有话不愿说，神色显出几分惊诧，几分不信任，对自己的病痛也讳莫如深。这是一场他还没有习惯的斗争。晚上十点，他的汽车停在老哮喘病人的屋门前，这是今天的最后一次出诊，他从车座上站起来竟感到非常吃力。他歇一歇，看看黑暗的大街和在漆黑的天空时隐时现的群星。老哮喘病人正坐在床上数着从这个锅放到那个锅里的鹰嘴豆，看上去呼吸比过去舒畅。他满脸喜悦地欢迎大夫。
“这么说，大夫，那是霍乱？”
“您从哪里打听来的？”
“从报纸上，广播里也这么说。”
“不，那不是霍乱。”
“哎，不管怎么说，”老头说道，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那些大头头们太言过其实了！”
“别相信那些话。”大夫说。
他仔细检查了老头儿之后便到这间寒酸的饭厅中央坐下来。是的，他怕。他知道，就在这个近郊区，可能有大约十个被淋巴结炎弄得直不起腰的病人在等待他明天上午去治病。在他施行淋巴结切开手术的那些病例中，只有两三例病情得到缓解，大多数都得进医院，他清楚对穷人来说，进医院意味着什么。“我不愿意他去当他们的试验品。”一个病人的妻子这么对他说。她丈夫不会去当试验品，他将死在那里，就这么回事。政府采取的措施远远不够，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所谓的有“特殊设备”的病房，里厄知道那是什么样子：那是两间匆忙撤去其他病人的独立的大病房，门窗缝隙全部堵死，周围有一条防疫警戒线。倘若瘟疫不能自动停止蔓延，行政当局想象出来的那些措施也势必奈何它不得。
而就在这天晚上发布的官方公报却仍然很乐观。翌日，省情报资料局宣称，省府采取的预防措施受到欢迎，市民对此处之泰然，已有三十来位病人申报了病情。卡斯特尔给里厄挂了个电话：
“那两间病房有多少个床位？”
“八十个。”
“市内肯定不止三十个病人吧？”
“有些人害怕，其余的人大多数是没时间申报。”
“丧葬是否受到监督？”
“没有。我曾打电话告诉里沙尔，措施必须是全面的，而不是光说空话。应当筑起一道真正的屏障防止瘟疫，要不就什么也别干。”
“那他怎么说？”
“他说不是他说了算。依我看，人数马上会上升。”
果然，三天之内，那两间病房就人满为患了。里沙尔说他知道要把一所学校改成一家辅助医院。里厄一边等着疫苗，一边给病人切开淋巴结排脓。卡斯特尔又钻进他的故纸堆里，而且一进图书馆就待好长时间。
“老鼠死于鼠疫或非常类似鼠疫的什么病，”他作结论说道，“老鼠在流动中传播成千上万只跳蚤。如果不及时制止，那些跳蚤会以飞快的速度传染疾病。”
里厄默不做声。
这段时间，天气似乎稳定下来了。太阳已把最后几次大雨留下的水洼吸干。蔚蓝的天空射出一道金黄色的光，在初起的热浪里传来飞机的轰鸣，这样的季节，一切都趋向宁静。然而，在四天之内，高烧病却接连飞跃四次：死亡十六例、二十四例、二十八例、三十二例。在第四天，由一所幼儿园改建的辅助医院宣布开业。那天之前一直爱以开玩笑来掩盖忧虑的同胞们，如今在大街上显得比以前沮丧和沉默了。
里厄决定给省长打电话。他说：
“措施是很不够的。”
“我手头有统计数字，”省长说，“情况的确使人忧虑。”
“岂止使人忧虑，那些数字太说明问题了。”
“马上去要求总督府下命令。”
里厄在卡斯特尔面前把电话挂了。
“下命令！”他说，“也许还得有想象力吧。”
“血清来了吗？”
“本星期以内到。”
省政府通过里沙尔请里厄写一个报告交殖民地首府，要求发布命令。里厄在报告里作了临床方面的描述并提供了数字。就在那一天，已死亡四十人。据省长说，从明天起，他要亲自负责强化原有那些措施。强制申报和隔离措施继续实施，病人的住房必须封闭并消毒，病人家属应当接受检疫隔离，疫病患者死亡后，其殡葬由市里组织，具体条件视情况再定。过了一天，血清空运到达本市。可以满足正在接受治疗的病人所需，但如瘟疫蔓延，就完全不够了。里厄接到回电说，安全线内的库存业已提尽，现已开始生产新血清。
在这段时间，春天已从周边的郊区降临到城里的市场。千万朵玫瑰在沿人行道摆摊的花贩子们的篮子里凋谢，玫瑰的甜香飘浮在全城上空。看表面，没有任何变化。电车仍然在高峰时间人满为患，在平时则空荡荡、脏兮兮的。塔鲁照旧观察着矮老头儿，矮老头儿仍旧朝猫们吐唾沫。格朗每晚回到自己家里从事他那神秘的工作，柯塔尔则四处兜圈子；预审法官奥东先生出出进进依然老带着他的家小。那老哮喘病人继续把他那些鹰嘴豆倒来倒去；有时还可以遇上记者朗贝尔，依旧是那副无忧无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晚间，大街小巷依然熙熙攘攘，电影院门前仍排着长队。此外，疫情似乎正在缓解，几天之内竟只死了大约十个人。但后来疫情一下子又直线上升了。在日死亡人数重新达到三十来人那天，省长递给贝尔纳·里厄一份官方拍来的急电，里厄边看边说：“他们害怕了。”电报上写着：“宣布进入鼠疫状态。关闭城市。”
第二部
从那一刻起，可以说鼠疫已成了我们大家的事。在此之前，尽管那一桩桩怪事使众人惊异和担忧，我们同胞中的每一位都还在各自的岗位上继续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而且这种情况无疑会延续下去。然而，城市一关闭，大家才发现，包括笔者在内，谁和谁都一样，都得设法对付新情况。就这样，原本属于个人的感情，比如，和心爱之人的离情别绪，从最初几周开始，都突然变成了整城居民的共同感情，而且还夹带着担惊受怕——那长期被迫异地分居生活中最主要的痛楚。
的确，关闭城市造成的最显著的后果之一，是毫无思想准备的亲朋好友们突然面临的离别。母子、配偶或情侣在几天之前分别时，还以为那是暂时的离别，他们在火车站的月台上互相拥抱亲吻，随便嘱咐几句，有的还相约几天或几周之后再见；他们完全沉浸在人类愚蠢的自信里，亲人的启程几乎没有使他们在日常事务里分心。只是在后来他们才一下子发现那次分离是无可挽回的，他们既不能重聚，也无法联系。因为在省府通令发布之前几小时城市已经关闭，特殊情况当然不可能得到考虑。可以说，疫病突然侵入所产生的最初后果，就是强迫我们的同胞像毫无个人情感的人一般行事。在通令进入实施阶段那天的头几个钟头里，有一大群申请人同省府纠缠，有的打电话，有的去官员们身边陈述自己的处境。所有的情况都应当关心，但同时又都不可能考虑。事实上，必须花好几天工夫我们才有可能认识到，我们的处境是毫无回旋余地的：“妥协”“特殊照顾”“例外情况”这些字眼已经失去意义了。
连写信这样的微小要求都遭到拒绝，不予满足。一方面，这个城市已经没有通常的交通手段可以同全国其他地方联系；另方面，一道新的通令禁止同外界作任何通信交往，以防止信件成为传染的媒介。一开始，几个走运的人还能去城门口向守卫的哨兵要求通融，哨兵也同意他们向城外发出信件。当时是瘟疫流行的最初几天，哨兵认为自己受同情心驱使是自然的事。然而，一段时间过后，那几个哨兵已完全相信情况危急，因此拒绝承担他们难以估量其大小的责任。一开始还允许长途电话通信，但各公用电话亭挤得水泄不通，长话占线也十分严重，以致有几天完全停止了通话。后来又严格加以限制，只能在死亡、出生和婚姻等所谓紧急情况之下才能通话。于是，电报成了我们唯一的通信手段。那些由理解、爱情和肉体连在一起的人们，只好从十来字的电报的大写字母里去寻找昔日的心迹。其实，电报上能用的套语很快就用尽了，长期的共同生活或痛苦的热恋只能匆忙地概括在定期交换的诸如“我好，想你，爱你”等习惯用语里。
不过，我们当中有些人还在坚持写信，为了和外界保持通信联系，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设想计策，但事实总证明那都是幻想。即使我们设想的某些办法成功了，那些信件也下落不明，因为对方仍杳无音信。有好几个礼拜，我们不得不一再重写同一封信，重抄同样的消息，同样的呼唤，这一来，一段时间过后，原本出自肺腑的话语竟变得空空洞洞了。但我们仍旧不由自主地抄了又抄，总想通过那些毫无生气的句子提供我们艰难生活的音讯。末了，我们终于认识到，与顽固而又毫无结果的独白和同墙壁枯燥无味的聊天相比，电报的格式化的呼唤似乎更为可取。
此外，几天过后，谁也出不了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时，人们才想到去打听在瘟疫之前出门的人是否能够返回。省府经过几天的考虑，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但又明确指出，返回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再出城；他们可以自由来，却不能自由去。就这样，仍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家庭轻率对待局势，置谨慎于不顾，只凭亲人团聚的愿望而请他们借机返回。然而无须多久，受困于鼠疫的人们便明白过来，他们那样做是在把亲人往火坑里推，便终于下定决心忍受离愁别痛。在疫情发展最严重的时刻，只出现了一桩人类感情战胜惨死恐惧的事例。出人意料的是，并非一对情侣在热恋中超越痛苦而生死与共，而是老大夫卡斯特尔和他结婚多年的妻子间的故事。卡斯特尔夫人在瘟疫发生前几天去了邻近的一个城市。这对夫妻甚至谈不上是世间恩爱夫妻的典范，笔者有理由说，在此之前，这对夫妻十有八九不敢肯定是否对他们的结合感到满意。然而，这次突然而漫长的离别使他们明确认识到，如异地分居，他们将无法生活；而与这突然揭示出来的事实相比，鼠疫就不算什么了。
那是个例外。在大多数情况下，分离只能和瘟疫同时结束，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大家都认识到，我们一向自信很了解的、构成我们生活本身的感情（已经说过，阿赫兰人的感情生活很简单）正在改变面貌。过去完全相互信任的夫妻和情侣都发现自己生怕失去对方。有些男人昔日自信在爱情上朝三暮四，现在也重新忠贞不渝了。从前在母亲身边生活的儿子很少注视过她，如今在勾起他们回想联翩的母亲脸上的皱纹里却注入了他们全部的关切和悔恨。这种骤然的、全面的、前途渺茫的离别使我们无所适从，成天追忆那近如昨日却恍如隔世的音容笑貌而无力自拔。事实上，我们经受着双重的痛苦，首先是我们自己的，然后是想象中的远方亲人——儿子、妻子或情人——饱受的痛苦。
如果环境不同，我们的同胞也许能在业余活动更多也更积极的生活中得以摆脱。然而，当时的鼠疫却使他们无所事事，只好在愁云密布的城里转悠，日复一日地沉浸在令人失望的回忆中。他们在漫无目的地散步时，总会不自觉地经过同样的街道，而在如此小型的城市里，那些街道多半是他们从前和远在他乡的亲人一道走过的地方。
因此，鼠疫带给同胞们的第一个感觉是流放感。笔者相信，他在本书里所写的东西可以代表大家的感受，因为那是他和许多同胞共同的经历。是的，那时刻不离我们心田的空虚，那确确切切的激情，那希望时间倒流，或相反希望时间加快飞逝的非理性的愿望，那刺心的记忆之箭，正是这种流放感。如果说我们有时让想象力天马行空，乐于幻想自己在等待亲人返家的门铃声，或楼梯上熟悉的脚步声；如果说在那一刻，我们同意忘掉火车停运的事实，设法在游子常常乘晚间快车返家的时刻留在家里等候，那种游戏当然是不可能持久的。总有这样的时刻来到，这时，我们会清醒地意识到火车不能到达此地。我们这才知道我们的分离注定要延续下去，我们应当设法和时间修好。总之，从此以后，我们又回到坐牢的状态，迫不得已靠回忆往昔而生活。倘若我们当中有谁企图生活在对未来的向往中，他们会很快放弃，起码会尽快放弃这种向往，因为他们正在体验想象力最终强加给相信它的人们的那种创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