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是人所进行反抗。加缪的反抗理论是从对反抗的人加以界定开始的。由此，加缪也就从纯形而上的哲学范围跨进到具体的社会现实范围。他明确的定义是这样的：“何谓反抗者？一个说‘不’的人。然而，他虽然拒绝，却并不放弃：他也是从一开始行动就说‘是’的人。”可见，在反抗者身上既有否定、拒绝，也有赞同、追求，这当然不是指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沉默、冷漠，像月球一样的自然界，而是一个充满了现实矛盾的人类社会。于是，推石上山的西西弗就发展成为一个说“不”也说“是”的社会人，哲学比喻发展成为社会历史论著，哲学家加缪成为一个社会学家、政治理论家。
加缪把反抗的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对他反抗的动机、方式、准则、目标、效果加以界定，指出他在这些方面与本能的、纯出于狭隘、低层次、利己目的的愤怒者的本质区别。在他的眼里，反抗者应该是突破了个人存在，超越了自我，摆脱了一己私利，遵循在一定社会范围里为人群所认同的价值观，具有巨大的活力并在反抗的过程中有助于人群的合作与聚集。可见，在加缪心目中，反抗是有理性的，是有价值标准、社会效益、有见解意义的社会行为。它是人的尊严的体现，具有明显的崇高性。
在对反抗的限度作出规定，对反抗与反抗者进行了定位、定格之后，加缪在这部论著中主要就进入了历史回顾与历史考察的领域，涉及面从文学、艺术一直到社会政治。在文学中，他认为把天火盗给了人类的普罗米修斯是最早的反抗者，接下来，他赞赏的还有该隐，希腊诗人，罗马诗人，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中的《呼啸山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主人公以及尼采等；他所贬斥的则有萨德，以及为超现实主义所尊奉的大师洛特雷阿蒙与兰波等。不难看出，加缪所看重的是那些富有思想含量的作品，而不是那些富有技艺成分的作品。就思想而言，他所重视的是古典的人文传统、人道主义传统，而他摒拒的是偏颇失衡的思想形态。显然他对文学的回顾，并非完整的文学史概述，而是他特定反抗史观中的文学图景。但是，应该看到，如果加缪关于反抗与反抗者的论述，止于作哲学的界定，那么，他的反抗论必定会作为一种具有高度概约性的哲理而获得普遍的认同，就像《西西弗神话》。相反一旦他进入具体的历史考察领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各种主义、各种观点、各种意见纷争的泥沼，他对文学的褒贬意见，首先就遭到超现实主义者的非难。
文学论争只不过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有大碍的领域，而真正麻烦且令人伤神的是时政性的论战。《反抗者》出版后，加缪不仅遭到超现实主义从文学上的批驳，而且更遭到了思想界左派在政治上的围攻，既包括法共的理论工作者与报纸杂志，也包括像萨特这一类的法共的同路人，特别是萨特及其主编的《现代》杂志在这场大批判中更是特别突出，形成了法国20世纪思想界的一桩大事。在《反抗者》出版后不久，《现代》杂志就发表了该刊编辑法朗西斯·尚松的文章，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措辞激烈，带有恶意，甚至不惜进行歪曲与杜撰。加缪不得不回应，写了一封致《现代》杂志主编萨特的公开信，进行自我辩护，这封公开信又引发出萨特的一大篇批判文章《答加缪书》，其严厉与刻薄亦不下于尚松文，批评加缪“是个资产者”，“抛弃了历史”，“变得恐怖与粗暴”，《反抗者》的出版是一场反革命的“热月政变”，等等。这场论战标志着加缪与萨特的多年友谊毁于一旦，大批判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加缪此后的精神与生活，直到加缪1960年逝世，萨特才写了一篇带有感情的悼念文章，总算给他与加缪的残破友谊画上了一个句号。
不言而喻，这次批判与论战是由于《反抗者》中一系列对反抗与社会革命的本质区别的论述，以及对现代历史、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社会主义运动某些现实的论述而引起的。加缪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政治史学家，他在《反抗者》中关于现代历史及其过程中的社会革命的论述，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赞同，但他论述中所涉及的社会革命中暴力的过度滥用，的确是现代史上赫然存在、不可辩驳的事实。加缪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社会主义思潮发展史的研究者，何况这部历史本身就复杂纷繁，像一个难以理清的线团。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不同组成部分的评论，也许至今还会遭到怒视与愤怒反击，但他论述中所涉及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斯大林主义的存在，即集权主义、专制主义、个人神化与集中营的存在的确是触目惊心的现实。加缪不是一个政治家、社会学家，更不是为政者，他不可能提出一个为所有人认同的人类社会的改良方案，但他召唤古希腊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地中海思想”以及合理、和谐、和平、自由、民主的人道主义传统进入现代社会，仍不失为一种非常美好的社会理想。不过，他提出的这些问题与他的论述，在当时实在是太尖锐、太敏感、太复杂了，触及到国别的利益、阵营的利益、政党的利益、学派的利益以及那些以阵营性为一生安身立命之基石或一时只习惯于左倾惯性的思想家、批评家的利益，因此，加缪的被围攻也就是必然的了。
人们是否可以设想加缪当时不去捅这个马蜂窝以免于自讨苦吃呢？应该看到，对于加缪来说，这是自然而然的一步，水到渠成的一步。要知道，加缪不是一个书斋中的教条主义者，而是一个在实际生活中、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学会了思考的思想家；不只是一个靠思维与笔介入社会政治的作家，还是一个身体力行在实际斗争中得到了锤炼的斗士。他本人经历过无产者的穷困、反抗者的磨难，亲眼见证了民族的纷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的痛苦、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及其在世界范围里的影响——他正是在这样时代背景与历史过程中酝酿自己的《反抗者》的。这部作品是加缪长期感受、长期体验、长期思考的结果，是他不可能不写的一本书，是他不吐不快的一本书，是他作为一个斗士介入社会现实的又一个前进的脚印，是他作为一个思想家的自我完成，是他要把他想走的路走到底的明证，而不是如很多人曾讥讽的，是一个“倒退”，更不是萨特所蔑称的“热月政变”。而且，在那个时代环境中，加缪此举也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内幕与血的历史，使得西欧知识界开始对社会主义苏联有了清醒的意识，抛弃了某些不切实际的浪漫想象，西欧知识界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的那种左倾，从这时起有了愈来愈明显的退潮，及至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苏联坦克彻底碾碎了西欧知识分子的左倾情结与苏维埃理想，在那之后，“社会主义阵营”之中或其周围，已经没有什么知识界代表人物在站岗放哨了，这是20世纪历史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加缪的《反抗者》只不过是这个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突出事件而已。
《反抗者》出版至今已经有了整整半个世纪，世界愈来愈厌弃暴力与集中营，愈来愈向往和平、自由、协调、和谐、符合人道的境界，并一步步缓慢而坚定地向这个目标前进。半个世纪的时间对围绕《反抗者》的那场论战作了无情的检验，也证实了这本书的勇气与意义。
从《局外人》、《卡利古拉》、《西西弗神话》到《鼠疫》、《正义者》、《反抗者》，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最基本的加缪，是鲜明突出的加缪，是给诺贝尔文学奖的殿堂添光增彩的加缪，是最有生命力的、将传世不朽的加缪！
局外人（1942年）
柳鸣九 译
第一部
一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令堂去世。明日葬礼。特致慰唁。”它说得不清楚。也许是昨天死的。
养老院是在马朗戈，离阿尔及尔八十公里。我明天乘两点的公共汽车去，下午到，赶得上守灵，晚上即可返回。我向老板请了两天的假。事出此因，他无法拒绝。但是，他显得不情愿。我甚至对他说：“这并不是我的过错。”他没有答理我。我想我本不必对他说这么一句话。反正，我没有什么须请求他原谅的，倒是他应该向我表示慰问。不过，到了后天，他见我戴孝上班时，无疑会作此表示的。似乎眼下我妈还没有死。要等到下葬之后，此事才算定论入档，一切才披上正式悼念的色彩。
我乘上两点钟的公共汽车，天气很热。像往常一样，我是在塞莱斯特的饭店里用的餐。他们都为我难过，塞莱斯特对我说“人只有一个妈呀”，我出发时，他们一直送我到大门口。我有点儿烦，因为我还要上艾玛尼埃尔家去借黑色领带与丧事臂章。几个月前他刚死了伯父。
为了赶上公共汽车，我是跑着去的。这么一急，这么一跑，又加上汽车的颠簸与汽油味，还有天空与公路的反光，这一切使我昏昏沉沉，几乎一路上都在打瞌睡。当我醒来的时候，正靠在一个军人身上。他冲我笑笑，并问我是不是从远方来的。我懒得说话，只应了声“是”。
养老院离村子还有两公里。我是步行去的。我想立刻见到妈妈。但门房说我得先会见院长。由于院长正忙，我就等了一会儿。这期间，门房说着话，而后我就见到了院长：他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我的。这是个矮小的老头，佩带着荣誉团勋章。他用那双明亮的眼睛打量打量我，随即握着我的手老也不松开，叫我不知如何抽出来。他翻阅了一份档案，对我说：“默尔索太太入本院已经三年了。您是她唯一的赡养者。”我以为他有责备我的意思，赶忙开始解释。但他打断了我：“您用不着说明，我亲爱的孩子，我看过令堂的档案。您负担不起她的生活费用。她需要有人照料，您的薪水却很有限。把她送到这里来她会过得好一些。”我说：“是的，院长先生。”他补充说：“您知道，在这里，有一些跟她年龄相近的人和她做伴，他们对过去时代的话题有共同的兴趣。您年纪轻，她跟您在一起倒会感到烦闷的。”
的确如此。妈妈在家的时候，一天到晚总是瞧着我，一言不发。刚来养老院的那段时间，她经常哭，但那是因为不习惯。过了几个月，如果要把她接出养老院，她又会哭的，同样也是因为不习惯。由于这个原因，自从去年以来我就几乎没来探望过她。当然，也由于来一次就得占用我的一个星期天，且不算赶公共汽车、买车票以及在路上走两个小时所费的气力。
院长还说个不停，但我几乎已经不听他了。最后他对我说：“我想您愿意再看看令堂大人吧。”我什么也没说就站了起来，他领我出了办公室。在楼梯上，他向我解释说：“为了不刺激其他的老人，我们已经把她转移到院里的小停尸房去了。这里每逢有老人去世，其他人两三天之内都惶惶不可终日，这给服务工作带来很多困难。”我们穿过一个院子，那里有很多老年人三五成群地聊天。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就不出声了。我们一走过，他们又聊起来了，就像是一群鹦鹉在聒噪。走到一幢小房子门前，院长告别我说：“默尔索先生，我失陪啦，我在办公室等您。原则上，下葬仪式是在明天上午十点钟举行。我们要您提前来，是想让您有时间守守灵。再说一点，令堂大人似乎向她的院友们表示过，她希望按照宗教仪式安葬。这件事，我已经完全安排好了。不过，还是想告诉您一声。”我向他道了谢。妈妈虽说不是无神论者，可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宗教。
我走进小屋，里面是一个明亮的厅堂，墙上刷了白灰，顶上是一个玻璃天棚，放着几把椅子与几个X形的架子，正中的两个架子支着一口已盖合上了的棺材。棺材上只见一些闪闪发亮的螺丝钉，拧得很浅，在刷成褐色的木板上特别醒目。在棺材旁边，有一个阿拉伯女护士，身穿白色罩衫，头戴一块颜色鲜亮的方巾。
这时，门房走进屋里，来到我身后。他大概是跑着来的，说起话来有点儿结巴：“他们给盖上了，我得把盖打开，好让您看看她。”他走近棺材，我阻止了他。他问我：“您不想看？”我回答说：“不想。”他只好作罢。我有些难为情，因为我觉得我不该这么说。过了一会儿，他看了我一眼，问道：“为什么？”但语气中并无责备之意，似乎只是想问个清楚而已。我回答说：“我说不清。”于是，他捻捻发白的小胡子，没有瞧我一眼，一本正经地说：“我明白。”他有一双漂亮的淡蓝色的眼睛，面色有点儿红润。他给我搬过来一把椅子，自己则坐在我的后面一点儿。女护士站起身来，朝门外走去。这时，门房对我说：“她长的是一种下疳。”因为我不明白，就朝女护士瞧了两眼，见她眼睛下面有一条绷带绕头缠了一圈，在齐鼻子的地方，那绷带是平的。在她的脸上，引人注意的也就是绷带的一圈白色了。
她走出屋后，门房说：“我失陪了。”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手势，他又留下了，站在我后面。背后有一个人，这使我很不自在。整个房间这时充满了夕阳的余晖。两只大胡蜂冲着玻璃顶棚嗡嗡乱飞。我觉得困劲上来了。我头也没有回，对门房说：“您在这院里已经很久了吧？”他立即答道：“五年了。”似乎他一直在等着我向他提问。
接着，他大聊特聊起来。在他看来，要是有人对他说，他这一辈子会以在马朗戈养老院当门房告终，那他是苟难认同的。他今年不过六十四岁，又是巴黎人。他说到这里，我打断说：“哦，您不是本地人？”这时，我才想起，他在引我到院长办公室之前，曾对我谈过妈妈。他劝我要尽快下葬，因为平原地区天气热，特别是这个地方。正是说那件事的时候，他已经告诉了我，他曾在巴黎待过，后来对巴黎一直念念不忘。在巴黎，死者可以停放三天，有时甚至四天。在此地，可不能停放那么久。这么匆匆忙忙跟在柩车后面去把人埋掉，实在叫人习惯不了。他老婆在旁边，提醒他说：“别说了，不应该对这位先生说这些。”老门房脸红了，连连道歉。我立即进行调和，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老头讲的有道理，也有意思。
在小停尸房里，他告诉我说，他进养老院是因为穷。自己身体结实，所以就自荐当了门房。我向他指出，归根结底，他也要算是养老院收容的人。对我这个说法，他表示不同意。在此之前，我就觉得诧异，他说到院里的养老者时，总是称之为“他们”、“那些人”，有时也称之为“老人们”，其实养老者之中有一些并不比他年长。显然，他以此表示，自己跟养老者不是一码事。他，是门房，在某种意义上，他还管着他们呢。
这时，那个女护士进来了。夜幕迅速降临。玻璃顶棚上的夜色急剧变浓。门房打开灯，光亮的突然刺激一时使我睁不开眼。他请我到食堂去用晚餐，但我不饿。于是他转而建议给我端一杯牛奶咖啡来。我因特别喜欢喝牛奶咖啡，也就接受了他的建议。过了一会儿，他端了一个托盘回来。我喝掉了。之后我想抽烟。但我有所犹豫，我不知道在妈妈遗体面前能不能这样做。我想了想，觉得这无伤大雅。我递给门房一支烟，我们两人就抽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