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的儒家学说，先经历了汉代董仲舒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思想下，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等说法，以儒家学说容纳诸子百家学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学体系。
之后又经历了宋代朱熹完善“理学”，朱熹是“二程”（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故此朱熹的哲学体系以程颢兄弟的理本论为基础，并吸取周敦颐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经与主张“心、理合一”、坚持以心来统贯主体和客体的陆九龄、陆九渊兄弟辩论（史称“鹅湖之会”）而形成。
朱熹的“理学”，主要思想为心与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理是本体，心是认识的主体，而“理”的来源乃是“格物致知”，“致知”而后“行”，“知为先”、“行为重”。
然后还经历了明代王阳明完善“心学”，阳明先生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
因此王阳明认为应该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从“心”中得“理”后，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
儒家学说虽然经历这三名“巨牛”的改造和完善，不过始终没有否定孔子这个儒家思想的源头，孔子提出的“仁”、“礼”还是儒家思想的根基。
“仁”为爱人之心，儒家以“仁”为本，其实就是以人为本，故此儒家方可称为人道之教，“礼”为秩序，具体为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
“仁”为“礼”源，“礼”为“仁”用，“礼”是由“仁”出发而生的，所有的“礼”被创造出来都是为了爱人、存人，如果一项制度或规范违背了这个原则，就不能叫做“礼”，最多叫做“法”而已，所有后世才有人说“礼”包含“法”，但是“法”不能包含“礼”，也有一些专家学者说“法”只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
故此孔子只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不说“己所欲之必施于人”，这是因为前者将别人看作自己，不想伤害，乃是仁，后者将自己替代别人，不容拒绝，近乎虐。
由此观之，似乎王阳明以“心”得“理”之道更近乎孔子当年所思所想，比朱熹“格物致知”之道更接近“仁”，难怪后世多推崇“阳明心学”，而对“程朱理学”多有诟病。
“理”若无“心”，便失“良知”，这令我想到了后世一句著名的话，那就是“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这句话是说科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全人类的财富，理应为全人类服务；但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科学家的命运都与自己的祖国有着密切的关系，科学知识的运动也必须服务于自己的国家。
说的也是啊，如果一个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成果，不能使自己的祖国得益，甚至不能使人类得益，那么这个科学家真的要好好反省自己的科学研究是否合理了。
这令我想起了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就是那个设立了“诺贝尔奖”的瑞典化学家、工程师、发明家、军工装备制造商和矽藻土炸药的发明者，传闻他就是由于后悔自己发明的炸药被用于战争目的，杀伤无数人，没有如他预期一样造福人类，所以才设立“诺贝尔奖”，希望鼓励更多科学家的发明创造可以造福人类，为其赎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