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新政乃是从创设开始就走上了歪路，失败基本上就是无可避免的了，即使以王莽空前高涨的威望，也只能使新朝延续了十五年。
而王莽的本家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在宋神宗时期进行的“熙宁变法”（由王安石在在熙宁元年提出，与熙宁二年经宋神宗批准施行，故史称“熙宁变法”，但是一般世人都称为“王安石变法”，可见王安石在此次变法中可谓中流砥柱。），立意鲜明，纲目并举，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可惜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王安石变法”，旨在富国强兵，消除宋朝的三冗危机（冗员、冗兵、冗费），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内强国力，外抗敌侮。
为此，王安石得宋神宗授权，先后颁布了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等富国之法，以及保甲法、裁兵法、置将法、保马法等强兵之法。
除了这些富国强兵之法外，王安石还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惟才用人，意在为变法储备一大批人才，不使变法中途废止。
可惜王安石不吸取历代变法“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的教训，还是在变法中操之过急，急功近利。
加上王安石变法本已损及不少人的利益，朝中存在相当一部分保守派，不愿意变法，乐见变法失败甚至主动破坏变法，而王安石又用人不当，其变法派中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操守品质多有问题，有的当时就被视为小人，而其中吕惠卿、曾布、蔡卞、蔡京等人都被列入《宋史·奸臣传》中。
故此整个变法可说是不得其人而施，逐渐出现动机与效果背离、条文与执行偏差的现象，变法派这边的人大敛其财，保守派那边的人绝不干涉甚至有点放任自流和纵容的意思。
例如青苗法本是官府在农民青黄不接之时向农民贷款，待秋收之时再让农民向官府还款，用官府贷款代替私人高利贷，以免农民无法还款要用土地抵账，变相促使土地兼并越演越烈，是遏制土地兼并、保护自耕农这一税收重要组成部分的良法。
但是在官吏执行期间，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层层分派、制订指标，不管农民是否需要借贷，都强行要求农民借贷，又私下调整贷款利率，不断增高，使得农民负担不起，最后还是要变卖土地抵账，而这些官吏又与乡间富豪勾结，这些变卖的土地还是流进地主富豪手上。
又如免役法，本是让农民专心耕种自家土地，可以不参加差役，改为向官府支付免役钱，让官府雇人承担差役，这样农民有更多的时间生产耕种，官府又有经济收入不致使得差役荒废，影响了一些国家建设。
这样也是两全其美之法，但是执行此法的官吏，肆意摊派，平民百姓但凡搞一点点营生如担水、理发、茶贩之类的小买卖，都要交纳免役钱，不然就不得经营，可谓民不聊生了。
而与变法派向抗争的保守派一方，却是人才济济，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苏轼等都是这一派的，单是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这三个人，不但是当时声名赫赫，就算是后世也是被人称誉有加，苏轼更是被称为“坡仙”，是当时及后世一段长时间中，东方文化圈内一名领军人物，可算是与唐朝李白齐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