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从曹操手中夺下了汉中，暂且算是压下了蜀汉益州派的不满，这才有了后来称帝并举全国之兵讨伐东吴的资本。
蜀汉拿下了汉中之后，一片大好局势，真的形成了当年诸葛老大“隆中对”里面的布局，从汉中和荆州两面对曹魏展开了钳制，只待局面进一步稳定，协调好各方面再进军关中的话，诸葛老大当年兴复汉室的计划真的是大有可为的。
可惜关武圣出于种种考虑，在未与刘备川蜀方面军取得足够沟通和配合下，突然攻曹魏不备，来了一场威震华夏的荆襄战役。
之后经历了大意失荆州及夷陵之败后，蜀汉可谓是元气大伤，国内各势力也是蠢蠢欲动，一派不稳之势。
估计刘备也是有见及此，当即命诸葛老大和李严同为托孤大臣，抬出了东州派来一起压制益州本地势力，这才险险将政权交到刘禅手上。
而之后诸葛老大更是手段高妙，政治技能点满，充分打好了刘备留下来东州派这张牌，短短数年就将蜀汉政局完全稳定下来了，还足兵存粮平定了南中雍闿、孟获之乱，为蜀汉谋求到一个稳定的后方。
就是收割了南中蛮族的人口财富，诸葛老大才有了第一次北伐的资本，可惜最后是屡屡失利，到了能够在五丈原站稳开分基地的时候，诸葛老大又身体不适以致病逝，留下了悲壮的一生让后人不断叹息。
自刘焉、刘璋、刘备到诸葛老大的执政时期，益州派一直被压制，朝中重臣基本上没有益州本地人担任，其中累积的不满可想而知有多大了。
到了诸葛老大星陨五丈原之后，蒋琬、董允、费祎相继执政，也只能大体维持蜀汉的证局，但是由于蜀汉北伐功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迟迟没有功成，益州一派的利益也再不能轻忽，自此益州派系亦渐渐抬头。
至此之时，荆州派和元老派也可谓是割舍自己的利益以安抚益州派了，使得蜀汉权力平衡达至一个微妙的局面。
可惜蒋琬、董允、费祎故是经世之才，但也没到诸葛老大这个举世绝伦的级别，所以无法做到一边维持国内政局，一边举兵北伐，常常有顾此失彼之感。
而蒋琬、董允、费祎勉励维持的局面，在他们一一逝世之后也逐渐失衡，军事上姜维主理，十一次北伐，其结果大胜两次，小胜三次，相距不克四次，大败一次，小败一次。
虽说总体上胜多败少，但也相当耗费国力，政治上没有能人把持，使得耗费的国力无法得到有效的补充，蜀汉渐渐失血而衰弱。
益州派长期收到压制，累积的不满，加上姜维北伐所耗费的钱粮、人口，都使得益州派蒙受相当大的损失，由此益州派到了姜维掌权的后期，已是大张旗鼓地表示不欲再北伐，提出息兵休养的政治愿望。
所谓“汉贼不两立”，益州派当时领头人物谯周提出了不再北伐的《仇国论》，已经可以说是与蜀汉的立国理想背道而驰，但是限于当时局势，北伐一直没有客观的成绩，朝中也不少人抱有这种思想，所以谯周也没有因为这件事受到任何处分。
但是已经是益州派表达自身不满，以及对蜀汉外来统治集团无声反抗的一个十分清晰的信号了。
到了这个时候，益州派已经可以说是与荆州派、元老派话不投机了，等到魏国攻打蜀汉的时候，益州派这班人就已经化身成典型的投降派了。
看看邓艾轻兵突进，竟然没有受到有效的阻拦，就知道益州派这些本地人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了。
最后到了邓艾这支偏师兵临成都，谯周竟然劝刘禅投降，以半劝半威胁的话术，让刘禅毫不抵抗地投降，自己获得了一个“全国之功”，受封阳城亭侯，迁骑都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