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蔓回到了实验室，开始跟劳伦斯教授讨论她的新思路，她不知道的是，西蒙斯教授也跟劳伦斯教授打了电话，跟他讨论起曹蔓寒假期间的表现，连连感叹劳伦斯教授挖到了宝，招了这么能干的研究人员。
这通电话让劳伦斯那得瑟的劲头又起来了，在电话里跟西蒙斯教授聊起他跟曹蔓的缘源来，很骄傲地说，“当年我种下的一粒种子已经长成大树，到了开花结果的时节了！”
这话让西蒙斯教授萌生了一种想法，他也到小学里播撒种子去！让更多的米国孩子对生物感兴趣，将来米国不愁没有生物研究方面的人才！
西蒙斯夫人对他这种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做法很支持，多到课堂里走动走动也算是锻炼身体了，而且做他喜欢做的事情，能让人心情愉快，能健康长寿的事情她绝对支持。
…………
曹蔓在劳伦斯教授的支持下，准备扛起新项目，做新项目的主导人。
很多事情不是想做就能做的，需要可行性分析，需要立项，需要到处去找资金，然后组成研究小组，有可能在研究的中途出了“意外”，还得重新跟资助方商谈。
大学里的科研项目的资金有好几种来源，一种是学校的研究基金，一种是政府拨款，还有一种是公司提供，还有私人资助。
米国有很多的法律法规限制科研人员的研究。
因为想着以后走教授做研究的途径，曹蔓对这方面已经做过一些研究，也不算瞎子摸象，至少头脑里有个大格局，首先需要研究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他们实验室曾经跟心理学专业的研究人员合作过，从他们那里听说过不少很奇葩的心理学实验，这些实验对心理学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因为对实验对象造成不可逆转的副作用，也被立法禁止类似的实验。
比如上世纪初期，为了研究大脑的运作机理，很多心理学学者设计了一些比较不人道的实验，不止是拿小白鼠、小猫和小狗做实验，还拿小朋友做实验，或者用高报酬和假的实验目标吸引一些成人来做实验对象，以验证一些他们的猜想。
比如二战时期那些迫害犹太人的科学家们，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造了很多折磨人的东西，这些科学家难道没有良知吗？还是说在特定环境下，对他们的人格造成了扭曲？
有些心理学家就认为这是特定环境造成的，任何人在那种环境中时间越久，就越容易养成听命行事的习惯，根本不会再有其他考虑。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设计了特殊的实验，让志愿者扮演成老师和学生角色，还对志愿者掩盖了他们的真实目的，说是为了研究体罚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和成绩的影响。
在“学生”回答错问题时就会受到电击的体罚，当电击所用电伏越来越高时，“学生”会发出痛苦的惨叫，那些“教师”也会受不了，纷纷要求终止实验。
其实这时候才是真正的实验的开始，实验的目的是要研究这些“教师”在收到“不能停止”的命令时的表现。
研究表明，几乎全部的“教师”都不得不继续，但是后续的发展很是出乎大家的意料，有些教师一直心存愧疚，有些变得麻木，有些却在看到“学生”受体罚时有点儿幸灾乐祸了。
虽然这次实验证明了人在接受命令时会做出服从的姿态，做一些旁观者看来很疯狂的事情，但参与实验的人也因此受到几乎不可逆转的影响。
内心深处的魔鬼没叫醒之后是不容易被压制回去的。
曾经有一个一岁多的小孩子被拿来实验，让他对某一种让他感觉恐怖的声音和小白鼠联系了起来，这个孩子不仅对小白鼠感到恐惧，最后还发展到对一切白色的毛茸茸的东西都感到恐惧。
在我们眼中，可爱的大白兔、毛绒玩具都成了他的噩梦之源。
想想这个孩子长大后依然有这种症状，而且还是小时候人为造成的，是不是让人恨得牙痒痒？
可惜这是一个孤儿院里的孤儿，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没有人真的关心他的心理健康的发展。
更不用说心理学家拿小猫小狗做的一些奇（变）葩(态）试验了。
所以渐渐有人提出反对这样的实验，之后法制法规就慢慢多了起来，去限制这种可能会对一个生命造成不可磨灭的损害的实验项目。
不仅是在心理健康方面立法限制，在身体健康方面也有同样的限制。
米国很多人都喜欢甜食，饭后甜点几乎是米国餐馆的一道必备餐点。米国人里糖尿病病人的比例是很高的，所以对糖尿病的防治也是很多制药公司和科研机构的研究重点。
科技人员对糖尿病以及药物的研究就受到很多法律法规的限制。比如只允许他们拿小白鼠等体型小生命相对短暂的动物做实验。
科研人员需要在小白鼠身上人为造成糖尿病症状，去研究糖尿病的成因和发展，医药科研人员在研发新药时需要在这样的小白鼠身上检查药物疗效。
但这种限制也无疑地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在小白鼠身上得到的理论不一定适合人类，哪怕是在小白鼠身上起作用的药物，也不一定能在人身上起作用，尤其是很多时候药物剂量也不是跟体重成正比的。
科研人员倒是很想在大型动物，尤其是跟人很像的猴子和猩猩身上做实验，可法律法规并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这是尽可能地尊重生命的表现，不能为了人类的糖尿病或者其他疾病就牺牲其他物种健康的生命，尤其是高等哺乳类动物。
尼克就曾经在感慨药剂难做的同时，也感慨在米国做动物还是很幸福的。不像其他国家，除了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其他动物还没有专门的动物权保护法。
很多在米国国内没法做的实验，有些科学家会寻求跟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合作，去要求宽松的地区做实验。
曹蔓他们的项目不仅要考虑法律法规方面的限制，还要考虑实验本身设计的合理性。
